四百多年前的泉州乡间，流传着一套郑重的延聘教师的乡土礼俗。不同于当代9月的教师节，古时乡里最为看重的尊师仪式安排在农历正月，彼时乡里的一桩头等大事不是拜年，而是阖乡同心登门礼请社学先生。

■通讯员 陈凯欣 融媒体记者 张素萍 王柏峰 文/图

9月10日，又一个教师节如期而至。回望历史，尊师重教的传统早已扎根在泉州的乡土血脉之中。泉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志书工作科工作人员陈凯欣在梳理地方古志文献时发现，四百多年前的泉州乡间，流传着一套郑重的延聘教师的乡土礼俗。不同于当代9月的教师节，古时乡里最为看重的尊师仪式安排在农历正月，彼时乡里的一桩头等大事不是拜年，而是阖乡同心登门礼请社学先生。

《惠安政书》

明隆庆年间，惠安知县叶春及在当地推行的社学改革，堪称明代基层教育的“操作手册”，相关制度细节被完整记录在《惠安政书·社学篇》之中。那些被请进祠堂讲学的先生，遍布乡野的社学，共同铺展成一段泉州“蒙以养正”的珍贵文教往事。

石井书院内的朱松讲学图

一座祠堂 挂起“社学”的匾

社学，是中国古代官倡民办的乡村小学，专门“教童蒙始学”，广泛设立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在乡村。“元代朝廷便诏令里社立学，但泉州早期社学并没有独立的校舍。”陈凯欣介绍，明初府城里的社学“无专设”，只在各乡丛祠挂一块匾，延请先生教化子弟，祠堂就是学堂。

明代闽南乡村古祠堂，复原古代社学的场景。（图片由AI生成仅供参考）

可以想见那时的画面：村中祠堂里，添一块“社学”匾；摆开桌凳，蒙童咿呀开蒙。明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朝廷下诏，要求天下各里社普遍设立社学，以“教童蒙始学”。先生教的是朝廷颁下的《大诰》和本朝律令，让百姓从小知法守法；到弘治十七年（1504年）以后，蒙童改从《百家姓》《千字文》开蒙。

作为泉州古代最高学府的泉州府文庙，闻名至今。

此后数十年，官员们接力兴学。景泰二年（1451年），御史许仁达按察泉州，令设社学；天顺元年（1457年），知府张岩又令各县乡村遍设社学。这位张知府拆掉僧尼房舍，改建社学。至弘治二年（1489年），泉属各县社学已见规模，其中晋江有十五所，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各四所。据《八闽通志》记载，晋江县的社学包括中和、圣泉、紫云、临漳、文兴、和光、圆通等。

一个知县 拆了祠庙办学堂

社学最风光的年代，在明嘉靖、隆庆年间。

那时社学久废，泉属各县掀起一场“毁淫祠梵宫兴设社学”的风潮——把一座座祠庙改成学堂。安溪知县黄怿，萧山人，明嘉靖五年（1526年）上任，性情刚毅，善断事务，建社学、设养济院；南安知县邱凌霄，隆庆二年（1568年）上任，在全县各“约所”设社学，又挑了生员早晚到偏远乡村给乡民讲书；晋江进士许宗镒建社学，取朱熹《家礼》编成《宜民礼要》，刻石学宫，要移一县之风。

惠安龙山书院、张岳家庙（泉州住建部门供图）

“在这批兴学的地方官当中，惠安知县叶春及留下的史料最为详尽。”陈凯欣说，叶春及是广东归善人，隆庆年间到任，进了惠安县城，一路采集民谣、询问疾苦。他决意拆祠兴学，拆毁不合礼制的祠庙一百多处，设立社学，宣讲乡约，行乡射礼、乡饮酒礼。

正月，父老备下聘书彩礼，登门礼请先生。（图片由AI生成仅供参考）

他把办学写进《惠安政书》，专立《社学篇》。《惠安政书·社学篇》记载得很清楚：每年腊月，乡里父老按村子大小、孩子多寡，定下办学规模，拟出教师人选，造册报县；县里要举行会考，请来的先生须“品学兼优、端重有威”；正月，父老备下聘书彩礼，登门礼请。这一整套考选、延聘、登门的程序，就是当年乡村世界的“教师节”仪式。

彼时，惠安一县竟办起社学212所。这位知县性子刚直，招待上官只备七双筷子，豪强大族见了都收敛手脚；他离任时军民百姓赶到京城请其留任，被人以“逃官”中伤，他拂袖归乡，在罗浮山石洞里读书，人称“石洞先生”。

一个拆祠兴学的知县，就这样把自己写进了泉州的教育史。

一份聘书 正月登门请先生

社学的讲台，站着的是“教读”。

拍摄于石井书院

“古人对社学教师品行要求远高于一般教书先生，不仅学识要过关，个人德行、举止仪态也要经过官府考核。”陈凯欣介绍道。《社学篇》里的选师程序，苛刻得近乎郑重：腊月造册报县，县里会考，考的是学问，也是人品；正月父老登门，聘书、彩礼一并奉上。对于请来的先生规矩极多——穿戴必须整齐，不得颦笑轻浮，不得奴颜婢膝，不得奉上欺下、言行不一，更不许借师生名分向学生索取。做得好，县里表扬；违反禁例，小则父老警戒，大则报县里问罪。

学生也有学生的规矩。入馆先立誓戒；穿绢布直领，不许穿绫罗绸缎；出入不许乘轿骑马，“虽富贵子弟，冬不用炉，夏不用扇”。每日早、午、晚三段施教：早学诵书，读《孝经》《三字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午学授诗歌、书法、算学；晚学教习礼仪，温习旧课。逃学怎么办？初犯罚诵书二百遍，再犯罚纸十张，三犯连家长一起罚。

拍摄于石井书院

先生教训学生也有讲究——犯小过，便与他对面端坐，一整天不说话，直到他省悟改过。嗜酒赌博、骄逸不服管教的，加重处罚。先生每月都将逃学和犯有过失的学生告知父老，严重的呈报县提学官。

这就是“蒙以养正”：从洒扫应对的“六事”里养规矩，从《孝经》《论语》的句读里养心性，从一张一弛的师道里养敬畏。

一块旧匾 社学式微私塾崛起

只是社学终究没能长久。

泉州府文庙历史文化展上的《泉州府志》

没有稳定经费，好景不长。有的社学沦为“博戏酣饮”之所；有的被豪族大姓把持，不行贿竟入不了学；惠安甚至有人“挟社学与游士为市”，把学堂当成了生意。明万历年间《泉州府志》记载，社学只能照旧志列名；《南安县志》里写下六个字：“今徒存其名耳。”德化的社学，几经流转，又变回了梵宫道宇。

清雍正七年（1729年），泉属各县奉文新建社学114所，惠安还新设了弦歌社学。“弦歌”二字，是“弦歌不辍”的期许。但社学终究式微，被各类私塾取代；清末废科举、办学堂，社学连同那块匾一起走进了历史。

匾没了，祠堂还在；社学没了，“蒙以养正”没散。陈凯欣表示，从乡间祠庙的匾额，到今天的学校教室；从正月登门礼请的“教读”，到站上讲台的人民教师，泉州人敬重读书人、礼敬教书先生的那份心气，六百年来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