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曾有完整备制，宫墙峻整，吸引大批人才前来参与兴教、传经授业——   

曾几何时，南安文庙名师宿儒云集   

与南安文庙相关的数块碑刻被珍藏于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中   

南安文庙残存几乎被茂密树林和草丛所遮蔽，仅露出一角。   

泉州网讯 （记者吴拏云 文/图）文庙，又称孔庙，是古代为祭祀孔子和推广儒家教化而兴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也是古时士子的“修身天地、晋身之阶”。南安文庙（古称南安孔庙，亦称南安县学、武荣黉宫），北宋钦宗靖康年间（1126—1127年）建于县治西，绍兴年间（1131—1162年）邑令刘孔修移建今所，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1952年，因庙殿失火，荒废至今。近日，南安市有关方面宣布启动南安文庙复建工作，令泉州文化界人士为之振奋。那么，南安文庙古时究竟是如何建制的，曾有过哪些建筑物？又有哪些名师曾在文庙内宣教？不妨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据南安文史学者王赞成介绍，宋时，朝廷奉行“兴文教”国策，先后发起三次兴学运动，各地州、县学相继落地生根。南安县学是在第三次兴学运动之后创办的。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四·学校》介绍，南安文庙在宋靖康年间建成后，除刘孔修移建的那次外，还有3次修缮：乾道三年（1167年）、六年（1170年），令鹿何、朱端章相继修之；宝庆元年（1225年），令毛淮增高之。不幸的是，在景炎间（1276—1278年），文庙便“毁于寇”。

文庙最重要的建筑物是大成殿和明伦堂，它们分别承担祭祀和教学职能，围绕它们再形成各种建筑群。实际上，南安文庙在宋代只能算初具规模，真正拥有较为完整的备制是在元代。元初至元中期，统治者将重兴路、县学视作笼络儒士、化诱风俗、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因而各地积极开展重建、重修文庙的工作。据《泉州府志》载，元延祐年间（1314—1320年），县尹李日晔重建南安文庙；泰定年间（1324—1328年），县尹刘孚继修。元统二年（1334年），县尹刘升火儿建殿庑、戟门、棂星门，殿左为遵道堂，殿右为明伦堂。至正初（约1341—1350年），县尹常瓒辟泮池。不难看出，这时的南安文庙才展露出了它该有的恢宏气势。但好景不长，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南安文庙又毁。

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各地官宦、乡绅对于文教事业十分重视，继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在重建、扩建、修缮府、县学上。洪武、永乐间，南安文庙修斋舍、仪门；宣德年间，先后建棂星门、廨舍，拓泮池、射圃，立观德亭于圃中；弘治年间，先后建馔堂、号房，修礼殿、棂星门、明伦堂，移建旧牌楼于庙学左右，复建斋宿；嘉靖年间，建敬一亭、启圣祠，凿泮池、建石桥，并立文昌、台甲二台，建应奎、毓秀二坊。此时的南安文庙堪称规模庞大、气势雄阔。后又设四门先生专祠在文庙东，奉祀唐代四门博士欧阳詹；设朱子祠在明伦堂左，奉祀大儒朱熹；设名宦祠在文庙东，奉祀历代知县、教谕、训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在重修文庙时续建文明阁，后来又屡有修缮。明代所立的一些重修县学碑记记载了南安文庙明代重修的历史，部分碑刻迄今仍存。

在重视文教政策的导引下，明廷还在地方设立提学官、提调官、学官三级管理体制，加强府、县学的行政管理，同时吸引更多名儒参与兴教，提升府、县学的教学质量。据民国《南安县志·职官志》介绍，明时，南安县学设“儒学署”，为地方官学的行政机构。整个大明王朝276年间，南安县学共有教谕46人、训导77人。这些人中不少是名师宿儒，如包原明、郭器、彭显烈、陈恩、区鹤鸣、龚士镖等，他们学问渊深、笃实严谨，对南安文教的较快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期间，南安文教出现“百里之间，弦诵相闻”的盛景，读书风气浓郁。

清朝在基本沿袭明朝教育制度的前提下，施行笼络与钳制兼施的文教政策。清代的几次文字狱，对各地府、县学打击颇大，儒生的思想受到严重禁锢，自由讲学、辩论的风气已大不如前朝。清顺治元年（1644年），兵寇毁坏南安文庙，顺治十四年（1657年）重修。康熙三年（1664年），文庙遭遇大水倾圮，庙前石坊也坍塌。从康熙六年（1667年）起，历经雍正、乾隆、道光、咸丰、光绪等朝，先后重修了南安文庙的戟门、棂星门、大殿、两庑、启圣祠、文昌阁、奎星阁、名宦祠、乡贤祠、朱子祠、崇圣祠、四门先生祠、石坊等。据民国《南安县志》载，清代南安文庙曾有两名来自建安（今建瓯）的教谕十分有名，其一是解元潘金卣，另外一位是举人陈翰墨。

民国初，南安文庙还有两次修缮：一次在1913年，增建明伦堂东西房，并葺云泮桥；另一次在1915年，修葺两庑。到了1952年，因庙殿失火蔓延廊庑，南安文庙被烧得仅存前门及部分残垣，令人痛心。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回首南安文庙历史，有辉煌时刻，也有落寞时分，兴衰兼具。如今该文庙意欲复建，犹如一文化之塔将重新屹立，民众欢欣鼓舞。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鹏鹏表示，南安文庙历史格局比较完整，建议对现存旧址环境进行全面的清理整治，并进行科学考古勘探，取得详细历史信息，为南安文庙保护修复及重建工程提供科学依据。修复及重建应尽最大程度保留遗构，呈现原有建筑规制。 

重读南安文庙古碑刻   

这些古碑刻对厘清南安文庙历史发展脉络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南安文庙在20世纪70年代曾作为北峰中学招联分校的校舍，从这张摄于1972年1月的毕业照上还可看到当时的建筑。（王赞成 供图）   

《御制》碑为明代碑刻   

核心提示

在过去的800多年历史中，南安文庙屡废屡兴，亦留下了不少记述历史的碑刻。那么这些古碑刻为我们遗留下了什么历史信息呢？且待我们一起去解读其中的部分碑刻。

□记者 吴拏云 文/图（除署名外）

“孕灵之胜区， 蜚英之名宅”

南安文庙旧址位于丰泽区北峰街道招联社区郑成功焚青衣处旁，它始建于北宋钦宗靖康年间，已有800多年历史。现今仅存的残垣断壁被深掩于树木与荒草间。旧址旁有工厂与田地，绕行观察时还能发现柱础、条石之类的历史遗留物。据南安文史学者王赞成介绍，早前在此还曾发现一块“南安县贞烈节孝祠”匾额。

在旧址残存的一面墙上嵌着三通古石碑，虽有风化，所幸字迹尚能分辨。这三通古碑分别为明代欧阳模撰《南安县重修儒学记》、明代傅履阶所撰《南安县重修儒学记》和清代吴观域所撰的《重修南安学记》。

欧阳模是南安人，字宏甫，号八山，泉州卫指挥佥事欧阳深之长子，明嘉靖戊午（1558年）举人、己未（1559年）进士。欧阳模历官都察都事、户部员外郎、宝庆知府、广西按察司训使等职，为人“笃于伦常，宽裕温好”。他所撰的《南安县重修儒学记》讲述的是万历年间泉州郡侯的佐官陆鳌来（号驾山）见南安文庙垣墙坍圮，向上申请资金修缮，终使南安文庙重焕光彩的事迹。

在欧阳模撰写的碑记里，对南安文庙地理情况记载详尽：“南安县庙学，在邑治城外迄东二三里许。其地自翠屏山右转，经田麓数里，突一峰，为文庙、学宫肇基。清源、双阳、九峰诸山环其后，金溪、黄龙江水绕其前，湍流、□山、镇市抱其东南。学大门外，疆亩沟洫井然流注其间，海潮长入于内汛。”（□为无法辨认的碑文,下同）欧阳模认为南安文庙是钟灵毓秀的好地方，“盖孕灵之胜区，蜚英之名宅也”。

然而，因为临水，南安文庙也时常遭遇水患，“值岁大浸，江水前溢，垣墙辄圮。隆庆三年（1569年）重修，至是复圮。前大尹江陵萧君应凤，请于当道，未竟”。萧应凤是万历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600—1603年）担任南安知县，他虽屡次向郡内掌政者打报告，请求修缮南安文庙，却没有下文。后来，浙江海盐人陆鳌来至泉出任“郡侯别驾”（即知府的佐官）时，重新向上提出申请，终获资金拨款，开启了南安文庙的重修工程。从欧阳模的记述来看，陆鳌来应该是位雷厉风行之人，因为“不数月，颓废者起，圮坏者完，丹青黝垩牢固”，南安文庙数月内就被修复成功，并且“望之焕然”。

欧阳模认为，修缮文庙一事不仅仅是普通地方政务，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办好庙学，培养士子，才能源源不断为国家输送可用之材，这是最重要的——“夫成毁，物之因；修举，政之务。然此其小者，非关废兴之大也。国家设学校以养士大夫，道化之昭垂，将与日月并耀，天壤比隆。此岂徒规制弘备，士所为游泳服习其间；亦其岂徒词章声华取世资，彬彬先后谓兴起哉？盖幼学壮行，家修而廷献”。欧阳模还引用《周易·蛊》中的“君子以振民育德”，以此告诫儒士们要接济帮助民众、涵养自己的德行。

由于碑文提及“维时新父母吴郡张君国维，以名进士来令吾邑”，故可推断此碑文撰写于张国维刚刚走马上任南安知县那一年，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清乾隆本《泉州府志》上有南安县学多次修缮的记载  

古时南安文庙前挹紫帽山，后负双阳山，探胜挹秀。如今在南安文庙遗址附近，亦有“灵秀所钟”石牌坊。    

知县赵时用捐俸修缮

傅履阶，字则及，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进士，民国《南安县志》载他“以民部郎出为楚雄知府”，致仕后“见重乡评”。和欧阳模一样，傅履阶也是南安人。他亲撰的那块《南安县重修儒学记》碑，披露了万历年间南安文庙在海潮、风雨侵袭下崩圮，南安知县赵时用（直隶海阳人）带头捐俸重修的事迹。

《南安县重修儒学记》碑载：“武荣黉宫，在邑治外三里许……顾其地平夷旷衍，八面来风，仍向迩黄龙□江，受海潮间值暴雨往飑，东西川倾注，海涛逆湧，宫墙之外汇为巨壑，恒慓焉崩圮是虞。甲寅秋，风雨殊常，黉舍崩圮，视往昔特甚。”武荣黉宫即指南安文庙，从碑文可以看出，当时文庙地处两江交汇处，宫墙受海潮冲击甚大，时刻有崩塌的危险。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年，1614年）秋，风雨大作，文庙学舍崩圮情况比往年更加严重。

回顾历史，其实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南安知县史孔吉就已开启南安文庙重修工程，不过他很快就离任了，工程因此搁浅。赵时用接任知县之职后，却遇全县天灾不断，据《南安县重修儒学记》载：“惟时民困灾害，百废宜襄，程费浩繁，良筹难展”，重修文庙的资金没有着落。不过，赵时用没有被一时的困难吓倒，他坚持续修文庙，并“倡以捐俸”。在他的带动下全县缙绅纷纷捐资助力，“协成胜事”。据傅履阶的记载，当时赵时用先修文庙，再修明伦堂，接着修斋房、廊庑。“衰者正，朽者易，缺者补。继整启圣祠、贤宦祠，诸凡师弟子起居、藏修、游息之所，蔇茨丹垩，靡不艰完。”另据文献称，赵时用还重建文明阁于庙右，塑魁星像于其上。这次重修“始于甲寅季冬朔日，落成于丙辰季春望日”，前后历时一年多。

傅履阶对知县赵时用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称“今侯方膺万□，迁宰首闽，誉望日隆，要津浚陟，皆侯分内事。异日者，丰侯鼎彝之勋，而追其奋迹之地，必曰南安始基之也。则兹七尺贞珉，与召伯之棠并永矣”，认为南安是赵时用建功立业之地，未来表彰、总结他功勋之时，现今这块碑刻亦能万古不朽。

《宸翰》碑制作精良  

遗址附近有郑成功焚青衣处  

“门墙峻整，祠宇郁葱”

南安文庙旧址里第三通碑刻《重修南安学记》的撰写者吴观域，其身份比较特殊，是当时南安邑的县令。吴观域为清代浙江钱塘人氏，赐进士出身。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吴观域奉诏出任南安县令，结果上任的头三天，他前往拜谒南安孔庙（即南安文庙）时发现这里“堂庑倾圮，撩垣残缺……未几水溢，飘摇殆尽”，遂起修葺之意。这些都见载于碑记之中。

为了筹集修缮资金，吴观域也是带头捐资，缙绅潘盛、博士黄廷琮自告奋勇来出任助理，南安邑的缙绅见此也都慷慨解囊，“邑中绅衿共事者纷纷焉”，最后吴观域请陈霞翥、陈大任二人担任董事，负责修缮事宜。

这次文庙重修耗时7个多月，大功告成。吴观域撰写《重修南安学记》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六月，当时修缮后的南安文庙看上“赫赫其庙，肃肃其宫，门墙峻整，祠宇郁葱”。吴观域自己评价称：“虽未增美于前，亦不废坠于后。庶几此邦人履其庭，登其堂，慨然叹古先王之遗泽常存，大圣人之流风如接。家喻孝弟，户怀仁让，循循人伦之中，求其不忝为人，则深合千百世崇祀孔子大善，而于今天子崇文敦行之意举无负矣。”应该说，还是很满意的。

吴观域对于为何要崇祀孔子也有自己的一番说法，这里也将其列出：“夫社稷，土谷之神也；孔子，人伦之表也。人伦不能一日而废，土谷尤不能一日而废。人伦一日而废，土谷则无以为生；一日而废人伦，则无以为人。无以为生，犹可言也；无以为人，不可言也。故天下万世崇祀焉，以报成人之德……”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认为孔子是人伦的表率，崇祀他是因为孔子教导人们如何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南安修儒学记》碑上的文字已经漫漶不清  

遗址残存的墙上嵌有三块古碑刻。图为文物保护工作者正在进行碑刻拓片工作。（王赞成 供图）

嘉靖帝尊孔崇儒的 见证物

据王赞成介绍，除了在旧址中出现的这三通古碑外，目前在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内还收藏着与南安文庙有关的数通明代古碑刻：一通是名儒傅夏器所撰的《南安修儒学记》，一通为《御制·敬一箴·有序》碑，两通《宸翰》碑；另有两通碑记在文庙附近民居中被发现，一通为《戈侯重建万魁亭记》， 另一通为《南安邑侯吴公老父母去思碑》等；此外，还有两通《宸翰》碑屹立于南安文庙旧址东侧招联小学校内，它们都是颇具历史价值的碑记。

傅夏器所撰的《南安修儒学记》风化极为严重，所幸其碑文在历史文献中有记载。此碑主要载述的是明隆庆年间，南安知县邱凌霄鸠材敦匠修葺文庙，而后顺势训诲、开导南安儒生一事。碑文指出，经此一修，“瞻依之地，聚讲之堂，焕然新矣”。

《御制·敬一箴·有序》碑立于嘉靖十一年（1532年），其书法精湛，刻工细腻，可惜正面字迹部分已模糊难辨。但《敬一箴》是明世宗朱厚熜于嘉靖五年（1526年）亲自撰写的劝诫文章，后来颁行天下，立石于全国的学宫内。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南安文庙的这通《御制·敬一箴·有序》碑，其内容与各地县学的相一致。此碑论述的主要是“敬”和“一”这两个字。“敬”指“恭敬”，指对儒教理学的恭敬；“一”指“纯一”，指守卫内心天理这个“一”。而“箴”即箴言，是一种以规劝告诫为主的文体。“有序”是指带有序文。在此碑中，嘉靖皇帝大力宣扬“主敬协一”是对修身养性、齐国平天下十分重要的理学思想，激励士子儒生严格遵循儒学，维护儒家伦理之说。该碑背面文字载述的则是立碑官吏名称与立碑时间。

南安文庙《宸翰》碑目前发现的共有四通，但风化严重，无法辨认其完整内容。“宸翰”即指皇帝亲笔手诏。王赞成称，根据历史记载，嘉靖皇帝为了教化天下，稳固政权，以身作则激励天下士子学人，曾将自己所注解的程子“视箴”“听箴”“言箴”“动箴”以及“宋儒范氏心箴”以统一格式颁行天下，立石于各地学宫里，而碑额皆有“宸翰”字样。所以一般来说，学宫内如有安置《宸翰》碑的话，应有五通。南安文庙《宸翰》碑可能还有一通佚失了。现存的这些《宸翰》碑是嘉靖皇帝尊孔崇儒历史的最佳见证。

《戈侯重建万魁亭记》《南安邑侯吴公老父母去思碑》分别曾是南安文庙附属建筑万魁亭、名宦祠的碑刻，就不再一一赘述了。除了这些古碑刻外，在民国《南安县志》中还发现不少与南安文庙相关的“碑记”“启”等文，如洪科捷的《重新南安文庙记》《重建文明阁》、刘佑《南安县重修学宫碑记》、黄养蒙《重修南安县庙学记》、周学健《重修南安县学记》、洪世泽《募建学宫东畔小山并构亭濬浦启》等等。这些古人留下的文字对于我们厘清南安文庙的历史发展脉络，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