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解放前后，我曾在丰泽一带工作三个时期：一、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在泉州城区工委会工作时期；二、1949年6月至1949年8月底在环城区工委会工作时期；三、1949年9月至1951年8月在晋江县第三区工作时期。1992年离休后，居住在泉秀干休所，而泉秀干休所又是在丰泽区地带，真是与丰泽有缘。现把我1948年至1951年8月在丰泽一带工作的情况回忆如下： 农哥进城 1947年6月，我参加革命工作后，即在石狮与现在的晋江市永和镇一带参加革命活动。1948年5月，我突然接到地下党组织领导通知，调我到泉州市区工作。我过去曾在泉州市区读过中学，但从来没有在泉州市区工作过，长期居住在农村，这次调到泉州市区工作，真是农哥进城。 我记得进城的那一天，从晋江畲店坐泉安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经过顺济桥时，桥下的晋江江上正在进行龙舟比赛，因为那天刚好是端午节。 我入城后，按组织上交代，到钟楼附近的“都丽照相馆”，找到从晋江县农村调入市区多时的许东汉同志和经营都丽照相馆的史其敏同志。当时，泉州市区还未建立全市区统一的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许东汉、史其敏同志交代我三项工作：一、协助营救被关禁在晋江县监狱的一批地下党骨干施能鹤、傅维葵、霍劲波、郑秀治……等同志（即“泉州劫狱”）；二、加强宣传，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筹建泉州市区地下党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共泉州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泉城工委会”）；三、迅速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并争取将许东汉同志和即将成立的泉城工委会机关隐蔽在我工作的地方。 经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和周密策划，不久，营救成功了，中共泉州城区工委会也建立起来了。 泉城工委会的工作地区范围并不局限在城内，而是包括泉州城区北门外至清源山一带，东门外至桥南一带，西门外至南安丰州一带，涂门外至法石一带，南门外至池店、青阳一带。 泉城工委会书记许东汉，化名蔡琪麟，委员有史其敏、我等一些同志。许东汉同志编号401，史其敏编号402，我化名郑永安编号403。 当时根据区工委委员分工和工作任务，我除负责城内一部分工作外，还经常到北门外、西门外和东门外一带工作。 当时我经常去工作的地方，现属丰泽区的有： 一、北门外花园头村的泉埔小学 泉埔小学是地下党控制下的一所小学，校长杨文山、教员苏云涌、陈智慧、许甘石等都是地下党员，我经常去这所学校和他们联系工作。 二、北门外的四至村 四至村在清源山下，是在城区工作的地下党员王谦顺、王君仆的老家，村子人口少，靠近山边，是我们秘密活动的好地方，我与许东汉同志都经常去这个村里。夏天，我们还经常在村前底下的一条小溪洗澡。1949年初，城内的反动气焰嚣张，形势紧张，我们还将泉城工委会一些秘密的重要文件转移到这个村里去隐藏。 三、东门外的东湖小学 东湖小学当时有两个地下党员，都是教员，都是女同志，一个叫李佩瑜，一个叫苏秀珠；还有一位校长叫苏鸿琪，虽不是地下党员，但也是我们工作的对象，思想还进步，能支持我们的工作。 从泉城到环城 1949年5月，我从泉城区工委会调到闽浙赣游击队泉州团队的政工队工作，不上一个月，泉州中心县委委员、泉州团队副政治委员郑种植同志就把我叫去晋江县的前埔村找他，我不知道有什么事，大清早就赶快前往。到前埔村找到郑种植同志时，房里已坐着一位年青人，学生模样，我不认识他。郑种植同志看我进去，就对我说：“经泉州中心县委研究决定，把泉州城区和郊区的工作分开，就成立一个环城区工委会，泉城区工委会只管城内的工作，城外的原属泉城工委会工作的地区归环城区工委会负责。”并介绍我与那位年青人互相认识，说：“他叫陈天彪，泉州西门外段湖人，原系厦门侨师学生，参加革命后来游击队当文化教员，现决定同你一样，从游击队调出来，到环城区去工作。你们先去，我们还会再调一些同志去加强环城区的工作。”当时的调动很简单，领导一说，我们二话没说，立即表示服从，当天就赶到陈天彪同志的家乡——段湖村。 我与陈天彪一起回段湖村后，就住在陈天彪同志家中。陈天彪一家人对我们很好，其父在西门一家瓦窑当工人，对我们的工作很支持。 不久，中心县委调许礼尚（化名许应）、伍长顺（化名陆一）、苏开平、颜快治、黄培玉等同志来找我们。6月初，在花园头村的泉埔小学成立中共环城区工作委员会（简称环城区工委会），由许礼尚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8月初，许礼尚、伍长顺同志先后调离环城后，由我接任区工委书记和工作团团长。环城区工委成立后，我就离开段湖村到工委机关工作。 当时环城区分三大片开展工作，丰州片为第一支部，由黄衍睐同志任书记；青阳片为第二支部，由陈钟馨同志负责；东北片为第三支部，由陈天彪同志任书记。根据区工委几位主要领导的分工，许礼尚同志经常在丰州区协助黄衍睐同志开展工作；伍长顺同志经常到青阳片协助陈钟馨同志开展工作，我经常到东北片协助陈天彪同志开展工作。 环城区工委当时还准备组建一支小型的武装队伍，一开始准备组建于清源山上，后来考虑清源山太靠近泉州城区，不利于武装队伍的生存与发展，后准备组建在丰州北面的大山上，区工委机关也从北门外的泉埔小学移到丰州片埔头村的埔头小学，并在山上开展一些工作，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后因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南下解放了福建而未果。 环城区东北片实际上就是现在的丰泽区全区和洛江区的一小部分（琯头、桥南、杏宅、院前等村）。当时在东北片工作的地下党员有陈天彪、王谦顺、王君仆、萧祖沛、许振声、欧阳朝昭、潘志讯、陈凤池、何景枫、李佩瑜、苏秀珠、李昆玉、何为义、陈天印等人，非党的基本群众有黄衍欣、陈英友、杨河清、陈沧海、苏鸿琪、刘炳煌、黄聪明、江荣火……。 正当东北片的革命工作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之际，8月间，驻扎在泉州城内的晋江县保安大队得悉花园头村泉埔小学是地下党的活动据点，即派二、三十名保安队员荷枪实弹，出发至北门外，准备包围泉埔小学时，被当时在塔前村碧峰小学任教的地下党员潘志讯发现，迅速赶在保安队之前，到据点报讯，在据点的地下党员立即携带秘密文件转移至四至村，使保安队扑了一个空，朝天放了几发冷枪后灰溜溜地撤走。我知道这件事后曾表扬潘志讯同志，并给他一个外号：“摩托赛克”，赞誉其机智和行动迅速的像摩托车一样。 泉州临近解放时，环城区工委机关从丰州的埔头村前再移至石坑村。 从环城到第三区 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快得多。 1949年8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兵团解放了福州，立即乘胜沿福厦线南下，准备解放福建全境。 8月31日，地下党的中共晋江县工委书记许东汉与闽西南的泉州工委书记许昭明同志从惠安县洛阳带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泉州城内，在靠近东门的东湖小学时，许东汉立即把这一喜讯快步跑去告诉苏鸿琪校长，大声高喊：“解放了！解放了！”苏鸿琪同志一开始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许东汉同志立即拉着苏鸿琪从办公室向外跑，苏鸿琪一看有许多中国人民解放军，也跟着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当时我们坚持在石坑村工作，环城区一些同志叫解放了，大家都兴高彩烈！我们曾分批入城观看解放军的风彩。 泉州解放后不几天，我接到通知，叫我赶到城内明伦堂参加干部会，我到达后，才知道这是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会师会议，参加会议的本地干部都是一些当时地下党区工委以上的干部。会师后，通知我：由南下干部刘景沂、白全民、赵振辅、张文思等同志与我所带领的环城区本地干部在东门外的仁凤街会师。因当时环城区的范围很大，解放后，在南安丰州片的同志就在南安县丰州片与南下干部会师，青阳片的同志就在晋江县青阳片与南下干部会师，在仁凤街与南下干部会师的只有环城区工委机关和东北片的一些同志。会师后，我们即与刘景沂等南下干部共同接管设在仁凤街的国民党的东北乡公所，并在那里办公与住宿。因当时支前的任务很繁重，会师后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接管旧政权和做好支前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0月份，经中共晋江县委批准和任命，在原环城区东北片建立晋江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刘景沂，组织委员赵振辅、宣传委员郑炳山、区长白全民、农会主席张文思。愿意脱产出来工作的原环城区工委一些干部如陈天彪（任区公所秘书）、萧祖沛、许振声、李昆玉、何为义、黄衍钦、刘炳煌、江荣火等一些同志，都分别安排了相应的工作。区委会和区公所一开始设在仁凤街的旧东北乡公所，不久，就迁移至靠近石头街的东尾村。1950年，我改任区委委员、副区长。 第三区的工作地区范围分四个片：北门外至清源山顶、西门城外的段湖、乌墩、白水营至塔前、塔后、坑尾……等村为第一工作组（即现在的北峰镇一带），由我任组长；仕公岭以北至琯头、桥南、杏宅、院前、后埭……等村为第二工作组，由赵振辅同志任组长；仁凤街、东湖至圣墓……等村为第三工作组，由施西同志任组长；沉州、东尾、下淮、石头街、虫寻尾、后渚、宝山……等村为第四工作组，由白全民同志任组长。 当时，我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有四： 一、筹备粮、草，动员民工、船工，积极做好支前工作； 二、废除国民党的旧乡、镇政权，废除旧的保、甲制度，建立农会，建立新的乡、村人民政权； 三、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四、开展剿匪、反霸和开展抗美援朝等爱国运动。 解放前后，我在现丰泽区一带工作至1951年8月才离开，现在老了，又重返丰泽区，在泉州市设在泉秀街的泉秀干休所定居，的确与丰泽区有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