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市区西北郊，解放前隶属晋江县西北乡（现为丰泽区北峰镇清源街道一带），当时有个大恶霸，名叫吴友根，福清保（现为拒洪村）田奄村人。他长期窃据西北乡，曾担任过西北乡的联保主任、西北乡乡长、晋江县参议员等职。因长期横行乡里，欺压群众，为非作歹，陷害无辜，群众恨之入骨，咒骂他是西北“土皇帝”。 解放前夕至建国后的1950年秋。我经常在当时的西北乡一带工作。1950年4－5月间的斗争大恶霸吴友根，又是我亲自主持的，所以对其前后过程比较了解。昔日往事，记忆犹新。现应丰泽区政协文史委之约，把当时的过程记录整理下来。 怙恶不悛的家伙 吴友根在西北乡担任联保主任、乡长期间，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敲诈勒索，陷害无辜，坏事做绝，罪恶累累。 设在花园头村（现属环山村）的泉埔小学，从1948年夏至1949年5月，是地下党中共泉州市区工作委员会（简称泉城工委会）的重要革命据点之一，1949年6月，改由中共环城区工作委员会（简称环城工委会）领导，而且曾经作为环城工委会机关的所在地。 为了破坏、打击地下党的革命活动，吴友根即于1949年8月初，将情况密报晋江县政府，串通晋江县保安大队派兵前来围剿。幸好在泉埔小学的同志们闻讯，迅速将工作人员和文件转移至四至村，方免于难。 这件事后，地下党的中共环城工委会（一开始我在工委会担任组织委员，后当工委会书记）和第三支部（支部书记陈天彪，第三支部的活动范围相当于现在的丰泽区，即泉州市区西门外、北门外、东门外、涂门外这带）决定秘密镇压吴友根，具体执行的方案由我负责与陈天彪同志共同研究。我与陈天彪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要镇压吴友根，单靠第三支部的力量是不够的，因为第三支部的一些地下党员虽然都是本乡本土的，认识吴友根，这是一个有利条件；但不利条件是他们大部分是刚从晋江县中（即现在的泉州一中）读书出来的年青人，平时没有拿过枪，要执行镇压老奸巨滑的吴友根，谈何容易？在西门瓦窑当工人的地下党员，也是整天与泥土打交道，不懂得如何使用枪。所以，要镇压吴友根还需要外援，需请一两个枪法准的地下武工人员共同来执行。环城工委会同意这个意见，就叫我和一位地下武工人员来找陈天彪，请他找个机会，让这位武工人员先认识吴友根，然后找机会打死吴友根。一天下午，我们三人就假扮成买东西的顾客，在北门外普明街的一家店铺里聊天，因我和那位武工人员都不认识吴友根，待吴友根从店铺经过，进入我们视线时，由陈天彪同志小声告诉我们。吴友根那天没有从这条路线经过，让我们白白等了一个下午，决定另日再等。 正当我们筹划镇压吴友根的时候，忽接上级通知，要各地暂停对伪军政人员的镇压行动，要多做策反工作，多争取伪军政人员认清形势，投靠人民，弃恶从善，起义投诚，以配合全国解放。根据这个通知精神，我们只好暂时放弃镇压吴友根的行动计划，这才保留了他的狗命。 可是，不思悔改的吴友根虽知大势已去：国民党即将全面崩溃，全国即将解放。但他仍不甘心他们即将失去的“天堂”，企图卷土重来，继续骑在广大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因此于解放前夕，前往厦门参加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召开的“应变会议”，并被委任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白云纵队”总队的司令和解放后的晋江县（范围包括现在的晋江市、石狮市、鲤城区、丰泽区、洛江区和清蒙开发区）“地下”县长，然后潜伏回家，伺机活动，真是怙恶不悛，死不悔改！ 释放吴友根的争论 泉州解放后，原环城区工委会机关干部和第三支部的地下党员大部分被安排分配在晋江区（其地点就在现在的丰泽区）工作。中共第三区委会和第三区公所成立，我被任为第三区委的宣传委员（1950年10月改任区委委员、副区长），陈天彪同志任区委会和区公所的秘书，其他同志各有安排。 三区区委会和区公所把属下分成四个片，成立四个工作区，现在北峰镇这一片叫第一工作组，由我兼任组长。因此，陈天彪同志经常居住在区公所并在那里办公，而我则下乡到第一工作组工作，除到区里开会外，很少在区公所居住。 泉州解放后，厦门、金门等地尚未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量集结在同安、南安等地，准备解放厦门、金门等地，支前任务十分繁重。但当时乡村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有些工作还要利用旧保甲长去做。为借粮支前，三区区公所和第一工作组通知吴友根，向他借粮20担，并要他缴交他过去佩带的一支手枪。当时吴友根还不知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厉害，态度傲慢，拒不缴交，区公所和第一工作组就把他抓去区公所关押，人心大快。可是，区公所把他关了几天后，就把他放了。这下可把我气坏了，再加上听到有些群众的议论和吴友根狗腿子散布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吴友根没事了！”“共产党也奈何不得吴友根！”听到这些冷言冷语，使我思想更加不通，火冒三丈，要去区公所找区委书记、区长理论。 我赶到区公所（当时的区公所已从仁风街搬至涂门外的东尾村），找到区委书记刘景沂、区长白全民二位同志，他们两人正在一间房间不知谈论什么，我一进去，他们都站起来，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白区长忙搬椅让我坐，刘书记忙倒开水（当时还没有喝茶的习惯）请我喝，我却不坐、不喝，气呼呼地站着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又把吴友根放了？！”他们两人一开始不知道我为什么找他们，这时才知道我的来意。他们看我还是气呼呼的，仍然很客气地劝我坐下，有话慢慢说。我坐下后，刘景沂同志先问我：“我们这次为什么把吴友根抓起来？”我不加思索地回答：“他拒不交借粮，拒不缴枪。”刘景沂同志说：“对！他不肯交借粮，不肯缴交他的枪，我们把他抓起来。关在区公所两天，经教育，他把20担借粮全交了，又缴交了一支驳壳枪，你说我们还能再关他，能够不放吗？”刘景沂同志说后，我的口为之塞了，来时的一肚子气也消了一半多，但仍坚持说：“他平时作恶多端，罪恶很大，群众恨之入骨，那能轻易放了他？”我当时还不知他去厦门参加“应变会”和当匪特头目，要不然一定会更加振振有词。 区长白全民同志听我说后笑着说：“那是两码事！我们这次是因他抗拒借粮所以把他抓起来，他如数把粮食交了，我们当然要把他放了。至于他还有许多罪恶，如果有材料，有事实，有人告他，捡举揭发他，我们还可再把他抓起来。”刘景沂同志补充说：“你说吴友根有许多罪恶，材料在那里？证据在那里？群众敢起来揭发他、斗争他吗？”几句话又把我问住了，我已“鸡嘴变鸭嘴”了。刘景沂同志看我一时回答不出来，接着说：“这几天大家很忙，我们还来不及召开区委委员、正副区长会议，传达贯彻前天县委召开的各区委书记会议精神。你今天来的正好，就算把会议精神先向你传达了。县委提出最近要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剿匪反霸斗争，吴友根算是其中的一个斗争对象，你回去要和工作组的全体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很好发动群众，开展对吴友根的斗争，打好全区甚至全县反霸斗争的第一炮！” 我这次来区公所真是歪打正着，要来提意见变成了接受任务回去。 这时，我们已闻到厨房的煮饭、炒菜香味，时间不早啦，已到中午11点了，刘景沂、白全民同志再三留我在区公所吃午饭才回去，我摇摇手，扭头就走，赶回第一工作组。 深入发动群众 我是接近中午的11点离开区公所和东尾村的，快步穿过市区，赶回第一工作组的所在地——花园头村。我们当时到区里（包括县里）开会，既没有汽车坐，也没有摩托车骑，连自行车都没有，靠的是11号——两条腿走路，而且是打赤脚走路。我赶回工作组时，同志们已在吃午饭，我通知大家：“吃饭后请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召开个会，有重要精神传达和研究”。 当时开会也没有会议室，大家挤在我们睡觉的房间里，有的几个人挤在一张长椅子上，有的干脆把两脚缩起来，坐在床铺上。会议开始时，为保密我还把门关上，然后把我去区上找区委书记、区长谈话的情况向大家传达。怕“漏气”，把冒失去区里提意见的情况，三言两语带过而已，重点是谈剿匪反霸的事，我不但详细传达了刘景沂、白全民二同志的指示，还提出了我个人关于贯彻执行的许多意见。 传达后，经讨论，工作组的同志们很快达成了共识。一说要斗争吴友根，大家情绪很高涨，恨不得马上就把群众都发动起来，三两天就把吴友根拉来斗。 同志们的意见一致后，立即进行了分工，到各村、各户去访贫问苦，发动群众，搜集材料，培养苦主，准备开斗争大会。当时，我们规定：白天大家到各村去工作，去串联，去发动群众；晚上要汇报。重要材料要详细记录，尽量找到人证和物证。 当时，第一工作组的成员都是外乡人，没有本地人。区委、区公所秘书陈天彪是西门外的段湖村人，与吴友根同是现在的拒洪村人。为增加一位本地同志，加强第一工作组的力量，区委、区公所特将陈天彪同志暂时调到第一工作组工作。刘景沂同志也多次到第一工作组参加研究和指导工作。 可是，事情并不像我和工作组有些同志想的那么简单，发动群众也是一件深入细致、非常复杂，需要做大量工作的事。 当时，泉州刚刚解放几个月，形势还不很稳定，社会治安还有点乱，土匪、特务很多，到处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围攻我们的区公所，杀害我们的工作人员，台湾的国民党飞机也飞窜到泉州市区来轰炸，一些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还不很了解；再加上吴友根在西北乡统治的时间长，势力大，爪牙多，要发动一些苦主来对吴友根面对面斗争，他们的思想顾虑还很多。所以，工作组下村去发动群众的头几天，可以说是收效甚微。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内容也很空洞、很抽象、很不具体。表示敢于起来向吴友根开展面对面斗争的没有几个。 当时，一些群众的思想顾虑主要是： 一、过去受吴友根欺压的人多数是一些比较贫苦的农民，怕力量单薄，斗不过势力强大的吴友根，“胳膊扭不过大腿”，“打蛇不死，反被蛇咬”。 二、怕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政策软，叫一些苦主起来斗争吴友根，把吴友根抓去关几天又把他放了，平安无事，这样倒不如不斗。 三、怕政局不稳，怕变天，怕国民党反攻大陆，让吴友根再上台，一些起来斗争他的苦主，就会“十身不够死”，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种中庸之道，认为吴友根过去虽然很坏，欺压许多人，但事情已过去好几年，就不要再提了，息事宁人。 工作组到各村去访贫问苦，发动群众，吴友根闻讯，坐卧不安，万分恐慌，也派其爪牙四出活动，采取造谣、收买、威胁等卑鄙手段，企图破坏运动的进行。他们这种伎俩甚至做到我们工作组组员中来。如对陈天彪同志，先是采取软的办法，吴友根派人送10元银元到段湖村交给陈天彪同志的父亲。被陈天彪父子拒绝和痛骂后，即采用硬的办法，到处散布谣言并写检举信给有关单位，说“陈天彪这次来西北乡搜集吴友根的材料是为了公报私仇。”真是无耻至极。 针对以上情况，工作组多次研究对策和调整工作方法，变主要靠下村个别串联，访贫问苦、搜集吴友根材料、培养苦主起来斗争的工作方法为大张旗鼓宣传教育与个别串联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也可以说是公开宣传与秘密发动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在公开宣传发动上，主要是运用大小会议和各种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宣传全国胜利的大好形势，说明蒋介石已被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跑到台湾去，他们企图反攻大陆，只是痴心梦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要大胆起来当家作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和保护他们；宣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旧军政人员的政策，只准他们老老实实，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如果胆敢继续与人民为敌，为非作歹，一定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在秘密工作上，主要加紧寻找苦大仇深的受害者，搜集吴友根的罪恶材料的人证、物证。 同时，还组织了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组织了农民自己的武装队伍——民兵、以及举办夜校、识字班……等等。工作做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群众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大大提高，敢于向吴友根面对面斗争的苦主也增多了。 吴友根见势不妙，赶快溜之大吉，跑到南安县延陵村藏匿起来。 几十年来的苦水倾吐出来了 由于吴友根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解放前夕在厦门布置的在晋江县潜伏下来的特务头目。因此，泉州一解放，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公安部门的视线之中。他畏罪逃跑到南安县延陵村，找原南安县三青团干事长吴鸣海及其亲信为其掩护藏匿。晋江县公安局探知吴友根逃藏的地点后，立即与南安县公安局联系，共同监控。有一天，吴友根要到泉州市区找一位姓吴的小学校长搞阴谋活动，公安部门立即在途中将其逮捕归案。 吴友根被逮捕后，泉州市区西北郊群众（尤其是现拒洪村的几个自然村群众）闻讯，强烈要求将这西北“土皇帝”交给西北郊人民斗争。第一工作组立即将吴友根在西北郊仗势欺人、敲诈勒索、鱼肉百姓、陷害无辜等一系列罪恶整理成材料以及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上报三区区委、区公所转报晋江县县委、县人民政府，三区区委、区公所和晋江县县委、县人民政府批准了工作组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即将吴友根押交第一工作组。工作组立即于1950年4月在塔后村碧峰小学前的广场召开斗争恶霸吴友根大会。《泉州日报》闻讯，也派记者黄梅雨前来采访，史其敏同志前来现场摄影。斗争大会由我主持，受害者依次上台控诉。受害者的声声控诉，罗列了吴友根的种种滔天罪行，震撼着参加斗争大会每一个人的心。如在国民党时期，老百姓的公粮原是由县田管处派兵丁配合保甲长征收的，有些老百姓一时无法缴交的，逃避一阵子就过去了。吴友根眼看这里面有利可图，就向县政府承包征收。每年征收季节，农民们都要把应征的公粮挑到由他指定的地点去缴交，派狗腿子在场监收，每百斤要增交五斤保管费，又用铅块塞贴在秤铊下面，每万斤要多交十斤左右，公开对农民进行剥削与抢夺，稍有怨言或不交的，就会当场被骂、被打，甚至被抓，群众怨声载道。当时，吴友根为了控制西北乡的粮食市场，在北门城口普明街与一个伪保长合伙开设“米铺”，规定凡是西北乡的农民卖粮，都要到这家“米铺”出售，价格由这家“米铺”“倒价”（定价格），而且每担谷子都要拿一大把进去“检验”质量，有时还要“检捡好几次，每担谷子出售要白白损失很多谷子。” 吴友根在为国民党政府卖命、大抓壮丁的时候，也没有忘记为自己谋私利。吴友根经常采取多派壮丁名额及壮丁费的办法来加重群众的负担，从中牟利。为了缴交壮丁钱，后厝村刘与河、刘与鹅只好含泪卖掉儿子去缴交；潘巧娘则卖掉孙子去缴交。洪信娘、冯德煌等六户因无钱缴交壮丁费，就将田地暂时抵押给吴友根，到期无法赎回，这些田地都被吴友根占去。农民刘维万有两个儿子，吴友根要强行抓他一个儿子去当兵。刘维万苦苦哀求，吴友根说要不然要一个儿子当他的侄儿，刘维万不知是计，就把一个儿子当吴友根的侄子，原来是把他拉来当家奴，不久就被虐待致死。 更令人气愤的是马加埔村有一位中医叫董琼林，在厦门办一家小报，曾刊登过不利于吴友根的消息，吴友根就派其爪牙吴秋鸟、吴秋隆趁董琼林返家之时，在途中把他抓住抛入厕所之中，幸被其子发现救起后赶快再返回厦门；后来又要抓董的女婿欧世昌，致欧出家外逃，至今下落不明。塔前村陈烟仔因得罪过吴友根，被诬为盗窃贼，抓去杀掉，连尸体都找不到。惠安县崇武镇吴维宣，是个教书匠，又是个律师，曾被吴友根聘请为家庭教师，兼替他抄写文件、写公文，对吴友根一些鲜为人知的劣迹，特别是一些人命案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是吴友根劣迹的知情者，曾对吴友根进行过规劝，遂被吴友根视为眼中钉，为拔掉这颗眼中钉，又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就向上级谎报吴维宣是“汉奸”，将他加以杀害。后厝村刘维歪，是位公认的社会贤达，也是吴友根的大恩人。吴友根担任联保主任后，干了许多坏事，刘维歪作为长辈和吴友根出任西北联保主任的主要推荐人，出于好意，经常对吴友根进行批评和劝说。吴友根不但听不进去，还恼羞成怒，丧尽天良地恩将仇报，勾结当时担任泉州城防司令、旅长钱东亮，谎报刘维歪是“汉奸”。钱东亮不分青红皂白，于1937年古历七月初七日将刘维歪逮捕，同月十五日杀害于南较场。当刘维歪的老婆拿着她收藏十三年的刘维歪血衣上台含泪哭诉时，参加斗争大会的群众们立即振臂高呼：“打倒吴友根！”“打倒吴友根！”一群愤怒的农民们冲上主席台，要打吴友根，我见状立即和一些同志前来劝阻，费了好多口舌和好大力气，才把他们劝回去。 泉州刚刚解放6个多月，西北郊人民就成功地召开了斗争恶霸吴友根大会，打响了晋江县反霸斗争的第一炮。 斗争恶霸吴友根大会召开以后，《泉州日报》第二版用了整整一个版面，详细报道了这次斗争大会的情况，并对这次斗争大会给予高度的肯定和评价。 吴友根的可耻下场 1950年4月在塔后村召开第一次斗争恶霸吴友根大会后，同年9月又在普明与“倒松”之间召开一次规模更大的斗争大会，同样由我主持。参加这两次斗争大会的群众达6000多人，共有60多位上台控诉吴友根的罪行。 但是，这两次斗争大会主要是控诉吴友根在担任西北乡联保主任、西北乡乡长期间的许多罪行，还不是吴友根滔天罪行的全部。吴友根更严重的罪行是临解放尚不思悔改，不肯放下屠刀，而且怙恶不悛，坚持反动立场，更加凶残。还跑去厦门参加特务头子毛森的“应变会议”，被委任为晋江县地下县长和“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白云纵队”的总队长，准备潜伏下来，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各项破坏活动，真是顽固不化，反动透顶！ 1950年11月，晋江县人民政府在泉州市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由副县长宁殿魁宣读吴友根的滔天罪行后，宣布判决其死刑，立即执行（同时被宣判死刑的还有其他几个罪犯），枪毙于体育场的凉亭边。吴友根成为晋江地区解放后第一批被镇压的罪犯。 吴友根的儿子吴序叠，也是一个匪特分子。在其父亲被关押在监狱期间，曾纠集一批潜伏下来的匪特分子，企图劫狱抢走其父，被我公安人员当场抓获，也与其父同日枪毙于体育场边。这就是吴友根的可耻下场。 至此，西北郊的“土皇帝”不但被斗垮了，而且彻底消灭了。大快人心，人心大快，齐声欢呼：“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决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支前、剿匪反霸和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各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