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解放前南安的反动政权与特务、土匪、地痞、恶霸、乡绅沆瀣一气相互利用，互相拉拢封建势力。割剧、独霸一方，兵灾人祸，社会混乱。据全县统计，有国民党员4553人，三青团员2165人，恶霸464人，特务796人。伪军官散兵3396人伪官员5191人。国民党和三青团相互吞并。地霸又同政权勾结。特务做恶霸、土匪政治的靠山、匪霸则操纵封建势力为特务的社会基础，把南安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 1949年夏、秋之间，南安同全国一样。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影响。地下党同志的艰苦斗争，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多数处于瘫痪半瘫痪。可是，困兽犹斗，被推翻的反动政权和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是要作垂死争扎。8月间、全县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还疯狂进行重点“清乡”、“围剿”我地下党。刚上任不久的县长刘芸生及匪特头子戴天眷、叶志华等人在厦门参加毛森召开的“应变会”后，即被派遣潜入内地组织活动。开展所谓“敌后游击斗争”，组织所谓“白云纵队”。极力阻挠破坏我解放南安的斗争。当南安县城宣布和平解放时。刘芸生和伪国民兵团团长张振闽连夜逃回老家码头、九都潜伏。在潜伏期间刘芸生拢络旧部属张振闽等人，利用同宗同姓同事旧关系，搜罗匪、特、霸和社会上的散兵游勇、流氓建立十大股匪特的组织，匪特有1800多人，拥有各种长短枪1000多支、分布在全县或明或暗进行活动。这些匪特分子所拼凑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定名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白云纵队”。 (二) 南安解放了，全县人民热烈喜庆翻身，盼望能过着美好的生活。1949年9月间的中、下旬，南安先后建立县、区二级人民政权。基层政权一时还不可能健全，有些地方的保长仍然窃踞村长位置。当时摆在县委面前的头等任务就是支前、借粮和巩固政权、稳定局势、恢复生产。 就在这时。一小撮不甘心失败的官僚政客和少数反革命分子错误估计形势。认为我人民政权刚刚成立，还有他们的社会基础，而且我们又集中精力忙于支前借粮。他们一方面制造谣言，造谣惑众，一方面组织武装抢劫群众财物，扰乱治安。甚至围攻我区公所，杀害我干部、战士和群众，妄图卷土重来，推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当时我县设立11个区公所。先后有5个区公所受到反革命武装“白云纵队”的袭击，区主干被杀害3人，其他干部被杀害41人。 7区所在地罗溪一带是全县匪特活动最为猖狂的地区。1949-10-24日，匪首张振闽在九都暗中召集匪徒开会。阴谋策划各地的武装暴动。在11月10日下半夜3时，由匪首张振闽带领匪徒200余名，武装包围我7区区公所，发生了全县第一次匪特攻区武装暴动。是夜匪暴发生时，区书记宁安玉、区长崔万金、副区长郑汲水带领区公所干部团结一致、沉着应战，把区常备队分为3个班把守在二座楼上。由区委领导亲自指挥，打死匪徒一名，终于粉碎匪徒多次向楼上冲击的阴谋，战斗坚持到第二天(11日)上午8点半，由黄佩英同志等发动当地革命群众百余人前来声援，匪徒终于溃败撤退，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 7区匪暴虽被我们打垮，但，其嚣张气焰和实力仍末受到打击。同月16日晨，匪首张振闽和陈丁酉又率匪徒400余名再次武装围攻我设在码头的6区区公所。潜伏在刘林乡的伪县长刘芸生和匪首刘祯祥率匪徒从东南面进攻码头；另一路匪徒刘完璋在刘林阻击我4区的救应；匪首戴天眷率白云纵队第4总队林平原等50～60人埋伏于大庭、宫下、曾坝等地；匪主力张振闽所股70～80人首占6区区公所背后要地，其余匪徒一部份埋伏在区公所房子四周。一部份埋伏于秀峰学校四周。在5区(诗山)到6区(码头)15华里之间布下7段埋伏圈，切断我方救援。至早晨6点半，匪徒枪声四起，8点放火烧区公所隔壁民房。此时6区区公所危急，区政委江坤元往县开会未归，副区长张青同志当机立断，带领在区的干部和区常备队战士等有限力量与群匪战斗，坚守抵抗，常备队战士傅维尖、陈继明2位同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其余同志坚持到上午10点即向外突围，张青等7位同志在突围时仍奋不顾身，拼命与群匪格斗。但因敌众我寡而被捕。之后，匪徒将他们绑押到八都与九都交界的兰坑密林中杀害。当时设在诗山的5区接到码头6区区公所被攻的消息，立即组织力量救援，区委书记宋义与副书记傅利所带队乘坐汽车赶至码头途中，宋义同志被埋伏的匪徒枪弹击中牺牲。傅利所同志亦负伤被捕。在金淘的4区区委书记杨景怀亦带领区干部及战士10多人驰救。至途中也被埋伏的土匪截击，区干部杨江苏及3位常备队战士共4人被捕。 当日(16日)，5区(诗山)因正副区书援救6区途中出事，区里力量薄弱，下午3时匪徒即乘虚攻进5区区公所。肆扰6个钟头仍退回码头驻扎。区里的衣服、被褥、用具、文印等均被匪抢光。 这次6区码头反革命武装暴动。涉及到4、5两个区，损失大。计牺牲正区书、副区长主干各1名，干部、战士8名，受伤两名，被捕10多名。(当日我剿匪部队赶到及时获救)。给我们新生的基层政权的工作带来了严重困难，这是发生的第二次反革命暴动。 1950年2月18日夜(农历正月初二)。原丰州税务所炊事员王大治叛变参匪，为匪打开区公所后门作内应，匪特30多名乘夜攻陷我9区(丰州)区公所。区通讯员陈功凤、常备队战士副班长傅孙扬等6人惨遭匪徒杀害。区委组委申玉斌等10多人受伤。被匪抢去长、短枪35支，手留弹1箱，电话总机一架和一些步枪子弹。 接着，又于同月23日上午10时。由东田乡匪首黄风明、刘利民分别勾结同安古宅、埔仔和本县英都、翔云等地匪徒200余名，在我2区(东田)暴动。是日，我区组委靳三庆同志带领区干及区常备队战士组成的下乡工作队12人到山美村准备召开群众大会，布置支前借粮等项工作。工作队到村后获群众报告。匪徒二、三十人集结在黄作民家中开会(黄作民曾任325师连长和东田乡乡长多年)，靳同志等12人即分两路向匪集中开会地点包围，刚要搜捕匪徒时。忽听四面枪声雷动，预先埋伏的匪徒立即冲出。前后夹攻。靳三庆等同志见势危急，即分路突围，匪开枪追击。我干部战士与匪顽强格斗，靳同志受重伤，幸逃匿山上得脱。其余同志被捕9人。匪同时分道包围区公所，区政委胡绪和与税务员周宗恭两同志见危过溪到甘露保往前街村方向跑去，跑至庵墓坑被埋伏的匪徒开枪射击。周宗恭中弹牺牲。区政委胡绪和继续向县城溪美方向跑，误遁入甘露保保长陈木家。陈木串通通徒要捕胡政委。胡发觉后又急逃，终因气力不支而被捕。残暴的匪徒将胡政委的头颅用石头砸烂，胡政委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区常备队排长洪金斗和区干部潘祖筹与全体战士英勇抗敌2小时，因弹尽救援未到，洪、潘二同志壮烈牺牲，其余战士被匪诱骗献枪被捕19人。当日(23日)下午匪徒攻占了区公所，至25日上午6点半。我第五军分区派出一个营的剿匪部队抵达东田痛击匪徒，匪才溃退。此次匪徒武装暴动，我2区遭受惨重的摧残，共牺牲区政委、干部、战士24人，受伤2人，被抢去长、短枪30多支，粮食400担，文件被烧毁。 1950年3月5日(农历正月17日)，6区(码头)税务组税收人员黄鸿钩及区委秘书黄慷慨与4区(金淘)税收员王福民。区干部陈克景等4位同志携带税款前往县城(溪美)缴库。途经包袱岭至南厅的曾官街并在菜馆内吃午饭。在光天化日之下，匪首尤梅生率数十名匪徒包围菜馆并开枪射击，当场3位同志被击中牺牲。另一位同志被匪绑押至包袱岭开穴活埋。被抢去税款4千余万元(旧币)。初这就是解放期的“包袱岭事件”。注；<解放后把包袱岭改为保福岭>。 在洪濑、梅山、金淘一带。匪特活动也很猖狂。洪濑有个工作队队员的孩子被杀，芦塘乡原325师警卫营长戴顺和匪首戴万兴也先后集结土霸、地主开会、阴谋反攻倒算，抢劫民船，破坏交通。金淘匪特傅世龙也潜回家乡活动。眉山有30多名土匪曾追迫到金淘4区区公所。因慑于我剿匪威力，阴谋活动均未得逞。 (三) 匪特的猖狂活动，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带来了很大威胁。给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损失。匪患不除，民无宁日。人民政权更难以巩固。第五地委和南安县委分析，认为剿匪工作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集中力量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把匪特的嚣张气焰打下去，保障我地方政权建设和其他工作的顺利进行。我第五军分区司令部先后发出南安匪情通报，南安县委即采取果断措施，大张旗鼓，开展剿匪斗争。在全县有重点的发动群众肃匪反霸，在匪患活动猖獗的六、七区的码头、九都及二区东田，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在战术上采取“猛打穷追与进驻挖根”的方法。 军事清剿：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南安县委在第五军分区的支持下。剿匪取得了显著成效。 ①1949-11-16日下午，剿匪部队由溪美和洪濑两地出发，兵分三路合击、清剿码头、诗山、九都等地区的匪特，在码头俘匪10多名，缴获机枪1支，步枪4支，解救出我被捕的干部、群众10余人。1950年2月24日午夜，第五军分区又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支援南安，由我县配合领导干部和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带路，连夜开赴东田进剿，消灭匪患。 ②以诗山、码头为基地奔袭合击股匪。在九都林坑和高介困口两处俘匪23名(包括大、中队长11名)，缴获匪特、地霸枪械20多支。 ③将剿匪部队分驻于匪活动据点的7区九都下店街、6区的码头、5区的诗山4区的金淘等4处。同时，组织武工队清剿散匪。进驻挖根。 政治瓦解：鉴于大部份土匪特别是经济匪多数活动于边远闭塞的山区，如2区(东田)地理上山岭绵延，封建统治严重，部分群众政民觉悟较低。被匪特用欺骗、利诱胁迫等手段参加匪特组织。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反复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并遵照省委“以军政结合，剿抚兼施。以政治瓦解为主”的指示，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动员匪属及其亲友上山劝说。规劝他们自己的亲、朋弃暗投明，向政府投诚，悔过自新。进行分化瓦解。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与剿匪部队武装包围相结合的形势下，全县十大股匪特组织，大多数向我区人民政府缴枪自首。截至1950年6月27日统计，歼灭匪特1657人：其中击毙88人(中队长以上36人)，打伤22人，俘掳816人。(总队长以上4人，中队长以上45人)，自新731人(中队长以上37人)，缴获各种枪械697支，炸药27箱，各种子弹34772发，粮食3万多斤，收音机1架，电话机4部，金戒指15个。以及衣服、布匹、食盐等物资。 经全县党政军民半年多时间的英勇奋战，取得了剿匪工作的初步胜利。从而有力地保障土改、镇反和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开展，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定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出现了大搞生产的新气象。 (四) 自1949年11月县委提出以剿匪为中心，经半年多的英勇奋战，截至1950年6月已取得辉煌战果，给反革命残余势力以沉重打击，迫使其公开活动有所收歛。但由于当时我们对宽大与镇压政策认识不足，执行上有偏差，对敌人的打击既不力，也不够系统，不够彻底，甚至把那些俘获和自新的匪特几乎都放了，形成了“宽大无边”，未能给予致命打击。因此，这些无恶不作的匪特其反动气焰更加嚣张，重新组织和进行一系列罪恶活动。匪特的组织和人数有明显增加由原来的10股1800多人，增至40股2700余人。匪特猖狂活动到处烧杀抢劫，百性惶惶不可终日，各项工作难于开展，对新建立的区、乡政权危害极大，群众普遍对政府有意见。群众反映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共产党一切都好，就是不杀坏人不好”。在此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斗争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于1950-10-10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为了保卫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必须坚决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要坚决克服“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1951年2月21日，毛主席又发布命令，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所有这些，都给镇反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并给予了法律上的有力武器。全县从1950年12月开始至1951年4月，共分三步，在全县范围内一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的伟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计逮捕五种反革命骨干分子2335人，镇压968人，判刑189人，管教303人，其他398人。 在这次大张旗鼓、全面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结合土改反霸、减租、减息，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大力宣传惩治匪特的暂行条例。县、区政府建立指挥领导机构——清匪委员会。各村落全面组织民兵联防，提出：“防匪自卫，保卫生产”。一村发现匪情，村村支援，使匪特无处躲藏。同时，由驻防的部队为主力，民兵配合，组织武装搜山三次，他们夜间埋伏，早晨到各村检查户口，不叫苦，不觉累，斗志旺盛。二区东田于1951年4月14日，发动民兵和群众700多人自带干粮，背鸟枪，持柴刀、木槌，到凤巢山围捕黄枝等散匪。六区码头于同日(51.4.14)亦发动全区武装民兵5500多人配合部队行动，与七区配合，一天发动二万人上八都山进行大搜山，消灭闽南有名土匪陈寒铁等匪特，受到上级表扬。刘林乡发动民兵到衡山乡围捕匪特头子刘芸生、刘金练。新街村民兵自动到含草坪村的大山上捕获匪首陈夏兰的弟弟送交区政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有的自动组织搜山，有的自动捐献旅费捕捉逃亡于外地的匪特。如匪首陈寒铁、李坤标等就是这样被歼和捕获的。匪洪维若藏于家中床底下的土坑中，被妇女孙却发现后报知民兵而捉到的，一区的福州、西溪二个基点的民兵120人，组成一个民兵大队，拥有长、短枪80支。他们情绪高涨，斗志昴扬，先后三次上山围捕，活捉了匪首侯赞仕、陈国贤、陈贻成、陈贻泵、陈贻彬等10多名，使其他匪特闻风丧胆，纷纷向区政府自新。先后自新的匪中队长以上四人，区队长、小队长以下58人，缴获长、短枪24支。全区共活捉了匪81名，自新101名，缴获长、短枪49支。八区土匪黄墙，藏于家中半年之久，最终也被群众发现而抓获。九区匪中队洪清汉，逃到厦门混入海军基地当战士，被群众发现抓获。在全县各区、乡结合土改反霸，召开大型公审大会690多次，先后批斗地霸、反革命分子1360多人，进一步发动群众，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1951年1月17日，在县城溪美召开第一次公审大会，公审匪首地霸王汉玉、王志明等七名要犯，20里外的群众17200余人冒雨赶来参加。公审会上受害的群众纷纷上台控诉。英溪乡妇女傅氏哭诉傅维镇的罪行：20年前她一家人被杀害的惨景。父母亲的手脚被捆投入河中活活淹死，其母怀孕中惨死。外祖母吓的躲到鸡笼里也不放过，用硬棍活活把她截死。台上的控诉声泪俱下，台下的群众激起义愤。十一区石井村召开公审大会枪决了“土皇帝”、匪特头子郑选卿，全村群众欢欣鼓舞，大放鞭炮，热烈庆祝。群众反映说：“共产党给我们第二次翻身解放”。通过这次活动，整个社会出现了安定团结、努力生产，“夜门不闭”的神好新风尚，对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各项中心工作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