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都，在历史上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其影响远远超过县界。探讨其因素，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自洪氏六世先祖就制订族例，拨公田部分收入(古称育才谷)作为奖助子孙求学之费，世代相承，蔚成风尚(这族例自明初沿袭至土改时才终止)；二是馆学私塾遍布村舍，起着启蒙和普及文化教育的作用；三是城乡物资交往频繁，促进文化交流，为提高文化素质造就人才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这是从教育环境条件而言，尚有学者本人素质和师资水平等重要因素) 泉州自唐宋以来，以其所建树的文化业绩，而驰名中外。宋元间尤以海外交通发达，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泉州繁荣，带动内地。英都地处南安县西部边陲，是个著名的内陆盆地。历来盛产稻米，为南安县的一大粮仓，可为市场提供粮食。由于农业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达奠定物质基础。 笔者从查阅英都古代历史资料中，发现英都和泉州的城乡交往是很频繁的。在封建社会中，农村经济特点是自供自给的封闭式的，而英都古代的农村经济却打破了这种封闭状态。在地理条件上，它虽是内陆的山乡盆地、但人们却充分利用了英溪和西溪的航运条件，与泉州进行了频繁的物资交往，这种契机，促进了英都古代文化的发达。安溪的湖头也象英都一样，在历史上也曾有杉木、毛竹、石灰、铁器等大批土特产，通过西溪航运到泉州，进行城乡物资交易，促进了文化交流，而有名贤辈出。这英都、湖头两地同样是内陆偏僻之乡，可是，就其经济和文化发达程度，不仅在本县而且在泉州府地都占有重要地位，被誉为“人文荟萃之乡”。 本文拟通过城乡交往之间，以贸易、徙居、就学、赴考、姻亲等几方面的相互关系，探讨英都古代文化发达诸因素的积极作用。 一、物资交往 城乡联谊 英都盆地自古以来，具有土地肥沃、水源好等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盛产稻米，而且各种品类土特产也丰富。乡民粮食富足利于发展家禽、家畜，物产富饶又促进贸易繁盛。数百年来，以英圩街为中心，形成按农历逢四、逢九每隔五天为一圩的盛大集市贸易，成为南安、安溪两县的物资集散地。 据《泉州府志》物产篇记载，宋元间，丝织“翁绢”和“英山名茶”不仅驰名泉郡，而且还远销海外。又据世袭船家提供资料，自明代以来，英都有民间木船队十多只，每月运往泉州稻谷有三千多担，松尾、木块等薪柴一万多担。还有成批鸡鸭、猪苗、薯苗、烟叶、地瓜干等农副产品，运往泉州城内、城郊销售，再从泉州运回海产、食盐、蜡烛、布匹、药材、瓷器、文具等外地产品。由于长期进行物资交易，遂有城乡联谊，农商结合。为了便于交易和储积，一些农家富户就在城内租店营业。因扩大经营的需要，纷纷入城开拓创业。有的家资富裕，为避寇乱，也相继入城重建家园。因而从农村迁居城市的发展趋势逐渐形成起来。 二、迁居城内 便于就学 据英都洪氏族谱记载，明清两代乡人外迁出县的有50多户，其中迁往泉州府城的有17户，台湾14户，余者在北京、河南、广西、温州、福州、兴化、厦门、金门、惠安、同安等地。在外迁族人中最早的是西轩长房八世洪量，于明正德庚辰年(1520年)，因家资巨富，为避草寇掠劫，迁往泉州通津门，大兴土木，营建私宅，称为洪厝埕。尤以东轩二房八世洪宙移居泉州临得里后，人丁繁衍至盛，后辈科第显达。如首登进士洪庭桂，祖孙三代连登进士洪有第、洪启睿(会元)、洪承选，还有洛闽功臣洪启初。 明清两代英都洪氏乡人先后考中进士16人(占全县10.4%)，举人65人(占全县8.3%)，贡生63人(占全县10.7%)。其中移居泉州城内或以宗亲关系寄居城内的有进士13人，举人34人，贡生40人，合计87人，占上述三类科举出仕人才总数的70%，又是大部分出自洪宙、洪以先、洪量这三大家族。他们从英都农村移居泉州城内，既具有殷厚的经济基础，而且便于到高级学府去求学。因此，古代英都与泉州的城乡交往，充分显示了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也为英都文化发达提供优越的教育环境，起着造就人才的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文化名城作出一定贡献。 三、营建会馆 专供赴考 英都洪氏祖先“课子耕读”代代相承，形成了一个重视树人育才的优良传统。因有经济上的充分保证，且有馆学遍设村舍，家长送子侄求学蔚成风尚，于是读书人就更多了。 每当科期到泉州府城赴考的童生络绎不绝。明万历年间是英都洪氏科第鼎盛时期，先后到府城赴考就有数百人。据查证万历年间考选秀才的共有104人，平均每一科考中7人。 为了让诸生员赴考之便，族中长老曾与英都和泉州两地宗亲相议筹资，于崇祯年间在泉州百源清池南畔，营建一座背南朝北三进三开的“翁山会馆”。其左侧是黄氏宗祠，右侧是西河会馆(即卓氏祠堂)。这“翁山会馆”大院可住宿四十多人，专供科期赴考诸生员食宿和自学之用。有了这座会馆，平时儒生可到此求师问学、参阅古籍、结交师友、交流学术，多方提供方便。先人为后辈读书求学，造就人才，创造了良好环境，促进英都文化发达，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缔结姻亲 优育人才 英都古代文化发达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现以上下辈相辅相承这一关系，探究其科第世家的历史。笔者在查阅翁山洪氏族谱中，发现了名贤儒士相互缔结姻亲的许多事例。从这一姻亲关系为线索，查证其后辈的出身，终于显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凡与名贤缔结姻亲，创造较好的家庭教育环境，促使优育人才，诗书传家。 从六世到十一世的“叙世录”中列出了五十例，洪氏儒士与名宦结亲的有：桐城进士监察御史郭楠，会元吏部郎中傅夏器，桐城陈府尹，知府赵君文，指挥使欧阳深，广西按察副使欧阳模，监察御史林湖，尚书蔡克廉，监察御史汪旦，吏部郎中周良寅，桐城进士陈留，滁州牧吴辉，知府黄瓒，通判黄天申，户部侍郎黄养蒙，户部员外郎庄士元，永州守史朝富，知府陈选，解元苏浚，通判黄茂忠，知府张国谦，推官郑良璧，户侯魏义焕，都督佥事俞大猷，监察御史王春浩，户部主事温显，同知赖统，知府李道先，礼部尚书大学士李廷机，礼部侍郎詹仰庇，尚书黄凤翔，广东参政许宗镒，尚书黄光升，知府林云程，进士李日喋，监察御史詹公原，刑部主事理学名臣陈紫峰等(五品官以下的就不一一详列)。上面所例举的大多数是泉州一带颇有声誉的知名官员。英都洪氏自明嘉靖至崇祯年间五代人中的儒生，一旦登科出仕就与名宦缔结姻亲，有娶其亲女、侄女、孙女为媳，有娶其姐妹为媳。 从这一姻亲关系查其上下辈科第出仕情况，除其中无生传的7人，后辈未详的8人外，余者继承其诗书门第的有20人，后辈超越前辈的有15人，合计35人，占所列50例总数的70%。 兹录数例，以见一斑。 其一：洪宙，儒士，娶监察御史林湖妹，生长子庭芳，贡元，任苏州府学训导；次子庭实，举人，任海州知州；三子庭桂，进士，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庭实长子有第，进士，任直隶新城知县，娶监察御史汪旦次女，生长子启衮，邑庠生，娶同知赖统女，生子承选，解元、进士；有第次子启睿，会元、二甲第一名进士，任礼部郎中、浙江左布政，娶知府李道先女，生长子承绂，举人，任孝感知县、汾州知府。洪宙子孙世居泉州，数代与名宦结亲，其直系子孙十代人中，代代名贤英杰辈出。更突出的是有第祖孙三代连登进士，是英都洪氏名宦世家，科第显贵家族。南安丰州古城南门曾竖立“洪有第三进士”牌坊一座，以让后人崇尚。 其二：承畴母傅氏夫人，是一位深受儒学教诲的妇道女子。在她逝世时，《御祭碑文》中曾赞颂她“赋性仁慈，宜家睦，相夫而敬”。又追忆她对年少的承畴“爱劳备至，课读诗书”。傅氏夫人在承畴童年时，曾起着启蒙教育的作用，为承畴的成材出仕奠定良好基础。 其三：据《南安县志》卷四十明烈女传记载：“洪有临，邑库生，娶永州守史朝富次女。史氏幼能诵《女训·内则》诸篇。及归，执妇道惟谨。有临省试不遇，愤疾病卒。史氏年二十五，守一子启聪，耐辛茹苦，理家俭，训子严，性嗜书。命子就傅，虽祈年赛社，不容放假辍业以嬉，终抚遗孤成器”。启聪于明万历间登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兵部郎中、襄阳知府。史氏受诰封太安人。 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婚姻关系中，以门当户对而择偶，是当时社会的一般共性。恩格斯针对这种婚姻关系，明确指出：“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它是从家世利益出发的，其实质是维护封建统治地位的。这是从外部社会关系而言，但是，从家庭内部因素来看，仍然是要通过提高文化素质、造就人才、学优则仕这一途径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因此，具有文化素养的闺秀，婚嫁后对其子女的家庭教育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以上三例是为明证。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女子是不允许出门读书的，只有府城官家、商贾或农村儒士、富户，有的是由家长亲自传授，有的是聘请塾师在家执教。这些女子有了文化素质，就懂得督促和启迪其子女求学，开导说理，诵读诗书，教养有素。这就为其后辈的成材，奠定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 从城乡物资交往而促进文化交流，又从学优登仕而与名宦缔结姻亲，促使文化之家的形成，再从文化之家的延续和扩展的结果，为英都历史上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形成一系列相互促进的重要因素。它显示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优良传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历史课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