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平原，东南有深的海港，西北有连绵的丘陵，中间贯横着长流的晋水，便于人们的劳动生息，运输往来，凭着优越的自然条件，而成为我国的文化古城和最早最大的对外贸易城市。泉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丰州居有重要的地位。 近几十年来，在晋江流域发现的大批新石器遗址，(南安近三十处)，得到的石器，陶片数以万计，还有石基，灰烬坑等物，这说明四千年前。早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正处于周秦年代，他们无疑是后来所指的古闽越人。闽越人在对自然环境的搏斗中，不但掌握了农耕，渔猎的初步技术，还擅长舟楫，适应水上生活。由于闽越人在历史上多次(如汉武帝等)受到征战围剿，有的逃遁深山密林，有的飘游出海。法国的史学家马洛尔发现：“闽越海盗在公元前300年，占据着红海口，建立雒国(同骆)，他们玉镂铜鼓，观其刻画，正是闽越人航海南下时带来的”。台湾风鼻头文化，菲律宾的秦墓发现，都可以认为是闽越人乘槎而到达台湾、菲律宾等地的佐证。 从东吴、两晋、经宋、齐、梁、陈、至隋、唐中叶(260－684)。自西晋末年、永嘉(307)之乱，衣冠八族争相入闽，沿江定居，古南安至此而称晋江。在这阶段，丰州先后成为东安、晋安、晋平、梁安、南安及丰州，武荣州的县治、郡治、州治所在地。虽然其设治的城址，早已湮没，但从丰州旧址发现的“子城”残砖，一千四百年前的九日山下，展现着一个船舶罗布，桅樯林立的金溪港(梁安港、六朝港)。北宋端拱间，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云：“拘那罗陀，南梁普通(525)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而宋赞宁《高僧传》《续高僧传》云：拘那罗陀(真缔)，南梁大同十一年(545)武帝派张记抵扶南叩请之，于次年(546)八月返回南海，北上梁安(南安)住锡延福寺，学汉语汉文，译经讲经。太清二年(548)到建业(南京)住宝云殿。南陈永定间(563)再入延福，翌年九月欲返西国，乃乘大泊航发梁安。可见高僧几次往返皆从金溪港登船。 上引资料纪年虽相去二十年，但拘那罗陀住锡延福寺译经的事实是清楚的。曾会的《重修延福寺碑铭》云：“东去郡城十五里，南去大海三十里，左则南安属邑，市人之所游集；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独其西北冈阜连路，若虎而蹲，若龙而奔，黛滴蓝喷，藏烟泄云，自远而来，豁然展开，双方对崎，中坦数里，显其融洁之初，已张本乎造寺也。始晋太康九年，在县西南，至唐大历三年，移建于斯。”这段话，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曾会时所修的延福寺，是建于唐大历三年(768)的九日山延福寺，而拘那罗陀住锡的延福寺，当是西晋太康九年(288)所建，西去二里许(据志)，即在今庙下村。 庙下村地形地物特殊，面临金溪、与厝仔、坑尾、后田、高洋、后辽、龙亩、大坑等小村落，分散在上百个连成一片的小山凹里，向东不远圈抱九日与莲峰，并行的小山脤，中间构成一个约有八华里的长条小平原，这里是农、林、果、付、渔首冠丰州，小平原纵穿着一条水流，源发葵山东南麓，中段有盛产“泉芡”的后田加池，水尾与金溪汇合处即名列方志的“万石坡”所在。其地理形势与曾氏碑铭所描绘悉合。 根据我小组的初步勘察和群众提供的信息：这里有庙下太康五年晋墓。有飞扬山下的石雕龙头和石质大砛。有地下二百米长的砖墙，有村后石崖“仙字”。村西里许有古延福寺遗址和后山上足以蔽风雨的译经洞。厝仔村有长丈余阔米许的石质大马槽，后寮发现有石质药辗。后田有莲花塔盖石，龙亩有释伽寺址及古井，至今秃垣白瓦片成层等，可见当时庙下一带的繁华。这是二。 其三，也是所最值得注意的是曾文中“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一句。也就是说，在延福寺前的晋江，到宋时海潮依然可到，是海上交通的要津。在唐移建于九日山的延福寺东北，与九日山连绵的是莲花峰，其南麓田间，有周井一口，径一米许，深丈许，相传有四口，为五代周姓所凿。附近有镇潮石、田中出土过铁锭、山边发掘过船缆。这一段晋江又叫金溪，“南临金鸡山，东距武荣邑治仅二里许，往来如织。盈盈一水，若锁扁，隔蕃篱。冠盖者系骑停车，负担者驰肩企踵”，确是重要津梁。宋嘉定间始有桥。以后屡圮屡修。明成化乙未(1468)年泉州太守倡重修时，有宋、王二师告云：“水深数丈，勿容措手足，太守率僚往观，果如言……”直至50年前沿江的金圭、庙下、石砻、双溪各处横渡，都还借摇桨竖帆做动力，而不用竿撑，盖深不及底。由此追溯500年前的桥志所载和千年前高僧登大泊，则水深何许便可知也。 以历史的观点看丰州，其为六朝古港当不虚谬。即使唐宋时期，虽然作为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府治迁往泉州，但以九日山为中心的西至庙下，东北至周井的晋江中段金溪，仍然是泉州湾重要的内港，因而南宋泉州市舶司的海舶祈风，才依然在九日山举行，并留下宝贵的摩崖石刻。这另有专文，我们就不再赘述。只是后来随着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地壳上升，泥沙淤积，货运剧增，吨泊加大，泉州海交港口，才从晋江中游的丰州迁徙到濒海的后渚。这个变化经历了近五百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