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萌山· 台湾民主自冶同盟（以下简称台盟）领导人、著名的政冶活动家、政论家李纯青先生于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来，许多台胞、前新闻界同仁和国内外的亲朋好友纷纷来电来文表示哀悼，认为他的逝世是祖国统一事业和中国新闻界的一大损失。 我与李老相识于一九四六年的上海，以后四十多年中经常受到他的教诲，后来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更为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导师而悲痛万分。 李老的祖籍是福建省安溪县，其父去台湾定居，经营茶业。他幼年时期在台湾目睹过日本统冶者对台湾人民的压迫，逐渐形成了强烈的爱国心。一九二五年他到厦门集美师范念书，后又到上海大陆大学学习，毕业于南京中央政冶大学。在这期间，他接受了进步思想。后到日本留学。“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抗日。他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抗日评论，文笔犀利，说理透澈，语言生动，立场鲜明，得到爱国同胞的广泛赞赏，并因此而成名；他又作为重要《大公报》社评委员，经常分析日本形势，发表评论，抨击日寇，对鼓舞抗战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挑动内战。其间他经常著文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并主编《时代青年》周刊。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中国人民解效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天津《进步日报》和上海《大公报》副总编辑、天津《大公报》副社长、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等职。他曾作为中国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和国际问题评论家到民主德国出席了世界和平第一次理事会。他曾受聘担任复旦、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并著有《日本问题概论》等许多著作，在国内外赢得了声望。 我与李老共事多年，深感他是一位在台湾同胞中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活动家。无论在岛内还是在大陆，他始终关心着台湾和台湾人民的命运。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与台籍知名人士谢南光、宋斐如、李万居、李友邦、黄朝琴、谢东文、连震东、庄希泉等人共同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为收复台湾做了许多工作。 抗战胜利后，李老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从重庆第一批回到台湾。遗憾的是，他的父亲在他抵家前两个小时已病故了。他悲痛万分，在《新生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台经过的文章，得到许多台胞的同情。他在台北参加了接受日军投降宣布台湾归还中国的“受降典礼”，并率领记者赴全岛各地访问，广泛授触各界人士，特别是抗日的进步人士，向他们介绍大陆政治形势，宣传爱国进步的政治主张，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他所写的有关阿里山的文章，被编入当时台湾的小学教科书中。他在台湾出版宣传爱国抗日的论文集《献曝》，并与林忠先生合作，主编《台湾评论》杂志，进行爱国主义和反帝的宣传，受到台湾各界人士的欢迎。 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起义后，他在上海的报刊上撰写文章，阐述台湾人民起义的正义性，支持了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他热情支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建立，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对来上海的台湾学生、到大陆读书的“公费生”、革命青年以及“二·二八”后撤到大陆来的爱国人士都关怀备至，给了许多帮助。我便是有幸经常与他接触的一员。 四十年来，李老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副主席，第四届台盟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理事等职。他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祖国统一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台盟著名的、任职最久的领导人，为台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领导台盟积极参政议政，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他曾参加毛主席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等各种政治协商活动，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积极献计献策，特别是在对台政策方面提出了许多室贵建议。他曾参加过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的起草协商，他坚决拥护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向来访的岛内外台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解释工作，并为完善和充实对台政策，特别是“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方面，积极反映了台胞的愿望和建议。他多次亲自写文章有力地反对和揭露“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阴谋。一九八三年由他起草的第三届台盟代表大会的决议，针对着美国参议院“关于台湾人民自决案”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对此，当时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一次讲话中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九八五年十月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纪念时，李老作了“台湾的出路在大陆”的大会发言，表达了台湾同胞的赤子之心，很有感染力，受到普遍称赞。最近几年他尽管多病，还写了一本《望台湾》的专著，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老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思维周密，有胆有识，廉洁奉公，顾全局、讲团结，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赢得了台盟盟员和广大台胞由衷的钦佩和尊敬。 他临终前谈到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看到祖国的统一，未能再回家乡探亲访友。他希望在台湾的老朋友及其子女，能够为统一祖国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