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李璧夏今年87岁，和女儿周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律师）一起生活，住在北京。家乡惠安县政协文史委要求我写一份个人经历的材料。我虽还眼不花，耳不聋，但做一切事都很慢，这份材料就由我口述，周红记录。 我是福建惠安人，祖居惠安山腰古县村，祖父李宝三时迁居惠安城内。我于1909-12-25日出生在甘肃兰州，当时父亲李文祥在兰州任邮政局和盐务局局长。1916年，我随父往当时北平，在慕贞小学（现北京崇文门礼拜堂址）求学。那时我才七周岁，就住读，独立生活能力强，也努力学习，在班上都名列第一，每次考试都是100分。只有一次，仍得100分，但我发现卷中有做错的地方，就找老师请改为90分。老师说：是你自己发现的，仍按100分记成绩。 1922年7月，慕贞小学毕业。9月，以第一名考入天津中西女校，至1928年7月毕业。9月，又以第一名考入当时的北平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前身），至1932年7月毕业，获学士学位，并以第一名资格得“金钥匙”奖。1931年9月又以第一名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现首都医学院前身），于1936年7月以第一名毕业，获博士学位，并以连年第一名获各年奖学金，还得文海（WENHAM）奖金（美国设立的医学界奖金，是林巧稚博士获得之后的又一人）。这一年，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协和医学院姐妹学校）发来医学博士证书。 我参加过“五四”爱国运动，尤其是二十年代，曾带头罢课，上街演讲，抵制日货，纪念国耻，是当年反帝爱国的积极分子。以后又继续活跃于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1932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同班的中共地下党员张珍被国民党逮捕，是由我出面保出来的。解放后张珍任兵器部（即后来的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他现住北京帽儿胡同13号。 燕京大学毕业后，我曾到当时北京辅仁大学考出国留学资格，得第一名获留美资格。我因爱祖国，愿在国内服务，报效祖国，就把那个名额让给与我同时去报考获第三名的亲大姐李雪夏（当时只取两个名额）。她在美国学成法学硕士，现在纽约定居，今年88岁。 协和医学院毕业后，1936年至1937年我在林巧稚大夫手下当副住院医师。这医院就是当时的北平协和医院（现在首都医院的前身）。我是儿科医师，在婴儿室负责新生儿，早产儿诊疗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至1939年，我在云南昆明惠滇医院任儿科医师。1940至1944年在云南大理喜州医院任儿科医师、副院长。1945年，我在广东梅县广益女中开设私人诊所，任儿科医师。至1947年，我把在梅县的私人诊所搬到福建福州鼓岭，开设鼓岭诊所，免费为乡人治病。我的药品用光后，即用基督徒奉献的药品继续为乡人免费治病。至1950年，土改工作队来了，我把自己的私人诊所全部无偿献给国家，由土改工作队队长师同志接收，我则仍在已献给国家的诊所里任主管医师，开药方、发药、换药、护理病人全由我一人负责。我还响应政府号召，在鼓岭偏僻山区各村巡诊，不论白天黑夜，有病家来请，都免费出诊。曾半夜举火把去给16岁早婚早孕的少妇接生，使难产母婴都获平安。曾到手脚长毒疮的农民家为之排脓进行外科处理诊治。1952年7月，我因子宫大出血，才离开鼓岭诊所，带着四个孩子到上海去找我的丈夫周康耀（已于1950年由香港回国，在上海）。我在上海红房子医院作了子宫全切大手术。 1953年，上海私营永安公司请我去当医师，每月工资500元。我却执意要在宋庆龄创建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任主治医师，负责新生儿、早产儿的诊治和护理工作。在这里工作期间，我写了一本关于新生儿、早产儿的诊治护理的教科书。原订每月工资400多元，我执意只要最低的每月164.04元。上海儿科专家宋杰（上海出版的《儿科学》总编），是我的同班同学，他说：“博士第一名，拿我们同学中最低的工资，这是对我们的污辱。”我却认为刚刚解放不久，国家还有困难，我家庭够用就行了；再说，让孩子过俭朴的生活，也是很好的教育。当时我的孩子们在上海私立模范中学等校读书，一个学期一个孩子的学费就80元。家里用的席子都是补过的，孩子们跟我哭闹，我说服他们节约过日。当时孩子除了买五分钱一支冰棒外，其他的东西都不会去买。养成了孩子们长大后生活都俭朴。 1957年，我到北京妇产医院任主任医师，负责八个婴儿室，直至1977年退休时止。这期间，我研究发明了除换血疗法还可以用葡萄糖盐水治疗新生儿黄疸，以适应不能进行换血疗法的婴儿。适应葡萄糖盐水疗法的婴儿，可以节约大量的血浆和大大降低婴儿家庭的医疗费用。凡适应此法的婴儿效果都很好。我所负责的八个婴儿室是当时北京死亡率最低的婴儿室。我所写的《葡萄糖盐水治疗新生儿黄疸》论文，发表于中华医学会新生儿杂志上，受到上级的重视。在治疗中，我从婴儿头部找血管，能一针找到，减少婴儿的痛苦。1958年，我得了当年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因我工作时要跑来跑去急救婴儿，紧张也劳累，得了高血压病，上级送我到阜外医院（在北京阜成门外立交桥附近，著名的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疗养。那时，林巧稚大夫在首都医院工作，是妇产科主任医师，但同时也是北京妇产科医院的名誉院长。如有外国大使馆官员或国际友人的婴儿到首都医院就诊，有疑难问题时，林大夫就派小汽车到妇产医院或阜外医院接我去会诊。 “文革”时，我被安排打扫妇产医院门诊大厅和一个厕所。没有给我工资，每月只给伙食费12.5元，后来长到16.5元。我坚持自己花钱买盐酸和去污粉洗刷我负责的厕所，天天保持最洁白。那时我的血压260/160，每两星期去同仁堂医院复查一次，每次都给我打针、吃药并开病假条叫我休息。除了第一次我上交病假条外，以后每次总是打针、吃药，照常上班劳动，没有再上交病假条。周红作为我的女儿，常联想起童第周扫厕所的事，叹“四人帮”如此迫害她的母亲优秀的医学博士。 “文革”时，我没能直接为病人服务，但我除了做好安排给我的劳动外，抓时间翻译了外国医学资料数百万字。我觉得当时北京图书馆进口40元一本的外国医学期刊，不及时翻译出来，而让许多尘土落在它上面，真叫人心疼。译完后，我分儿科、妇科、骨科……等分别装订成十二册，赠给北京妇产医院图书馆。原王大婉院长等都查阅过，出过论文，引用译文没有署我这译者的名字，我也很高兴。我想，只要对国家有用就好。 我退休时年69岁。退休后，我到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炎研究室帮王淑咸大夫工作，翻译了大量的医学资料。我翻译医学资料速度较快，也较准确。待遇领“补差”（领原工资与退休金之间的差额）。 退休后，我三次去美国。 第一次，979年年底，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属第五机械工业部）访美代表团医学顾问。由于当时年青的翻译跟不上，我在谈判桌上是主力，为五机部进口不少医疗设备，全部是最先进的，无一是已被国外淘汰的。因为我是医学专家，懂行，盯得紧。该访美代表团于1980年1月回国。回来后，我受到王震将军的表扬。 第二次，1985年，我的二女儿周蒙爱在美国麻省工作，请我去美。1986年2月10日至20日，我被当时里根总统请入白宫参加华盛顿特区早餐圣祷会。我宣传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白宫主管牧师葛培里（BILLY GRAM）曾13次被选为世界名人，他对我说，他不愿上中国三自爱国讲台。我对他说：“爱国有什么不好？自治、自养、自传有什么不好？”我劝他上中国三自爱国讲台讲道。1988年葛培里到上海三自爱国讲台（沐恩堂）讲道，派人到上海泰安路120弄8号我家，请我和我的女儿周红、女婿王泽才去沐恩堂听道，并跟他见面，以表示接受了我的劝说，还在希尔顿大饭店再次见面。第二天，葛培里被当时上海市长朱镕基接见，他们二人合影的新闻照片，登在《文汇报》头版。在这次早餐圣祷会上，我给里根总统提了十几条意见，如美国的离婚率过高；给女中学生发避孕套的作法消极，应积极加强教育；早餐圣祷会吃得太好，祷告太少；……等。里根总统听了，叫我也到每个小组会上去讲。参加早餐圣祷会的有美国50多个州的州长和美国各大学的校长。我在会上作了促进中美友谊的即兴英文演说，里根总统的夫人南希（NANCY）、副总统布什（BUSH）及其夫人巴巴拉（BARBARA）也在座，我还和他们同桌进早餐。我为中美友谊搭桥立了一功。 1991年1月31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和他的夫人以出公证的邀请信再次请我到华盛顿参加早餐圣祷会，我面见了布什总统。这是我第三次去美国。 每次去美国回来，我又参加工作。多年参加北方工业公司的医学研究工作，待遇仍是领“补差”。还义务为《物理大辞典》这部书翻译了50万字的资料，后来得到这部书全套三册作为纪念。我认为留在我这里是浪费，就送给我的二弟李温平。 我从六十年代起至退休后一段很长的时间，还担任中华医学会儿科杂志编辑，也是义务工作。1980年2月18日的一次儿科杂志审稿小组开会，参加者为薛沁冰、黄德珉、张璇、沈淑瑾、秦振庭和我。 我是九三学社社员，入社40年了。今年8月28日，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发给我逾30年社龄的荣誉证书。 我的丈夫周康耀（CHARES HANRY EWING CHOW），1904年3月18日出生在南美洲原英属圭亚那。曾到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舞蹈、钢琴和会计。他十六、七岁时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获得两枚金牌，为炎黄子孙争了光。他的母亲是英国人，名叫EMILY，他的外祖父是英国派驻圭亚那的拥有爵位的高级官员。他在三十年代回国后，在上海外滩海关任英文主管会计，办公地点为现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内。1937年7月1日同我结婚。1950年他再度从香港回到上海，在福音书房主编1052首赞美诗。中国音乐研究所副所长曾给我女儿周红来信说：“到有一天，当中国研究宗教音乐时，你父亲周康耀的名字不会被忘记。”1956年，他被中央音乐学院聘教钢琴。他是唯一遵照先父遗嘱落叶归根、回国定居的爱国英籍华人。在海外的亲戚称他为英雄，因他回国后连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他说的是他英国母亲教给他的最标准的英文，他曾以此自豪。他于1982年8月21日在北京故去，享年79岁。 我的大哥李温和（已故）曾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化工四厂高级工程师，厂长。 我的姐夫（李雪夏的丈夫）黄应春，是美国麻省理工博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工程师。八十年代被首都邀请为客座教授（记得是被聘为北方交通大学和第五机械工业部客座教授），回国出力。 我的二弟李温平是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他是勤工俭学留美的理工博士，当年建造武汉长江大桥九人委员会成员，定向爆破专家，国家建材部总工程师。退休后得过全国老年精英奖。 我的三弟李温仁是中共党员，教授，原福建省立医院院长，曾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现仍任全国人大代表，国际高压氧手术协会主席。 我的父亲李文祥（已故）是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 我们全家都爱国。 1995-11-30日 注：本文题目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