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中共组织派柯昆山返回惠安，与特支书记曾炉接上关系，并在东园刈上惠群小学以教员职业做掩护，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建立地下党东园支部（也称惠群支部或刈上支部），柯昆山为书记，成员有侯如海、许文辛。在组织上有个领导核心，接着便着手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工作重心，开办夜校，组织读书会、妇女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成立东后抗敌巡回队、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组织，出版《小铁扫》、《星火》等期刊，开展定期巡回演出、唱革命歌曲等活动，宣传抗日爱国。群众活动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第二年，支部在积极分子中发展陈铭、陈联芳、黄杰、许庸、谢霆、陈秀恋等人为地下党员，壮大革命斗争力量。 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国统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党组织开始进入地下活动。当时闽中特派员李刚同志，借南柳支部召开惠安特支扩大会，讨论增补委员、武装斗争和地下交通线问题，考虑到福厦公路关卡多不安全，经研究决定开辟新路线，即泉州（晋江）通往闽中区（莆田）的路线。 刈上村地处惠安南部，背山面海，位置偏僻，地瘠民穷，群众基础好。地下党支部奉上级指示，在这里建立地下交通站。站点选设在村南边下厝小楼；地下交通路线：由泉州起点，经白奇渡头或秀涂起船到刈上站，住宿过夜，第二天清早越过大骑岭抵涂寨的赤埕站，再经五柳站、南庄站、峰崎站、三朱站，直到莆田（泉州－刈上－赤埕－五柳－南庄－峰崎－三朱－莆田）。当时地下党人李刚（泉州特委书记）、曾炉（东园支部的直接领导人）、朱汉赝（时在晋江以教员为职业的地下党员）、陈忠恒（陈伯达的侄儿，1941年5月被误定为“托派”错杀，现已平反，被追认为烈士，其家乡岭头有他的纪念碑）等各级负责人多次来地下交通站，召开秘密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交通站负责传递情报，护送过境的地下同志、保证膳宿，筹集经费，有时也完成运输军械等任务。各站都有可靠的接头户，如刈上的柯、许、侯；赤埕的陈必明、王君婕；南庄的柯来法；峰崎的何必然；三朱的朱振法等人。对这条交通线朱汉赝同志非常赞赏，说：安全可靠，食宿方便，迎来送往，作用重大。 地下同志人来人往，造成学校经费拮据，教师薪俸菲薄，生活非常艰苦，一日三餐地瓜干，没有配菜，只能沾一点酱油伴食，有个“咚一术”的故事，至今群众记忆犹新，传为苦中有乐之佳话。当时百姓对老师生活困境深表同情，许多人自发送粮、送菜、送钱给学校。陈文炊先生（地下党员陈铭之父）的家中经常接待过往的地下同志的膳宿，并且把自己省吃俭用积累的钱，献给地下同志做路费。董事会也召开会议讨论，发动群众捐物、捐钱支助学校的经费，发动学生慰劳教师（每人10斤地瓜干），以缓解地下同志膳食问题。百姓真心热情的援助，保证了地下工作顺利进行；群众的拥护支持，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永远不能忘记。 1940年5月底，地下交通站遭破坏。当地有一国民党员，平时注意这里人来人往的异常现象，有一次抓住同志们工作疏忽，伺机潜入室，发现地下传单、文件而告发，使交通站遭敌人搜查，但相关地下同志安全转移。 日寇占领厦门、金门后，那时靠台湾和东南亚进口大米的泉州，因海上运输中断而粮荒严重。以蔡鼎常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家，操纵市场大量屯积居奇，弄得物价波动，大米一日数涨，贫苦市民因买不到米而吃粗糠，百姓怨声载道，不法商人却大发国难财。 地下党泉州中心县委根据这一情况，由特支书记李刚亲自领导，组织力量，打击投资商人。按照行动布置分工。惠安特支指派东园刈上支部组织地下党员柯昆山、侯如海、辛文辛、谢霆、洪耕夫、陈铭、陈联芳、陈秀恋及地下群众陈烈、陈世远等人参加。大家前一天到泉州，住三江旅社，具体任务是负责警戒（放哨）、参予抢米和指挥掩护撤退。4月4日早晨7点30分左右，先是几个地下党人到涂门街“为耕”粮店要买米，陈烈、陈世远跟七、八个地下同志迅速跨进店门，跳上屯米堆把一袋袋米往下推。同时，在外面徘徊装扮成人力车工友的同志也冲拥进去，把米一袋袋抬到街中，打开米袋。很久买不到米的群众，有的用大袋小袋装，有的用篮盛，还有的干脆脱下上衣包。人们互相走告，人像潮水涌来涌去。此时地下党中心县委方珠同志站在人力车上大声讲话，宣传抗日道理，揭露奸商罪恶。群众高呼口号如雷轰鸣。这是地下党领导的一场轰动闽南的“抢米”斗争。 义举成功，大快人心。当日刈上支部的全体成员安全撤退到洛阳时，经受战斗洗礼的大家，内心兴奋不已。柯昆山同志豪情满怀，直抒胸臆地口占一词： 卜算子·泉州米斗事件 洛阳桥中断， 绅商勾暴政， 何事避风雨？ 民情低声怨。 塔影双斜江山秀， 吃尽居奇囤积苦， 凭吊叹无主！ 谁乱谁“戡乱”？ “泉州抢米”在闽南地下斗争史上，浓墨重彩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38年6月，在国共两党合作时，报经惠安特支同意，中共党员柯昆山由进步人士柯英介绍，以灰色面目加入福建抗敌后援会惠安分会，担任宣传队长。7月，中共特支发动全县进步教师，组织12支抗敌宣传巡回队，利用暑假40多天，进行宣传演出。 1938年7月，在刈上村成立“东后抗敌宣传巡回队”，编列为县第12支。成员以惠群小学学生和群众中积极分子为主，还吸收东园地区进步师生。他们演出时除唱抗战歌曲外，还演《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长》、《我们是一群小瘪三》等剧目。定期在本村、东园、玉坂、霞美等地义演，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卖国投降；筹集资金，支援灾区。巡回队每到一地，观众云集，反映很好。 1940年7月16日，凌晨4时许，日舰放下小艇在后海海面游弋。5时左右，日舰上起飞4架飞机侵入崇武、獭窟上空，扔下炸弹数枚并扫射。日舰又向陆上开炮轰炸。稍后日军300多人从后海、三屿、港关等处登陆窜入崇武城；另一支200多人从獭窟登陆。杀害我无辜群众93人，伤40人，烧毁房屋566座，渔商船被烧毁521艘，时称“六·十二”惨案。 消息传来，地下支部成员和积极分子，义愤填赝，同仇敌忾。柯昆山同志亲自带领“东后抗敌宣传巡回队”，临危不惧，搭船过海到獭窟岛进行慰问灾民的演出，当时台上台下，群情激奋，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恨家仇交集，齐声痛斥日寇的滔天罪行。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惠安特支坚决执行上级布置隐蔽方针。刈上地下支部同志接到通知，转入地下，部分成员转移。共同战斗4年的革命情谊，一旦离开，彼此难分难离。但播下的革命种子，使斗争永不停息。斗争的手段更高明，方法更多，实行个别联系、个别领导，使地下斗争不断发展。 1941年秋，柯昆山同志派交通员接地下党党员陈联芳同志到螺城后，又转到南安诗口中心小学，以学校工友为名，印刷宣传品，从事革命活动。地下党员陈秀恋同志，转移到东岭前林一带教书，继续以教员为掩护，暗中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分子陈烈，就读民生农校，受到校长叶菲英先生思想进步的影响。有一次，陈烈同志悉知惠安警察头子奄养要逮捕何可人（即地下党员柯邦基）同志和培元中学一位数学老师，立马报告地下组织转告，使这二人逃脱罗网。民生农校毕业后，陈烈同志往台湾，时台湾暴发“二·二八”起义，他怀着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愤恨，同情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也投入参加攻占台北一个警察局，一直到国民党援军反扑时才撤退，充分显示不畏强暴的反抗的精神。但斗争有时受挫折，1945年秋，柯昆山同志被捕入狱。许镛同志当时在县城家中，得到消息，马上通知地下党同志张海天撤退（字条这样写：海天：警方追捕速逃），他为了掩护同志而被敌人发现受牵连，被逮捕坐牢多年。同年8月，陈秀恋同志也在刈上村被捕入狱。他们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地斗争，使敌人找不出什么把柄。直到1946年10月，时局发生变化，国共重庆谈判，召开政协会议，因中共及民主人士斗争，达成释放政治犯协议，他们才获得自由。 1948年春，出狱不久的柯昆山同志加入闽中惠安地下游击队，一边教书一边进行地下活动。春末，接到老朱（汉赝）通知，派他护送一批军需物资往闽中司令部。因柯是参加“马共”活动被遣送回国继续革命斗争的，他又能讲一口流利的莆仙话。于是，他和小徐化装成华侨富商，各坐一架竹抬，六个挑夫担行李箱随后，由三朱后宅村交通站出发，经下株尾渡口搭船到秀屿，经过一个个交通站人员的护送，逢陆走路，遇水乘船，行走一星期顺利抵达目的地。事后当他知道押送的东西是：一万发子弹、两挺轻机关枪（拆装）、二盏磅灯及小徐随身带三斤黄金的活动经费。他又惊又喜，这是他出狱后为地下党做的有益于革命的事。秋天，柯昆山返回刈上三天二夜，与同志们商议斗争形势，与群众欢聚一堂畅叙情谊。翌年7月，原刈上支部地下党党员许庸同志，时任惠安人民游击宣导队队长，也来刈上，联系上陈铭，在他的授意指导下，地下积极分子接管村政权和惠群小学。解放伊始，学校校长兼主村政，农会主席、民兵队长的职务都是曾经受党教育多年的地下基本群众担任，刈上人从此站了起来。 1983年12月，经重新复查评定了我县革命老根据地，并按二战、抗日和解放战争三个时期划分，东园镇刈上村被评定为抗日时期的老区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