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王福庆同志是在1943年秋，他来探访时任港墘复兴小学校长的张海天先生。那时我是该校大龄小学生，所以他一到，我常被遣唤拿开水、搬板凳之类事情，因此而认识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一些高年级的小学生，逐渐受到革命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尊师敬长直至革命同途。这一过程中，福庆同志经常来往，我对他也就一回生，二回熟了。 后来陆续听海天老师透露，福庆是东园玉坂人，是他读集美学校的同学，为人仗义，好抱不平……到我知道他们的身份后，他又说：“福庆很善于做群众工作，不管到哪个同志家，一有机会，事无大小哪怕挑水、劈柴、扫地，他都主动去干，所以很容易和劳苦人民打成一片，深受群众爱戴。”听了这些话，我对福庆同志更加敬重了。 1945年我在泉中求学时，夏末的一个清晨，我应约到曾去过的泉州旧馆驿洪瑞星的姨母家，一进后房暗室，看到张海天、王福庆、洪瑞星三人，挤坐在一张破草席地铺上。他们见到我，海天第一句话是：“叛徒出卖，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了……”这时的我，见景伤情，心如刀割，一句老师都叫不出来，泪如雨下。他们这次约我来，除简介被通缉和“科任事件”后，党组织受严重破坏，形势严峻，困难加重等情况外，更主要是为今后如何与地下党取得上下联系，互通情报开展工作。他们议定建立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并决定由我做交通联络工作。 当时，我十分感激党对我的信任，使我实现梦寐已久的向往，堂堂正正踏上革命征途。我第一次接受了他们交给的一起神圣的交通任务，并立刻起程，顺利完成。 不久，传来洪瑞星同志在泉州被捕，在莆田牺牲的噩耗。我悲痛欲绝，泪流满面。洪老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革命斗士，又是我的革命带路人之一，双方情非一般。他的罹难，无疑是党和人民事业的一大损失。197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和海天同志为寻旧梦，踏着沉重的步伐来到旧馆驿古榕巷瑞星姨母家——当年的地下交通联络站。抬头一看，大门紧闭着。邻居告知，此屋早已卖给华侨了，原房主不知去向。我们只好怅然而回。 1946年夏秋之间的一天下午，泉州许君（瑞星的表弟）把当年张、王二同志遗留在他家的衣服、被单等物交给我，要我直接送到东园玉坂村王福庆同志家。我匆匆起程，到达时见门口家犬狂吠不停，福庆的姐姐出来一面赶狗，一面和我打招呼。我说明来意，又自我介绍是港墘人。她看来戒备有所解除，把我接到二楼去。我看到她们一家人俨然惊魂未定，正迟疑之际，大姐启口说：“小兄弟，我相信你是好人，实不相瞒，刚才惠安警探来了几个人，要抓福庆和海天，我们说他们从未来过，可是人家哪里相信，到处翻箱倒笼，才离去，可能还未出村外呢！”福庆的老母亲又说：“好孩子，你赶快回去，这伙野兽诡计多端，说不定还会打回头的……” 过了些时候，我听说那次是侦探队长潘奄勇亲自带队来的。那时王、张二人都在家，要不是那只家犬灵，见陌生人老远就狂吠，使他俩警觉了，立即躲起来，那就完了。后来又听说他们为我庆幸，说我要是提前半小时到达，恐怕是回不了，会被抓走的。 洪瑞星同志牺牲后，海天失去一位生死与共的战友，怆痛不已，于1946年春节前后，又潜回港墘重整旧部，重建复兴支部（海燕支部的前身），并紧密与福庆同志配合，继续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尽管活动是秘密的，福庆又来如行云匆匆，去似流水无踪，但港墘不少渔民青年还是认识他，并亲昵的称他为“大个王”。 光阴荏苒，转眼已到1948年冬。在一个寒气逼人的早晨，省委闽中司令员黄国璋带着卫兵洪庆来港墘视察地下工作开展情况。当时海天、福庆以县工委身份作了工作汇报，接受检查指导。翌日，福庆对我说：“老吴（黄的代号）好厉害呀！除了批评我们思想保守，跟不上形势发展外，还限××天内，若无完成××任务，回过头来要杀我们的头！” 过了几天，地下党按老吴的要求派一艘交通船把他和洪庆送到福州马尾登陆。据回来的船员复述：“老吴派头可大呢！他穿着西装，戴白壳笠，黑眼镜，手拿同结（即手杖），身上什么证件都有，大摇大摆上岸逛街……”后来又听海天同志说：“黄国璋同志在戴云山战役中受伤，胸部一颗子弹还没有取出，这次到福州是要坐班机去香港治疗的。”听了这些神奇的故事，真令人深感敬畏。 老吴走后，海天喜滋滋地拿着一支锃亮的大曲七枪对我们说：“这是黄国璋同志临走时送给我的。”他又说：黄司令员这次是专程来晋江坐镇指挥，击毙制造“科任事件”的罪魁祸首联保主任吕觉剑，赠我这支大曲七就是吕匪自带的武器。经这一说，使我们理解他的得意原来在此。 1949年春，我们探悉到蒋匪军由王忠带领接兵部队二三十人住崇武镇公所，要来抓壮丁。我区工委立即召集游击队骨干十多人，由县工委张海天、王福庆亲自带领指挥袭击。经事前议定，这次行动只能达到敲山震虎，迫使对方自动撤退为好。深夜，队伍到达顽军住地墙围外，部署就绪，福庆同志一声令下：打！枪声四起，威力无比。顿时，敌住处灰暗的灯火急遽熄灭，鸦雀无声，其惊慌失措是可想而知的。事后，老王说：“要不是事前有约——打草惊蛇而已，我一定会喊出冲呀！那不知后果如何？”待我们队伍走出水关门外，井然有序的西行三里多路后，才听到惊醒过来的匪军回应几响枪声。这时，福庆不无风趣地说：“同志们！听到没有？龟孙子在放天地炮送我们了。” 通过这次袭击，使敌军惊魂落魄，第二日清晨就惶惶不安的打道回府了。不多久后，王福庆同志也上调闽中司令部任警卫团一营教导员。我想，为了工作需要，海天是爱莫能留的，但内心免不了受情感上的冲击。 8·23惠安解放的第三天，我随县工委领导到闽中司令部，虽然欣喜若狂的会见到福庆同志，但因军务繁忙，没法多叙。最使我万想不到的是，这次会面竟成终生永诀！ 解放后，福庆同志调回泉州地区任警卫营教导员，不用说海天同志是非常欣慰的，因多年同舟共济的老战友，又故地重逢，除了忆旧感伤，更多的是激发奋进，决心共同将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然而蒋匪帮不甘心失败，困兽犹斗，于1951年9月9日夜，组织敌特400多人，分成两股，冒充解放军分别从惠北和东园辖区内摸黑登陆，企图越过惠仙山路潜入崇山峻岭与我为敌。我方发现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福庆同志闻讯，义无反顾地率领一连官兵，进入晋北与惠西交界的山区，投入战斗，痛击敌人。虽然敌特终被消灭了，但我们敬爱的教导员，英风侠骨的勇士——王福庆同志却长眠在祖国壮丽的青山里。 噩耗传来时，海天同志除了痛心疾首，是否还会责怪这位老战友有勇无谋呢？我不得而知，但他执着争取为王福庆烈士竖立一座小型纪念碑，却是坚定不移的事实。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纪念碑终于竖立起来了，尽管规模不大，但对烈士家属也是一种心灵上的安慰，特别是对子孙后代忆苦思甜的革命传统教育，其效果更是无可估量的。我想，海天同志也会因此而有所释怀的。 弹指之间，福庆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2年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生活非常艰苦朴素，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异口同声说：“未曾见他穿一件好衣服，吃过一次好餐饮。”为革命餐风宿露、视死如归，令人佩服。同时，从没听见他有什么豪言壮语，更没有所谓惊天动地之举，有的只是对党忠心耿耿，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对敌人疾恶如仇，对人民亲如手足，所以他是深受人民拥戴的。福庆同志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