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朝及以前各时期 惠安的地形大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北以丘陵山地为主，东南面则是狭长相间的海滨小平原。全县耕地面积只有40多万亩，其中旱地26万亩。山地却占146万亩。可耕之田不到山地的八分之一。其次，惠安介于湄洲湾与泉州湾之间。从与仙游交界处的仙游溪出海口到洛阳江出海口的直线距离，只有47公里，但海岸线却长达192公里，这说明了海岸线之曲折。其中有许多伸向海中的半岛以及岛屿，也有侵入内地的港湾。因此惠安地理条件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东南面向大海，有不少优良的港湾和岛屿，如肖厝港这样被孙中山先生誉为“全国少有，世界不多”的天然良港。而且全县的16个乡、镇及场，就有11个处在海岸地带上。 自然条件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由于缺少可耕之田，人们便充分利用浩瀚大海的有利条件。它既赐给人们丰富的物质资源，又为人们提供了海外交通之便。据《惠安县志》及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惠安人民在很早以前就从事捕鱼、晒盐和海外交通了。可以说，“以海为田”、“资食于海”，是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手段和主要的社会经济特点①。如宋代惠安进士谢履曾在《泉南歌》一诗中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洪昆辑著的《獭江新考》曾记载獭江（即獭窟岛，又称浮山）“东则汪洋无际，可通台湾、澎湖暨日本、琉球诸番，盖中国东南隅边地也。”该书又载，“考古唐、宋、元间，（该岛）居民稠密，人皆事于通洋，遂为舟车输运津头，称富盛焉。”清雍正版《惠安县志》也记载：“惠，海国也。海滨人业船。或近而内外海捕鱼，或远而苏、台，甚且通于外洋夷国。能识飓预验，测洋面往来，可以无虞。”这些文献记载，都揭示了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惠安与台湾的关系，是源远流长的。 台湾环岛周长1139公里，海峡宽处不及200公里，近处仅130公里。西部为上升海岸，单调平直，海滩绵长。台湾海峡由于水流北南，风多南北，而船行东西。因此南风须斜北走，北风须偏南驶。海峡中有一条黑水沟，即“台湾深沟”。水流湍急，色黑如墨，深不见底，像大海鳗般地蜿蜒其中，时而激荡起泛白的泡沫，不知吞噬了多少生灵。 据郁永河所撰之《稗海记游》所载：“台湾海道，性黑，水沟最险，自北流南，不知源出何所，海水正碧，沟水独为黑……广约百里，湍流迅速，时觉腥秽袭人。”《台湾志略》也载：“舟利乘风疾行，乱流而渡，迟则波涛冲击，易致针路差失……”故有“十个移，六死，三留，一回头”之说法。船队同日启航，同样航程，竟有遇顺风逆风之不同遭遇，不能同日到达。经常两舟并行，一变而此顺彼逆。这些情况说明横渡台湾海峡之困难，但这只是古代以木帆船通航，故需待潮候风，如以现代化之机帆船、汽艇、船舰，则不受此限制。只要在船上安装一定马力的机器，则可乘风破浪，自由驱驰。 惠安渡台船只之航线，如果从福州启航，可驶至淡水或基隆；由厦门启航，可驶至布袋澳或台南安平港；由崇武启航，可驶至台中梧栖港。如因海途遇风，则可避入澎湖列岛之西屿与马公等处，然后转航布袋澳②。早晨从獭窟开帆，至半夜即可抵达台湾南部之梧栖或鹿港，返回也需同样时间，按罗盘干庚针字说，有句顺口溜称獭窟与台湾的航线为“乙申见台道，辰戌见獭窟”，又谓“乙申辰戌，一片帆到獭窟”。至今獭窟人还流传着一句谚语说：“吃台湾米，燃福州柴，走台湾好像到自己的灶脚③。”说明当时来往台湾的方便与频繁。 在惠安各港口中，以崇武与台湾为最近。据地方志记载：“崇武澳为商船渡台捷径”、“厦船来鹿（即鹿港）必至崇武、獭窟放洋”。又称“鸡笼打狗，自家门口”。民谚称：“欲与台湾通，大岞好舵工。舵牙把得正，不怕当头风。暮下三屿岙（崇武大岞角），梧栖（台中）太阳红。”凡此种种，都说明崇武为距离台中最近的港口，北上基隆，南下高雄都很便捷。 惠安地处海隅，与台湾仅一水之隔。两地人民的往来，物资的交流，按照志书的记载，已有五百多年之久。如果从古代居住在惠安大地上的古百越族与台湾高山族的历史渊源探索，则可追溯到更加遥远的年代。 惠安建县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而本县较早建村的张坂镇后边村（古称黄田）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虽比建县时间早了295年，但如与崇武大岞山龙喉岩和东园音楼山两处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较，则又迟了两千多年之久。那么，在那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住、生息在惠安大地上的先民是些什么人，属何民族？根据史料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这一民族，应是古百越族之一支。由于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之时，被强行移居江淮内地，部分辗转前往台湾，成为高山族的祖先，余下少数则融合于幅广的华夏人之中。早先居住在惠安大地上的这一民族，也就销声匿迹了。 诚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编者庄为玑、王连茂先生指出的：“福建人民移居台湾的时间，究竟始于何时，文献上确难找到具体依据。然而可信，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闽人之往台，当较他省为早。惠安人的往台时间问题，除如上述情况外，还有另一令人棘手的问题是，在一些文献的记载中，往往以泉州府名包括所辖五县名。如此一来，无论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任何一县人，都可称为泉州人，要分辨籍贯，便很困难。因此一般认为，惠安人最早往台的足迹，有传说可据的，应远溯到明朝天启元年（1621）的颜思齐、郑芝龙时期。而有文献可考的，则须退至明郑时期④。”约于1661～1680年之间。 其实，惠安地处丘陵，土地贫瘠，素以“臭头山”、“地瓜县”闻名。因生齿日繁，加上天灾人祸，人们为了家小的温饱和自身的出路，略有一技之长的五匠便纷纷外出做工。沿海群众则凭借舟楫之便，漂洋过海，前往台湾、南洋群岛等地谋生。宋代谢履的《泉南歌》，便是很好的佐证。迨至元代，由于元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统辖台湾，隶属于泉州路晋江县，惠台关系更加密切。明初一度实行海禁，但仍然有人冒险赴台谋生、定居。据有关史料记载，惠安县城南门外甲场头村王氏乡亲，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移居台湾台东县，他们把开发的村名也叫甲场头，以示不忘祖籍。张坂镇后边村黄氏《锦田大宗族谱》记载：“一德公，曹公次子，徙居浦口。数传有裔孙曰一龙者，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居台湾府城（即台南）。”东园人庄诗，生于嘉靖壬寅年（1542），因“少遭兵变，与兄赴台谋生⑤”。到了明天启四年（1624），福建大饥荒，郑芝龙招纳福建饥民数万人到台湾，“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参加台湾的开发⑥。其中海澄的陈哀纪、惠安的李魁奇等人在台活动，对台湾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⑦。翰三先生根据台湾有关文献有明确记载而写成的《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一文中，介绍了十五位惠安前辈，其中两位系明朝人，他们是：江美鳌，前型人，明永历十八年（1644）为郑成功武职人员，官拜龙骧将军，名震一时，至永历三十八年（1684）尚在郑军；王忠孝，沙格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永历十八年（1664）偕卢若腾笃入台，1667年卒于台。 如以黄一龙及庄诗兄弟往台时间计算，距今已有四百三十多年。惠人往台，可谓源远流长矣！ 第二节 清代 清代是惠安人往台的全盛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惠人往台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随靖海侯施琅收复台湾的惠安将士；第二阶段是此后陆续移居台湾垦殖的惠安人。 在翰三先生撰写的《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一文中，除了明朝遗老江美鳌、王忠孝两人外，还有下面几位，他们是： 黄瑞，獭窟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从施琅攻击台湾，居台有年。 曾春，崇武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随施琅攻台，以功加左都督，居台有年，后升广西河池参府，四川蔸州协副将，以目疾乞归台湾。 江日升，前型人，江美鳌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渡台，撰《东平纪要》、《台湾外记》二书。 张士椭，登崇祯癸西科（1633）副榜，因耿精忠之变，二十八年（1689）随迹入台，居东安坊，后遁入空门，为台湾最早和尚，活九十九岁。 曾起凤，崇武人，幼居台湾，稍长随父军旅，转战南北。父死袭职为四川蔸州副将，七十余岁返寓台湾。 王璋，沙格人，王忠孝侄孙，康熙二十二年（1683）举于乡，为清统一祖国后台湾府第一个举人，三十四年（1695）应巡道高拱乾之聘，与王弼、张铨等十四人编纂《台湾郡志》。 陈胜，乾隆十八年（1753）升任台湾水师右营守备。 陈凤，少时往台，居府城（台南）西定坊。 张勇，崇武人，乾隆十七年（1752）升任镇守台湾副总兵。 陈辑熙，初居淡水中港街，旋迁厅治，同治九年（1870）卒。 何清霖，幼随家渡台，同治六年（1867）次隶属淡水厅名义中举孝廉，卒时年已八十余。 陈大器，少时随父入台，居竹堑，光绪十四年（1888）为竹堑三十名孝友之一。 张大江，早岁移居台湾，光绪十七年（1891）中举人。 在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中，更有大量谱牒记载了惠安各地群众移居台湾的情况。如下垵《江氏族谱》、獭窟顶庄村《锦绣桃源青阳传派族谱》、埔塘村《玉塘孙氏家谱》、《玉塘孙氏官房刊谱》、《惠邑玉塘分派刺园三房家谱》以及《崇武文献黄氏家谱》、《崇武佛耳詹氏四房家谱》、《福全分派丰山蒋氏家谱》、《曲江张氏族谱》等等。其中螺阳山兜《白崎贺氏族谱·白崎分莲山家谱》写道：“七世（贺）是亲，生嘉庆壬戌（1802），卒光绪丁丑（1877）。……继妣朱氏，讳宝娘，台湾人，生嘉庆甲戌（1814），卒光绪己丑（1889），寿七十六。长房九世常要，生道光戊子（1828），卒同治年，寿二十九，身故台湾。九世炳，生庚阙，九月十六日忌辰，身故在台湾。” 《西坑陈氏族谱》也记道：“清十世顺叔公，名顺九，世忠盛公之长子，往金门谋食，生卒失考。”（按：据查该谱，顺九约生于道光至光绪年间） 据载，艋胛的开发者主要是惠安、晋江和南安三县移民。在清代垦殖台湾的惠安籍移民中，著名者有郭奕荣，雍正九年（1731）开垦新竹的上山脚、下山脚、山边等地。范善成，开垦成竹围仔的田园。杨梦樵，雍正十年（1732）开垦新竹的顶树林。以上诸人列传，均载于连横《台湾通史》之卷三十一。此外，尚有崇武张惟明，乾隆四十八年（1783）入台，后开“张德宝商号”，称台北首富，收谷租年万石以上。台北谚语云：“第一好张德宝，第二好黄禄嫂，第三好马悄哥。” 第三节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是惠人往台的第二个高潮。惠安海岸线曲折，小岞、崇武、獭窟等突出部分，距台湾只有一百多公里，一夜之间，便可抵达台湾梧栖、鹿港等地。 惠安渔民在台湾海峡各个渔场捕鱼，他们随着季节的变换和鱼群的聚散，不断转移。有时为了追逐鱼群，经常抵达台湾近海，连岛上的鸡啼狗吠，也听得一清二楚。自从郑成功屯兵崇武，收复台湾，崇武、獭窟、白崎等地部分青壮年随军往台之后，惠安渔民趁捕鱼之便，经常往台探亲。随着海峡两岸渔民的往来，大批商人也往返于惠台之间，为两地人民的物资交流作出了贡献。民国时期，惠安渔船每到春夏之交，便往台运盐到大陆散卖。獭窟、崇武、秀涂、洛阳等地，已成为当时惠安对台贸易的主要港口，其中不少商人，便在台定居。据1982年统计，獭窟岛移居台湾的有一千多人，他们集中居住台北市基隆仁爱街，并在当地建立先祖陵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回归祖国，惠台人民的往来更加密切，两岸同胞彼来此往，探亲访友，欢聚一堂，共叙骨肉情谊。抗战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崇武绝大部分大船改航台湾，有些船只后来就被阻隔在台。现在台湾当渔船船长的惠安人中，70%是崇武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权见大势已去，于是率领余部迁往台澎金马。此次迁往台湾的惠安籍国民党军政人员连同其他原因往台的达五千多人。而留居惠安的台湾省籍同胞，也有一百多人，仅崇武一地，就有近五十人。 注：①庄景辉：《惠安历史的发展与海外交通》 ②蔡永哲：《从地方志的角度略谈惠安崇武与台湾的关系》 ③⑤张炳南、庄澄甫：《獭窟岛的渔业和海运商业》 ④转引自庄为玑、王连茂：《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 ⑥黄宗义：《赐姓始末》，转引自《八闽纵横》第二集56页 ⑦《八闽纵横》第二集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