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侨乡一带的人们，对经营侨汇业的商号，都沿用一个古老的名称，把它叫做“批馆”，而批馆业自己在书面上则写信局，较后又写做汇兑信局。在官方则把它叫做民局或民信局，以别于官邮和邮政局。在这两种业务性质相同而由于经营管理方式和服务对象有所差别的机构间，长期存在着一种对抗性的矛盾，曾经在历史上暴露过斗争的事件，打过“官司”。(注) 在侨汇业的业务和银行的外汇业务有关，但它的发生和发展，却比较银行的历史早得多，依照民间的看法，侨汇或批馆的发展，是经过两个阶段而形成的。它的前身是： 一、民信局。民信局的发生起于明代，相传是滥觞于绍兴师爷之间的通信，到清朝的末期已经遍布全国，商船河泊，尽被利用。它们的业务范围不仅寄递信件，兼办承寄汇款，银信和包裹等物。但此种行业更早的前身是驿站。据古老的记载，驿站始于三代，原为军事而设，隶于兵部，日久沿用，遂成今日邮政楷模。周代立邮官，置步传马快，汉代易名为驿。沿用数千年从未废止，然仅限于递寄军报和公牍而已，迄于明代，始有民办信局，收寄私人书札。 二、客头。很久以前，我们沿海一带人民的祖先就有很多是以贸夷为生的，他们把土产装上航船，航行南洋各番邦，贸迁有无，以货易货。但有时船受了天气影响，或商品流转发生困难等原因，他们不得不暂时居留国外，以待时机。因而必须托由同行业的过路客商或舟人寄信回乡，以通讯息。年代久了，商运多了，通信寄物的需求也一年年的增加，客头制度就应运而生。客头专门替侨居外地的人办理交通、通信、携带银信物品，以及做响导带新客出洋等业务。 客头制度的成立，不但为侨民与故乡的交通服务，而且对祖国与南洋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他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帝国主义这一个怪物扩展他的势力到东方的时候。却曾被利用为引诱华工去充当帝国主义榨取各落后民族的工具。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贩卖“猪仔”的事件。多数是由客头来充当刽子手的。侨界中有一句口头话：“乌鬼仔替红毛仔换金”有一个时期很多华侨都是充任“乌鬼仔”的。在这里我们不谈这事，只谈客头制度在另一方面的发展，即由带批信银物到汇兑信局的一面。 客头是以地区为服务对象的。比如吕宋有吕宋客头，石叻坡(新加坡)有石叻坡客头。他们替侨胞带物、带信，或托带亲友，子弟出国。在还是以帆船为交通工具的时候，每年往来至多一两次，他们有时间可以直接到内地与当事人交往，但自从有了汽船交通以后，往来频繁，业务增多，因此，他们就不得不把信银转托民信局代办，这样一来，客头就和民信局联系起来，而促进侨乡民信局的发展。客头业务的增加，有的就在厦门开设客栈，有的因银信增多，已经不可能直接带番银而须就地变买番货回来。一到通商口岸他们就须把货易银以发付侨信，有的客头就因此而开设洋货行或者与当地商户联系起来。客头兼营商品，难免积压银信而从中多取利润，在当时是很经常的事。据老于此途的人说，八十年前吕宋客头王为针的银信业务是托厦门会文堂代理的，在侨批的信封上，即有这样二十八个字： 客头王为针收交厦门廿四崎脚会文堂代收代发。 王为针客头后来开设王顺兴信局，在泉州城内也有机构。是早期吕宋邦侨批馆之一，所谓代收代发，就是代将银信转给内地的民信局去分发的一道手续。民信局在分发银信时，一定要向收款人索取回文转给寄信人为凭证。当时对这项手续收费是由收款人按折酒资付给的。这种制度造成后来信差向客户讨赏的不良习惯。所以又另设一种制度，在信封上印就“某某信局，专分大银，不取工资”。这几个字的改变，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在为“不取工资”以前，还有每元收客户两分钱批工的一个时期。在记忆中，首先是洪晓春在新加坡开设的信隆信局，在信封上面印着“包工送到，专分大银，不取工资”的字样。 自厦门开辟为商埠以后，厦门和南洋一带的交通日繁，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手段也比较完整，客头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华侨的要求，侨办的信局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信局的发展和各大通商口岸的商户发生了拨汇关系，到了清朝的末年，又成了与外国银行有关的华侨单班，专门供给民信局所需要的外汇。在小吕宋有了东石壁谷乡黄秀琅所开设的炳记行，就是这样的一种机构。这就是促成侨汇业的发展，而客头制度终于崩溃，其留下的从业人员也转业为侨批馆。客栈仍旧做一些为华侨服务的业务。 安海志记载：明朝洪武二十年，江夏侯整理海域，设立递铺在西塔东，北至郡六十里，南至金门隔海十里，东至永宁街七十里，西至糠店驿十里，今废。据我们现在所能调查得到的材料，距今一百多年以前，郑顺荣批馆是一家由走文书而开设民信局更进而接受侨批银信的早期民局。走文书就是驿站工人，开设顺荣批馆的是郑灶伯，郑贞伯两兄弟，他们的前辈是驿工，对本行业务的发展前途看得清楚。认识到专收泉州、安海、厦门这一线的行情侨批已有条件可以成为专门业务，就在兴胜境街开设郑顺荣信局。郑贞伯一家原籍洋埯，后来迁居安海。他们的营业倒闭后，后辈也出洋到小吕宋去从商。在一段时间内也曾在马尼拉以收侨批作付业。 当时金门已经不属晋江，而驿站既废，由安海到厦门是走刘五店过五通这一路线的。这段路程在安海有了直达厦门的火轮时才废掉。 郑顺荣批馆是在厦门开埠后洋货刚刚侵入安海，侨汇业正在发展的初期设立的，业务很好，所以曾引起批担在禾山被借检查为名的匪徒打劫过。其后又被明火抢劫，以致亏损而倒闭。 后来还有一家亦宜安信局是专营泉厦行情客信，在晋南一带，建立了很多交通站，这家信局是邮政局成立后，被当时的条件所限制而停业的。 后来继郑顺荣批馆而开设的捷鸿信局，于清光绪廿四年(1893)四月在下墟巷后开张。这家的股东有五人：衙口乡人施承福在厦门开设合发客栈，泉州城内人吴维碧，在城内开设米郊，吴与施九守在厦门总局为经理，泉州局经理吴维纯、安海是股东许昭恒任经理。另外两个股东是许荣昌和曾如山。这家信局以收派南洋各属番批为主，同时也兼营台湾和晋江内地民信业务，四年以后，因股东中间发生矛盾，改组为如鸿信局，许荣昌退股，其余仍旧；另聘曾教甫为专职经理。泉州、安海和厦门的经理没有更改。如鸿时代已经是一家专收厦门各洋郊和侨批馆或客头委托派送银信的民局，营业将近廿年，在景气好的年份，所派送的批银超过百万元。 天一信局是七县人客头郭有品开设的，在安海石埋街设有分行。经理郭炳昆。这家主要营业地区是南洋英荷各属，收的侨批也以七县为多。郭有品有一个“脱裤围海”的雄图，凡其委托代理银信的批馆都要求改名天一。有一个时候业务发达，耸动侨界，也正因为此种作风以致在本世纪的三十年代倒闭的时候，许多华侨批银都被倒欠，数目几达五十万元。 辛亥革命以后在安海陆续出现的侨批馆有下面各家： 恒记。先开设在城隍宫街，后迁玄坛宫街，是许昭恒自己经营的。初时仅收安厦行情批，后接收南洋各属华侨银信，在欧战期间业务逐渐发展，景气好的年头，每年派送侨汇近四百万，超过同时期天一局在安海的营业数字。 捷兴。在下墟巷，出资人是吴坑乡人许垂晔、许垂恒。许垂晔在厦门开设吕宋客栈后又建置殊山那轮，川走马尼拉、厦门，初期银信交丙厝乡臭井代发，部份缴交如鸿。 源美。在石埕街，是深坑人王某，在吕宋开设的批馆的分支机构。 鸿安。在关帝宫街，出资人是龙湖亭玉斗乡许老树，在安海的经理人是许泽航。这家先在吕宋开设批馆，在安海则交晋利号许诗文代发，后来才成立自己的支局。 捷顺安。在下墟巷，是由捷兴、鸿顺与鸿安三家组合而成。 美南。在关帝宫街，号东坛林乡人许经权经理许逊犹。这一家初开时资本五万，据说在数年内，获利十多万，每年营业额在百万以上，是一家专营吕宋批的，最后是结算亏空，因而收盘。 以上各家是比较前期的侨批馆。在一九二五年恒记收歇以后，继续出现的有下面各家： 三美。在下墟巷，店东吴祥插、吴祥缴。初在安海是交浦边乡吴驭岭代理的，后来才在下墟巷设局。祥插初为恒记信局信差，分派晋北一带华侨银信。祥缴初为天一信差，后营客栈业。三美业务发展时，每年派送银信近两百万。营业初期所收代理各属批款，是先行填送然后领款的。 源兴。玄坛宫街捷盛代理，店东李成田。 正大。在石埕街，店东郭松林，安海经理陈朝谦，是专做新加坡侨批业的。 大通。在下墟巷，经理是前天一泉州局的经理，七县人周绍礼。 谦记。在关帝宫街，股东是许慕乡人许谋铨、同安人张茂修，经理许孙锡是三美收盘后开设的。 友联。在下墟巷，先系合资公司，后归安海人陈盛河独资。太平洋战争以前，开设在菲律宾的怡朗埠，规模不大，银信交捷盛代理。战后由怡朗迁马尼拉，才在香港、厦门、泉州、安海设立自己的机构，兼营马尼拉、香港转汇业务。 岭记。在下圩巷，是三美倒闭后经理吴驭岭自己开设的，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吴是在泗水首先开业的一家，后又接受其他各埠侨信。 此外，尚有李清梨的崇成信局，经理李斯默，是战后才分来安海的；吴泽述的南通和记局在安海的代理人是倪邦杰，同兴信局在安海的代理人是周传基，大成信局店东许垂耀，战后先开设于可慕，后迁安海下墟巷。 太平洋战争期内，侨汇断绝，侨批业完全停顿。在五年多的时间内，侨属们挨过了生活最困难的岁月。侨批业则直到日本投降后好几个月，才又蓬勃发展起来而进入一个既紧张又动荡不安的畸形时代。 当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反动集团存心打内战，军事、财政完全投靠美帝国主义。四大家族一面以政府名义借入美债，一面又利用官僚资本机构竭尽全力搜括民间财产逃资美国。统制外汇，币制改革则是翻云复雨，欺骗人民的手法。前后四五年间，伪币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贬值之中。海外华侨在战火余灰中克勤克俭，樽节余资，满怀希望寄款回乡，接济饥饿中的眷属，谁知款未到而币值已减，款在早间入手，若不速购食物，午间又再降值，造成侨汇批帮一到市场，百货高涨，币值猛跌的悲惨局面。 使用美钞的菲律宾华侨，其侨汇较先恢复，但受损夫也最利害，吕宋批馆在战事结束后，户数激增，而经营大宗汇兑的是建南、江南和友联等局，其他南洋各属侨汇恢复迟了一些，限制也严，在后期又产生了原币汇款的方法，信局改派美钞或港币，市场更加紊乱，侨批业陷入动荡不安的境地。 解放后随着金融稳定，币制统一，外币肃清，侨批业逐渐经过改造，在业务上确定由银行领导，和邮政部门得到合理解决，界线划清，一九五一年，正大、德盛、崇成、南通和记、侨通等五家联营，简称五联，继后合兴再加入为六联。一九五七年晋江安海侨汇联合派送处成立，除六联外，再加入光大、源兴、金陶、华成、连华、泉安、南兴、大成、协兴等十家，简称泉联派送机构，在泉州市有总处，厦门有分处，在晋江和南安间，分设泉州、安海、石狮、金井、诗山、梅山、洪濑、溪尾等九个站，在石狮还有单干户八家，安海单干户一家，除直接国外的汇兑信局外，几十年来纷纷发展起来的侨汇业，已经基本上结合成一个大家庭了。 (这篇根据许垂芳、许垂耀二位口述村料编写) (注)：光绪廿二年(1896)规定邮章凡有邮局之处，各民局应赴官局挂号，此外俱不得擅营递信业务，违者处以五十两之罚金。邮章继续多次更改。宣统三年(1911)复令各民局缴纳总包金费，旋因武昌起义，民局借口共和，国民力倡自由递寄，不服邮局干涉，翌年，北京政府成立，复要求寄递自由，经部严驳，遂组织信局联合会，希图抵制。民国十年邮政条例颁布，规定除认可之民局，视为邮局代理机关外，无论何人，不得经营邮局相同之业务。民国十七年交通会议，议决取缔民局，期于十八年筹备办法，十九年实行彻销，嗣因英属吉隆坡邮政鉴于暹罗、菲律宾、安南及荷属印尼业已取销民局总包制度于前，故来电要求，将中国往来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等处民局总包办法于十九年一月一日废止。风声所至，民局惊心，于是汕头、厦门一带往来南洋之各民局联名呈请交通部转饬邮政总局，予以缓办。 (本稿转录一九五七年出版<安海乡土史话第一辑>，录时稍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