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于1819年开埠不久，晋江(包括石狮市)人就开始前往谋生，以后不断增加。据彭松涛先生估计，至1978年新加坡的晋江籍华人当在12万人以上，占新加坡人口总数的5%强。① 早期的新加坡晋江华侨也与来自其他地方的华侨一样，组织了以“地缘”为基础的同乡团体——“新加坡晋江会馆”。“新加坡晋江会馆”是晋江华侨在新加坡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创办的，又随着新加坡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的改变而不断更新它的宗旨，使其不断向前发展的。纵观其发展历程，大约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 目前确知最早前往新加坡的晋江华侨为祥芝(今属石狮市)蔡维岳的叔祖，于1842年前往新加坡。此后，逐渐增多，1860年前后即有蔡浮伯等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有蔡歪翁、蔡维岳、黄大树、黄渊捷等人。 早期华侨出国，往往单身只影，且其时新加坡刚开埠不久，岛上荒凉，环境恶劣。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加强联系和合作。于是，“估俚间”便应运而生。“估俚间”即单身华侨的宿舍，往往是十数人或数十人共租一房。一般都是以来自同一地区的乡亲或属于同一宗族的族亲各自聚集在一起的。初到该地的华侨如果没有亲戚关系，必定要投靠“估俚间”，否则，将不能生存下去。散工的“估俚间”都有人在外面接洽工作(大多是驳船装卸，搬运货物，建筑粗工等)，然后大家共同去干，非常团结，充分发挥了守望相助的精神。“各县属移民都有各自的估俚间，其中却以晋属移民所设之估俚间为多，竟高达五、六十间，分布小坡旧峇厘、新峇厘、新街内、牛廊巷、火城、大坡漆街、衣箱街(北京街)、直落亚逸街、丝丝街、八间仔、十一间等地。”②晋江“估俚间”里，每人只有一条红毯，存放衣物的一只箱仔；每月出一块钱或五毛钱作为费用；若是没有工做者可不必出。创办于一百多年前的祥芝华侨“泉晋发”估俚间，在1922年英国皇室威尔斯太子访问新加坡时，曾被华民政务司特邀为非注册团体估俚间的代表，参加欢迎。它在新加坡华侨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想见。这些估俚间的组织非常简单，只有一个“头人”，没有后来华侨社团的完整组织机构。它的职能也只是为华侨谋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没有明确的宗旨，所以还不能算是华侨社团，但可以说是同乡团体或宗乡组织的雏型。 (二)创办阶段 新加坡晋江华侨在经过数十年以各自的估俚间为核心的团结奋斗之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由于早期华侨都是单身汉，工余无所事事，便希望有适当的娱乐来调节；同时也由于环境的改变，他们也感到必须在更大的范围里开展联谊活动。因此，最迟在1913年便有“寅宾俱乐部”出现。“寅宾俱乐部”设于海山街，晋江华侨工余经常聚集在这里联络感情，交流知识，娱乐消闲。同时，俱乐部还附设工商补习学校，由一些有一定知识的人为失学者在夜间进行补习。“寅宾俱乐部”实行总理制，1918年的最后一任总理为黄大树。 1918年，寅宾俱乐部的部友萧志来、赖金奎、庄丕南等人发起创建晋江会馆。开始以巴丝班让的萧志来寓所为筹备处，选举萧志来为正总理，赖金奎为副总理，黄大树、庄丕南为协理，李天来为财政等。后来，由于参加者日众，便先后在市区的厦门街、海山街租赁会所办公，开展活动。1928年，萧志来捐献武吉巴梭的地皮一块，以为建会所之用。同时，他又与赖金奎分别捐献建筑费三千元、二千元以为首倡，于是全体会员热烈响应，积极捐款，使得会所得以顺利建成。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总督征用晋江会馆为抗敌动员总部，与邻近南侨总会的怡和轩一样成为当年抗敌活动中心。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会所被日军占用，设为慰安所，历年积存之史册及文件全被毁灭，荡然无存。会馆活动也被迫停止。 (三)复兴阶段 1945年9月5日，英军登陆收复新加坡。10月14晚，洪宝植、周亚知、张昌泉等人发起，在会所召开同乡座谈会，讨论复建会馆事宜。会议决定成立“晋江会馆募捐委员会”，分大坡区、小坡区两处进行劝募，共募得10460元；同时也重新登记会员，共590人。1946年3月，把会所重新修缮，开始会务活动。 复建后的晋江会馆改总理制为执监委员制。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洪宝植为正主席，周亚知为副主席，施家和、张昌泉、吴邦泉、唐孚中、李火炉为常务委员，下设总务、财政、文书、慈善、教育、交际、互助诸股，各股均有主任负责。后来又选举了监察委员会：庄丕唐为监察主任，龚延龄、陈金桔为常务监察。于是，会务逐渐走上正轨。 1946年底，新加坡晋江会馆开始创办晋江学校，翌年春季开学，使沦陷期间的失学儿童能重新上学。同时，还开办夜学班，给超龄青年提供补习机会。为了帮助家庭贫寒的子女完成学业，会馆于1960年开始准备设立助学金。经过11年努力，至1971年共筹得11万余元助学基金，存入银行生息，并于同年首次颁发，以后年年不断。后来，又创设了奖学金和勤学奖，以鼓励莘莘学子专心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晋江会馆认识到，不应该再把自己的服务对象局限于晋江同乡的范围，而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华人认同”。他们逐渐把服务对象扩展到整个华侨社会。因此，晋江学校的招生及助学金的申请均不受籍贯、帮派、种族的限制。正如周兴宣1973年在回顾会馆教育工作时所说：“过去晋江学校本邑学生仅二十巴仙(即20%——引者注)；今日助学金之对象，七十巴仙则为各籍学生。”③ 1947年，晋江会馆设立“互助部”，专门办理部员丧吊的互助事宜。“互助部”附设有音乐组，主要为出殡时用；同时还附设一调解委员会，以调解会员之间的纠纷。此外，又成立集体保险委员会，为会员办理集体保险。会馆除了关心会员福利以外，还积极为晋江同乡扶危济困。1951年火城遭灾，会馆马上成立火城灾区小组进行募捐。募捐结果，拨交商报救济机构处理1000元，由会馆直接发给受难同乡42户、208人，计4003元。1953年，芽笼遭火灾，会馆也同样积极予以救济。 新加坡晋江会馆复建以后，马上加强与祖国和故乡的联系，积极为乡亲排忧解难。1946年，会馆闻知福建鼠疫流行，需药正殷，便以快邮代电到各地劝募药品，寄往福建救济。泉州花桥善举公所经常呈函前往募捐渡岁金，会馆先后于1947、1949、1951年分别汇出国币200万元、金圆券15000元、叻币599.3元。1949年，给泉州汇款400万元国币，帮助修理文庙。1957年，泉州花桥善举公所要求筹募医药救济，会馆也积极予以办理。 由于会务迅速发展，1957年乃决定扩建会所。经募捐、呈批、投标等筹备后，1958年11月下旬动工扩建，1961年举行落成庆典。会馆大堂有一副凤冠格对联：“晋接以诚发抒卓见辈出人才歌盛世；江流不息会归百川力移时势挽狂澜”，展示了晋江人勇于开拓进取的雄伟气魄。 (四)发展阶段 1975年，晋江会馆成立福利基金委员会，筹款援济年老孤寡、贫病、失业、逝世等的会员及同乡。随着老一辈会员的年老引退，为了使会馆后继有人，1977年会馆创设了康乐股，下设舞蹈组、跆拳道组、华乐组、戏剧组、南音组，聘请老师前来辅导，鼓励各属青年参加活动，进而引导他们参加会务，以促进会务的继续向前发展。同时，也培养他们对祖辈故国的感情，使得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有所了解，以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后来，他们还举办了杂文讲习班，鼓励人们进行华文文学创作，弘扬中华文化。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又在会馆的43名执委中，把中、青年人数由1970年的4、5名增加到1984年的25名左右，(其中女大学生执委5名)，给会馆带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84年12月2日，新加坡晋江会馆与福建会馆、广东会馆、潮州八邑会馆等9个宗乡会馆发起举办了“宗乡会馆如何在新的时代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研究会，回顾总结新加坡宗乡会馆的贡献，提出今后的任务。在此基础上，于1985年12月成立“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促进和加强宗乡会馆的密切合作，鼓励人们了解和发扬华侨华人的优秀文化传统，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晋江会馆会长蔡锦淞当选为联合总会秘书长，主持常务工作，联合总会出版了会刊《源》，对宗乡会馆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加快它们自我更新的步伐。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新加坡政府对弘扬东方文化的提倡，新加坡晋江会馆开始跨越出星马地界，参加亚洲晋江社团的联谊活动，在更大的区域里加强与晋江同乡的联系和合作。1989年8月底9月初，它与香港晋江同乡会、马来西亚晋江社团联合会组成了筹备小组，筹备创办“亚洲晋江社团联合总会”。该会于1990年8月18日日在香港成立，新加坡晋江会馆的丁马成、蔡世柑被聘为名誉会长，黄加种被聘为名誉顾问，蔡锦淞当选为副会长，蔡成宗当选为副秘书长，杜德源、林光景、许书联当选为董事。在“亚洲晋江社团联合总会”努力下，1993-12-14——17日，世界各地晋江社团代表会集新加坡，举行第一届世界晋江联谊会及亚洲晋江社团联合总会成立三周年、新加坡晋江会馆成立75周年暨互助部成立47周年庆典。 1994.6 注释： ①彭松涛：《晋江人在新加坡》，《晋江文史资料》第1辑，第16页，政协晋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②《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1918－78)第640页。 ③周兴宣：《本会馆的教育工作》，《新加坡晋江会馆纪念特刊》(1918－78)第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