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宗同志离开我们十五年了，但他那敦厚淳朴的音容，却始终潆洄在我的脑海中。 我和他是1945年秋在永安黄历进入福建省立农学院后认识的。有一天，我和陈泮水同他坐在学校礼堂边的草坪上闲谈，才知道他虽是侨生，日寇南侵后，侨汇早已中断，也是个穷学生。他年纪比我们大，忠厚老到，为人实在，我和泮水都尊称他“宗兄”。 我和泮水是永春高中毕业的，他是集美高农森林科毕业的，毕业后在省农改处林务所工作过，有较丰富的林业基础知识。我选修森林系，问他栽树有什么学问？他说：“学问多啦！一株树，一片林子，从种子到幼苗，到成林成材，要经过几十年的时间，要把它栽好管好，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我们从闽南步行来福州，在仙游木兰溪乘了一段船，看到溪畔有一小片天然的松林，问他怎么会长得那么均匀，他说马尾松种子有翅，能随风飘散，飞籽成林，林子一般都比较均匀。说得大家都沉浸到大自然的奥妙之中。 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我们彼此相互切磋，情同手足，同学们说我们两人不仅肤色相像，连写字的笔迹也有些近似。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我们俩住在一起，共睡一副双架床，我在上铺，他在下铺，直到毕业为止。几次放假回家都是两人一道走，一般每天走50－65公里。寒假冷天走路照样出汗，到了旅舍后往往没有热水洗，我们就自己发明个“干洗”的办法，就是吃过晚饭后用盒装的爽身粉往汗多的地方涂一涂，用干毛巾擦一擦，随后就很快地睡着了。最紧张的一程是从仙游到永春冷水，全程130多华里，有一次走到白鸽岭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他跑路快，走在我前面，忽然停下等我，叫我快跟上，因为他已经听到山上老虎的吼声。我们两人就像赛跑最后冲刺一样翻过了湖洋岭。到他家以后，他妈妈、哥哥、妹妹都为我们捏一把汗。 正宗同志是在1950年冬到林业部门工作，回到他所学的专业。当时泉州林场刚成立，刘梦麟同志任场长，我1950年8月就从安溪来林场工作，他晚几个月也从永春来林场。我们三人在一座旧宫庙里共住一室，重温学生时代生活。他从小爱好音乐，简单的行装中，除衣物等少量生活用品外，就是一把口琴和一些全是五线谱的世界名曲集。他有一副优美的歌喉，经常唱这么一首动听的歌儿：“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青纱，……”歌声有时高亢嘹亮，有时婉转轻柔，扣人心弦！为了丰富员工的文娱生活，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教大家唱歌。当他唱到“……不由得我赶车的人儿笑哈哈”这一段时，洋溢着热烈的真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迄今犹宛然在耳！ 1951年他奉派到闽北参加全省山林改革试点，回林场后向我们讲述了省领导如何重视林业，以及山林改革试点探讨的主要政策等，对新中国林业充满着无限的信心和热爱。回来时途经福州，看到节日游行队伍庄严雄伟的磅礴气势，他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不止一次地向我们谈起他的感受：“中国人民真正从此站起来了！” 在泉州林场三年多的时间里，他经常在苗圃地里同其他员工同劳动，也尽量抽出时间到各乡村去调查。当时晋江专署未设立林业机构，在建设科领导下，林场兼负全区林业技术推广工作，前后举办过四期林业群众训练班，正宗同志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群众欢迎。南安洪濑、梅林的一些林业劳动模范都是训练班出来后在林业上起带头模范作用的。许多劳模迄今仍是乡村林场的骨干。正宗同志通过调查，提出晋江地区林业应按照山区、半山区和沿海三种类型，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这一原则，迄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后，泉州林场还增设了两个点：一个是泉州工作点，设在泉州北门外花园头一个小庵里，主要任务是采种育苗，供部门和群众造林绿化需要；一个是惠安水土保持实验区，设在惠安林口。前者由我兼管，后者由正宗同志负责筹建，黄炳勋、黄凡夫等同志常驻实施，多树种、多季节、林草结合的造林实验，在那里绽开了初蕾。 1951年秋，刘梦麟同志奉调到省农林厅，1952年8月我也被调到福州林场。1953年福州林场从市郊迁移到闽侯白沙，改称白沙林场，范围扩大到10多万亩。省林业厅接受我的建议，从泉州林场将正宗同志和三位青年工人调来白沙林场。当时，正宗同志尽管身体有病，仍服从工作需要，携带全家老少，从舒适的老家迁居到白沙乡下简陋的民房，从未提出任何要求。 到了白沙以后，他上苗圃，深入工区，生产、科技一起抓，经常同员工们研究商量生产上的问题，深受员工们的爱戴，同志们都亲昵地称他“老李”。1954年我试验营造的24亩福建柏全部失败，他又坚持试验三年，终于摸清了福建柏的生物学特性。当时的白沙林场南屿分场实施福建柏林冠下造林，大面积获得成功。正宗同志始终十分关心林地、苗圃地地力衰退问题，经常同职工们一块沤制堆肥，研究如何利用城镇的有机质肥源，补偿苗圃地和林地的肥力。后来，他长期驻到偏远的二工区山上，结合生产，开展杉木速生丰产技术和针阔混交等多项试验，同员工们不断研究改进生产技术。现在，白沙林场用材林面积最大，生长最好，蓄积量最高的林分，恐怕要算第二工区了。应当说，这同正宗同志艰苦创业的务实精神和坚强意志是分不开的。 正宗同志思想开朗，为人豪爽，乐于助人。我的爱人陈如华当时是助理技术员，负责苗圃工作，技术上经常得到他的帮助和指导。当他发现如华每天上工地都要携带一幅宽大的苗圃平面图时，便主动地帮她将图缩小为四分之一张。如华每谈起这件事时，都说老李真行！一天功夫就把图缩出来了。 1958年白沙林场下放给闽侯县管理，1959年正宗同志被调往县林业局。到县局以后，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组织林业生产，并实行点面结合，有重点地抓了洋里乡，以便典型示范。如今，洋里处处都可看到一片片茁壮成长的林子。洋里的老人和中年人也经常怀念县里下来的“老李同志”。 正宗同志在闽侯最基层呆了二十几年，来福州时都在我这里歇脚。我长期呆在省里的部门主管机关，对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一定很清楚，他出于对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经常向我反映迫切需要加以考虑的新问题，诸如社员利益问题，林业生产组织形式问题，奖金问题，种苗品质问题以及国营林场、苗圃的新情况。对省厅工作有很大帮助。 中年丧妻对正宗同志是沉重的打击。他那勤劳善良的妻子，六个孩子的妈妈郑佩英大姐，1962年迁回永春农村后，因操劳过度，医疗不及时，在1975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回家料理丧事后，带着未成年的小儿子回闽侯，即当爹又当娘，父子俩一起生活，一起自费乘车或步行下基层，这在我们林业职工中是比较少见的。由于他原来身体就不大好，老家还有好几个子女盼着他回去，不得不提前离休。可是，回到老家后，他并没有真正得到休息和疗养，而是更加繁忙地为家乡各方面建设操劳着。几次给我来信谈的都是老家建设问题和有关林业方面的建议。我出差闽南也曾几次顺路去看望他。最后一次是在他临终前几星期，我建议他上福州检查身体，他仍然不在乎，而是向我提出多提供些优质种苗供他在家乡搞试验。 正宗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国家和人民，而自己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1952年定级时，他被定为七等二级。当他知道我在福州被定为七等三级时，就主动请求也定七等三级，其他同志也跟着往下推。1956年在白沙林场又和我一起被定为九级技术员。不久，我调到省林干校后被正式任命为工程师，而他这九级技术员却二十几年未曾动过。虽然在闽侯县有两次调资机会，但他都主动提出先考虑工资低的同志。他的行政职务是县局下的股长，也是不列等的，可是在他工作过的单位，在省林业厅以及在全省林业科技界，他都享有崇高的声誉。1985年他临终前，闽侯县委正式批准他享受县处级待遇，省林业厅党组确认他为林业工程师。 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1950年冬，漳州市百花村老农朱雨电来南安销售柑桔苗，正宗同志同他交上了朋友，介绍他到永春销售推广。从此，朱老便在永春冷水设了挂钩点，连续几年在那里帮助繁殖芦柑等优质柑桔苗。芦柑传入永春最早是在何时，我没有稽考过，但正宗同志于1950年即帮助引进优质柑桔苗，则是事实。 正宗同志的老母、大哥、小妹都在新加坡，经济上是比较宽裕的，但他生活始终保持简单俭朴，全家人都过着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从学生时代到出校以后，我们有时上馆店改善生活，不待商量都是往南街“味和”老铺走，每人吃一盘焖面，外加一小碗清汤。 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正宗同志在政治上曾经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始终很开朗。许多同他接触时间长的领导同志，对他都十分关心，但却都无能为力，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问题才逐步获得解决。可惜正宗同志走得过早，如果晚走十年，亲眼看到祖国繁荣昌盛新貌，一定会大为欢欣鼓舞；倘若死而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九泉之下。 （作者系原福建省林业厅厅长，现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