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惠安县地处祖国东南海隅，与台湾省仅一水之隔。两地人民的往来，物资的交流，按照志书记载，有案可稽的，已达四百余年之久。如果从古代居住在惠安土地上的古百越族与台湾高山族的历史来探讨，则可追溯到千余年前，可谓源远流长矣!现就本人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本着追根溯源的意图，进行初步探讨，期得到行家的批评指正。 一、古百越族与台湾高山族 惠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汉时属会稽，晋时属晋安，梁、陈时属南安，唐时属武荣州，开元八年属晋江县，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始析晋江县东乡十六里置县，取名惠安，距今已有1006年的历史。根据1982年5月地名普查的结果，惠安最早建村的，应是张坂乡后边村。该村原称黄田境，始建于唐垂拱二年(686年)，距今1300年。如与建县时间相比较，虽然早了295年；但若与1964年先后发现的崇武大岞山龙喉岩和东园音楼山两处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相比较，则又迟了三千年之久①。那么，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汉族移民未曾到来之前，居住、生息在惠安这片土地上的，是些什么人，属何民族呢?根据资料的记载和民间的传说，这个民族，应是古百越族之一支②。 上古时期，福建、广东、广西、越南等地，均属于百越之地。秦汉之世，闽越王无诸据闽。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闽越王无诸及东越王摇等，都是越王勾践的后裔。秦统一天下，削去他们的封号，废为“君长”，并在他们统治的地区设置闽中郡。而惠安有一个民间传说，惠安古代有一个蝴蝶洞，里有一蝴蝶精，其与人斗时，料不能战胜，则把翅膀一拍，腾起一阵粉雾，人若吸入，顿时昏厥，生命不保。林瑞峰先生根据这个情况，经过查核考证之后，认为唐初，惠安生存着一种以女权为中心的少数民族。这支民族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他们崇拜蝴蝶图腾③。而惠安小岞、崇武及东坑、下坑一带居民，其男性的服装与惠安其他地区的汉族男性无异。唯独妇女不但服装不同，而且头饰皆为蝴蝶形。近几年来，人们根据他们的风俗、习惯、传说、服饰加以考证，认为他们应属疍民的一支，至今还保留着古百越人的某些习俗，与台湾高山族有不少相似之处。同时认为，两者的祖先，同出于古百越族，他们之间，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④。现在台湾有河洛人(也称福老人)、客家人以及高山族同胞三部分。河洛人是过去福建移民的后裔，客家人则是广东移民的子孙，而早于闽粤移民到达台湾的高山族同胞，也是间接来自中国大陆的，只是比闽粤移民早一点而已⑤。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凌纯声先生在其所著《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一文中，论证《山胞全是来自大陆》这个问题时曾指出: “——台湾的方位、气候、地形、物产和古迹等等，都与《盐海水上志》上所记的夷州相似。 ——台湾土著族的文化特质，像干阑、崖葬、猪头、凿齿、木鼓、犬祭等，都与盐海群的客家民族文化特质相似。 ——所谓客家民族，就是古代的越汉民族，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或原来的马来族。他们本来都是发祥于中原地区的炎黄后裔，后来居住于中国大陆沿海的，被称为百越；散处于西南山地的，被称为百汉。 ——根据《汉书》、《宋书》、《环宇记》等古籍的记载，在远古时期，居住在东南沿海的百越人，已经从事航海。 ——中国政府的经略台湾，始于东吴。据古籍的记载，在三国时期之前，大陆与台湾间，便已有过所谓的汉(夷)交往”。⑥凌纯声先生的研究结果，证明台湾高山族同胞的祖先，是辗转来自祖国东南沿海的。后来所以与大陆隔绝，是由于两千年前的秦始皇和汉武帝，曾彻底实行海禁，前后三次，把大陆东南沿海的百越之民迁往内地，所以孤悬海外的台湾，才会跟大陆隔绝。居住台湾的百越族后裔，自然也就跟本土有不同的发展过程了。 东坑、下坑两村毗邻而居，同姓李，同属惠东地区之异服人，但他们的来源都是不同的。东坑李氏系宋代由内地移居于此，以农业生产为主，渔民较少:下坑李氏属疍民，明代期间才从船上定居于海滨，以渔业生产为主。因此当地有一句俗语说，“东坑有山无海，下坑有海无山。”据下坑李姓异服人自称他们的来源说:他们的祖先是陇西淡水族。唐安史之乱从内地逃出，然后由海路漂流至福建莆田，明朝从海上漂流到惠安，统治阶级不许他们在陆上居住。又称解放前及解放初，人们称其为“科第”或“靠埭仔”。闽南话“科第”与“靠埭”相谐音。前一“科第”，说明他们是“疍民”之一支；后一“靠埭仔”，则说明他们原先属水上居民，后来才移居于水边陆上。疍民与高山族同属百越族之后裔，他们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而且惠安东部之小岞、南赛、大岞、崇武等异服人居住地区以及獭窟、下洋等地居民，他们滨海而居，世代以捕鱼航运为生，与台湾相距仅一百多公里，一日之间便可抵达。由于缺乏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既无法肯定惠安古百越族曾移居台湾，也无法否定他们移居台湾的可能性。 二、最早往台的惠安人 对于惠安人何时往台的问题，海内外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在内，都颇感兴趣，而且多有研究。但普遍感到棘手的问题是，在一些文献的记载中，往往有以泉州府名包括所辖五县名(即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的惯例。如此一来，则其中任何一县的人，都可称为“泉州人”，要对府内五县的人分辨籍贯，便很困难。因此一般认为惠安人最早渡台的足迹，有传说可据的，应远溯到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的颜思齐、郑之龙时期。而有文献可考的，则须退至明郑时期，约于1661——1680年之间。据有关资料记载，惠安县城南门外甲场头村王姓乡亲，在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移居台湾台东县，他们把开发的村名也叫甲场头村。翰三先生根据台湾一些文献上有明确记载的，在发表于新加坡《星洲惠安公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一书《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一文中，介绍了十五位惠安前辈的简历，现摘录介绍数位于下: 江美鳌，惠安前型人。明永历十八年(1664年)，为郑成功的武职人员，官拜“龙骧将军”，名震一时。至永历三十八年(1676年)尚在郑军，是年三月，曾兼任广东连平知州，死时八十余岁。 王忠孝，惠安人。明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后延平郡王在厦门设立“储贤馆”，忠孝应邀往谒，郑成功尊为客卿。永历十八年(1664年)偕卢若腾等人台，郑经亦厚待之，居四年卒。 黄瑞，惠安獭窟人。提督万正色拔隶于援剿总兵黄镐麾下，与明郑战于崇武海中，郑方大败，逃归台湾。因有奇功，授铜山镇标中游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复从靖海候施琅攻克澎湖，再建功，得加左都督。居台有年，后擢代州参将。 江日昇，惠安前型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恩科解元。幼时曾得其父口传耳授，对台湾明郑事迹，所知极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渡台，亲吊遗虚，因撰《东平纪要》、《台湾外记》两书，描写东瀛风土，细述郑芝龙以下四代事迹。为富有参考价值的台湾历史文献。 王璋，惠安人。康熙二十二年(182年)举于乡。时台湾政教初开，府志待修，璋深鉴及此，广蒐资料，预藏于家。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与贡生王弼、生员张铨等十四人应巡道高拱乾之聘，修《台湾郡志》。事成，高大喜，认为一郡之文献备存，璋功最伟，遂力荐于清廷⑦。 其余十位，恕不一一摘录。 台北市研究谱牒多年的何兆钦先生认为，胡姓家族到台湾开基，至少已有三百一、二十年的历史。他曾花多年时间，访查台湾各地胡姓家族的祖籍，每家以一位这一代的子孙为代表加以说明，其中两家系惠安人。 台北市胡悦增先生:祖籍福建惠安县，属“胡撰公”系。 台北市胡来成先生:祖籍福建惠安县，属“坎公”系⑧。 又据台湾《青年战士报》记者彭桂芳先生介绍，台湾黄氏家族有粤香派、浦西派、文水派、安溪派、三脚木派……等。其中曾介绍道: “文水派:奉唐朝初期泉州开元寺‘紫云四安祖’黄守恭的祖父，原籍河南的黄舜夫为一世祖，其传世之祖，则为黄守恭四个儿子之中分居到惠安的老二黄纶。 这一派的子孙，后来不但分衍闽、粤各地，而且向北远徒至河南南阳、湘潭及山东地区，瓜藤绵长无比。 他们的来台开基，则是始于第十二世的黄见和黄宣。此后，十三世的黄今、黄耀(落籍凤山)、黄佑；十四世的黄云、黄麟、黄博、黄卯、黄魁、黄普(出居今东港树林头同安厝)、黄参、黄勇、黄椿、黄御；十五世的黄养、黄特(落籍新竹北)等人，都先后渡海来台，分居各地，其子孙的繁盛，不可言喻。”⑨ 以上三家的出发点是好的，其精神也是可嘉的。他们花了不少心血，宏征博引，努力搜集资料，尽量引用文献记载，如实介绍了一些最早往台湾的惠安前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史料。遗憾的是，或由于资料的缺乏，或由于史料的失实，使人产生不少疑问。如翰三先生介绍的十五位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最早的是1664年随郑成功入台的江美鳌和王忠孝两人，距今只有323年之久。何兆钦先生虽为我们提供了祖籍惠安的两个胡姓家族资料，可惜没有具体指出移居台湾的时间。彭桂芳先生在介绍台湾黄姓家族的大小支派时，不可谓不详尽，但由于错把同安的黄姓始祖老四黄纶作为惠安后边始祖老二黄纪来介绍，结果失去了史学价值。 据后边《锦田大宗族谱》记载，后边始祖黄纪，守恭之仲(次)子，唐垂拱(二年)间，卜宅于惠安盘龙山、灵秀山之东，名其地曰黄田铺。一德公，曹公次子也，徒居(晋江)浦口，数传有裔孙同一龙者，明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进士第，官至大理寺评事，“居台湾府城”⑩。又据《八闽纵横》介绍:“1628年福建大饥荒，郑芝龙招纳福建饥民数万人到台湾，据黄宗羲《赐姓始末》载: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积极参加台湾的开发。此外，还有福建(海澄)的陈哀纪(惠安)、李魁奇等人在台湾活动，对台湾开发起了促进作用。”(11)如以黄一龙往台时间计算，惠安籍人往台时间应在1570年左右，至今已有417年之久。若以李魁奇在台开发时间计算，至今已有357年之久。惠安人往台的时间，比翰三之说提前了94年和44年之久。至今已有416年或355年的时间，可谓一水之隔，源远流长矣! 三、惠台往来的原因 众所周知，台湾自古以来与大陆就有密切的联系。早在230年，三国时孙吴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航海到夷洲，即今之台湾。澎湖在十二世纪南宋时已隶属福建省晋江县，成为中国行政区的一部份。十三世纪中叶，当时的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台湾等岛屿，隶属于泉州路的同安县。从此，台湾正式列入我国版图。明代以来，台湾、澎湖已是我国的海防要地。1624年和1626年，荷兰和西班牙相继入侵，至1661年，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的台湾道。1885年台湾正式建省，成为我国当时的一个行省。 惠安与台湾人民之间所以能长期而频繁的往来，究其原因，除一水之隔、毗邻而居，在历史上曾同属泉州府之外，还有下列数种原因。 (一)赴台当官 自从元朝政府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管辖台湾等岛屿之后，历代政府，均不断派员到台任职。除上述惠安人江美鳌随郑成功入台，担任龙骧将军，黄瑞和曾春随施琅入台，分授左都督等职之外，还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武举，惠安在坊人许志超，曾任金门镇左协副将(12)。清惠安玉塘人孙文元，曾任澎湖协左营外委，浩赠武德骑尉、云骑尉、世袭恩骑尉，后奉旨崇于台郡(即台湾)昭忠祠。清玉塘人孙联升，诰授武德骑尉、世袭骑尉，曾任建宁左营守备，后署台湾游击。清玉塘人孙廖村，赐进士出身，勅授文林郎，曾任台湾府学教授(13)。 又据《崇武所志》记载:清代从台湾回大陆的人，须在厦门验照，读书人渡海参加乡试，也不例外，官员便乘机敲诈勒索。至清代乾隆年间，渔民出身的崇武人张勇到厦门当提标中营参将，才把验照陋规剔除，让台湾百姓自由往来，书生赴考方便，台湾百姓感激张勇的恩德，特建生祠敬奉。 由于赴台供职，少则三年五载，多则十年八年，故带去家眷亲信，邀来当地朋友，这是惠台人民往来的原因之一。 (二)捕鱼往来 惠安东临台湾海峡，海岸线曲折，全长304公里，有十二个乡濒海。其中小岞、崇武、獭窟等地，距离台湾只有一百多公里，一夜之间，便可抵达台湾的梧栖、鹿港等地。 惠安渔民在台湾海峡各个渔场捕鱼，他们随着季节的变化和鱼群的聚散不断转移。有时为了追逐鱼群，经常抵达台湾附近，连台湾岛上的鸡啼狗叫，也听得一清二楚。自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獭窟、崇武部份青壮年随军往台定居之后，惠安渔民经常往台捕鱼探亲。至今，不少獭窟老渔民还熟记往返獭窟与台湾梧栖、鹿港之间的罗盘针字歌诀。如“乙辛见台道，辰戍见獭窟”等。在崇武的船老中，很早以前就流传着一本导航的《针簿》，记录着船只通航的各个港口的航线字、港湾山形、水中礁石、潮汐时刻等常识。在这本《针簿》中，也记录了台湾中部几个港口和北部基隆港的情况。 往台捕鱼、探亲访友是惠台人民往来的原因之二。 (三)往台经商 随着渔民的往来，大批商人也往返于惠台之间，为两地人民的物资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獭窟的商人从大陆运去黄金、瓷器、通书(日历)、花金、香烟、棺木板；从台湾运来铁条、水泥、蓬莱米、白糖、楠木、樟木。崇武的商人也运去药材、大豆、烟、酒以及面线；贩来煤油、各种蛋品、水果、罐头以及大甲草席等东西，受到了两地人民的欢迎。其中不少商人，便在台湾定居。明朝著名诗人黄吾野在抒写家乡崇武诗中，就有“海接东南一夜舟”和“击楫日通彰化米”的描述。吾野生于1524-1590年期间，足见四五百年前，惠台之间，便已经开展积极的商业活动了。崇武的船只一日之间，便可从台中等地运来大米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积极而频繁的商务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惠台两地人民之间的交往。 (四)往台传艺 惠安的木匠、石匠、泥水匠的技艺以及木雕、石雕、影雕艺术是全国闻名的。特别是石雕历史悠久，技艺精湛，誉满全国，素有“石雕之乡”之称。如福州鼓山涌泉寺、西禅寺的各种青石雕筑装饰、台北龙山寺的八对龙柱以及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南昌八一纪念馆、集美解放纪念碑等大量石雕，均出自惠安石雕艺人之手。其中崇武的木匠、石匠在明朝中叶技艺就很闻名。清代，台湾百姓仿效闽南一带的风俗，建造许多寺庙，特地到崇武聘请不少有名的工匠。崇武的石雕工人大部份应聘到台湾参加台北的龙山寺、天妃宫、胜庙，新竹、台北、基隆、北港的妈祖庙，嘉义的帝崇庵等庙宇的大龙柱、花乌柱、框堵、花窗等各种青石雕的建筑和装饰。他们有的就在那里传艺授徒，有的甚至在当地成家立业，传宗接代。有的后来则带着妻子儿女返回大陆居住。如此一来，不但使交往面从渔业、商业扩大到工艺建筑行业，而且加深了感情，有的甚至建立了亲戚关系。 (五)入伍往台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之后，惠台人民往来更加密切。两地同胞彼来此往，探亲访友，欢聚一堂，共叙骨肉情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崇武绝大部份的大船都改业航行台湾，有些船后来就被阻隔在台湾了。现在在台湾当渔船船长的惠安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崇武人。 1949年解放前夕，蒋介石国民党见大势已去，于是率领残部逃往台、澎、金、马。这次逃往台湾的惠安籍国民党军政人员连同其他原因去台的人员多达五千多人，而现在居住惠安的台湾省籍同胞，也达一百多人。仅崇武一地，就近五十人。 惠台人民密切往来的原因，当然不止以上五种，还有其他因素使然。但以上归纳的五种，毕竟是比较主要的。 四、本源一致 骨肉情深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包括高山族和大陆人民同是炎黄子孙，本源一致，骨肉情深，这是无可置疑的。台湾一千八百万同胞中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是汉族，百分之二是高山族。属原泉州府各县的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四点八。因此，普通话和闽南话，自然成为台湾同胞的两种主要语言。而百分之九十七台湾同胞的生活习惯与大陆人民基本相同，仍然保持福建、广东等地的特征。 生活在台湾的一万多惠安籍后裔和五千多惠安去台人员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下面就这个问题，试从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一)语言与风俗习惯 惠安人往台经商，移居台湾的时间，如按黄吾野的有关诗句分析，已有五百年的历史。如按后边籍高一龙的移台时间计算，也有四百多年之久。不管是四百多年前移居台湾的惠安籍后裔，或者是解放前夕的惠安去台人员，他们的通用语言，都是闽南话。当然，在个别场合，如政府机关、交易场所等非用普通话或其他语言不可的情况下除外。他们还喜欢沿用祖家的习惯用语，如“站起来象东西塔，躺下去如洛阳桥”来形容一个人的高大。他们的民间节庆，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跟大陆也完全一样，均以农历纪时。春节、中秋，也都有回家与亲人团聚的习惯。他们的婚丧喜庆程序，也与惠安老家习惯相同。诸如“死猫挂树头，死狗让水流”等生活小事的习俗也完全一样。 (二)宗教信仰方面 据有关部门1979年底统计，惠安县总人口九十二万，除东园乡白奇、里春等六个村有郭姓回族近万人，涂寨乡新陈村有蓝姓畲族近三百人，涂岭乡有出姓蒙古族数百人外，其余全为汉族(14)。(惠东异服人之族属虽有疑问，但尚定为汉族)在全县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信仰多神教，其次为基督教，再次为天主教。 惠安信仰多神教的群众供奉的福德正神、观音佛祖、大普公、圣王公以及县乡境主、守护神。如惠安境主青山宫灵安尊王，沿海渔民守护神妈祖娘等，台湾同胞也是顶礼膜拜的。泉属三县惠安、晋江、南安人尊奉安海龙山寺观音佛祖。台湾各地四百四十一所供奉安海观音佛祖的寺庙，便大多以龙山寺为名。惠安境主青山王(张悃)的神像，系120多年前由东坑李姓渔民传往台湾艋钾建庙供奉，不但惠籍同胞当作守护神，而且受到当地台湾的敬奉。惠安群众信奉圣王公(陈元光)，台湾各地建有圣王公庙五十三所。其他如鹿港居民信奉的纬王爷、妈祖两神，便是从獭窟传去的香火。解放前，每逢这两尊神生辰，台湾同胞不辞辛苦，特地渡海前来獭窟“割香”，其香火之盛，延续至今。 (三)乡土与宗教观念方面 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宗族观念特别强，简直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这样形容并不夸张。福建人到了外省，一遇福建籍人，便认为同乡，分外亲切。闽南人一到福州，一听有人讲闽南话，即不论是晋南惠同安，或者是厦门人，都主动迎上去，互相攀谈问好，结为朋友。惠安籍的台湾同胞也是如此，他们有以姓氏成立宗亲会的，也有以同乡建立新村的。如居住台北的崇武人，曾成立台北基隆市崇武同乡会。台北市曾建有惠安黄氏祖祠，供奉惠安黄氏先祖神主，每年散居台湾各地的黄姓子孙均定期前往祭奠。大岞籍的台湾同胞曾在基隆港窟仔底建造大岞新村。獭窟籍的同胞，则聚居在基隆仁爱街，并建有先祖陵园，供后辈凭吊。獭窟曾姓于1661年移居台湾，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1982曾姓同胞曾在台湾召开“世界曾氏宗亲会”，出席会议的除当地獭窟籍曾姓同胞外，还有旅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曾姓代表人物。他们通过欢聚恳谈，交流思想，疏通感情，缅怀先辈余泽，共叙思乡之情，并表示愿为建设獭窟岛，改变祖籍地面貌作出贡献。这种思乡爱国精神，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 惠台的关系是悠久而密切的。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 　 注: ①、见《惠安名胜古迹》第170页、《惠安县地名录》第273页。 ②、③、④、林瑞峰:《惠东沿海异服之人族属初探》，《薯花》1983年第二期。 ⑤、彭桂芳:《唐山过台湾的故事》第35页《台湾山胞原是一家人》一文(中共福建省委对台办公室翻印)。 ⑥、凌纯声:《古代闽越人与台湾土著族》，转引自《唐山过台湾的故事》第35-36页。 ⑦、翰三:《留迹台湾的惠安前辈》，原载新加坡《星洲惠安公 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522页。 ⑧、见《唐山过台湾的故事》第167页。 ⑨、见《唐山过台湾的故事》第211页。 ⑩、后边村《锦田大宗族谱》。 (11)、《八闽纵横》第二集《福建和台湾的关系》(福建日报社编)。 (12)、《惠安县续志》卷六《选举志》。 (13)、《玉塘乐安孙氏家谱》。 (14)、《惠安县地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