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安县的杂志，现在发现最早的一份是《獭江潮》，民国十九年印。据浮山张炳南同志提供的影印资料，系“獭江青年同志社”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共出二期，十六开本，二十几页码。这是惠安人自办的头一份文艺刊物。登载小说诗歌，文字幼稚，但内容进步，有鲜明的反封建意识。参与编辑的林祥蕊先生现仍健在，住在厦门。有一种说法，这份杂志是在厦门编印，而在崇武发行，是獭窟旅外文学青年的同人杂志，由獭窟人曾维隆、黄心铭主持。黄心铭是渔业主，随船来往于獭窟和厦门；后来黄心铭去上海读书，杂志社就停办了。 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在集美学校任教的崇武人张述、张辉煌、邓腾裕创办了另一个文艺刊物《海风》。这是较《獭江潮》影响为大的刊物。月刊，十六开铅印本，页码不多。在两年间，出版了十五期。除了文艺作品，还有述评一类的文章，对县区二级政府提出有关教育、卫生、建港、植树、商业、渔业的建设性意见，也带有反封建的色彩，如提出了要取缔包办婚姻的主张。这份刊物面对现实，曾引起当局和各界的重视。可惜一九三五年底，因为张辉煌去上海当船长，张述准备出洋，加之经费不足，只好停刊。 惠安县的第一张报纸，是《惠安民报》。民国二十一年，由国民党惠安县党部创办，其时县党部书记长为连茹。编务由朱开春负责，朱乃县党部干事。先是三日刊，四开纸对摺一小张，旧五号字印刷。这张小报，以“三民主义”为宗旨，开文教新风气，报道时事是摘自地方电台。第二年，由杜辉接任县党部书记长，《惠安民报》有了改进，作为小型文化实体，加强了独立性，于是改为日报，以新的姿态出现。同时成立社务委员会，设了编辑、经理，由经理负责发行核算。报面四开二版，每板十一栏，每栏九十行，每行仅九字。一版上边是国内外要闻和社论、专论；下边是广告、启事。二版上边是县乡新闻和特约稿；下边是文艺副刊，副刊注意文艺性和趣味性。杜辉的革新有显著成效，自任发行人兼社长。朱开春、林礼庭任编辑，吴清汉任副刊主笔，经理为连玉材。最盛时，在洛阳、崇武、东园、土岭、黄塘、土寨、秀涂、山腰均设有通迅员。 《惠安民报》现已不可觅。据厦门方志专家洪卜仁教授说，北京图书馆尚存有《惠安时报》一份。时间是一九四二年七月至四三年一月，只半年。刊头署有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创刊等字。这份报纸，很可能是沿袭杜辉改进的《惠安民报》而在四十年代续办的，惜不得一见。 一九三六年，由惠安商会主办了《惠钟报》。商会会长王逸民为发行人，陈维新为社长，林汉三为主编，县商会干事陈安銮为经理。其体例仿《惠安民报》，同官办的民报抗衡。该报注重社会新闻，但发行量不多，大部分只在城区，影响不大，不久也就停办了。 一九三七年，由洛阳吴菁绿、张清水编辑出版了我县头一份纯文艺刊物《索》。刊物三十二开本，七十页，刊登新诗、散文、小说、杂文和文评。轻松活动，绝对排斥政治色彩。但因经费和销路问题，只出一期，转眼即逝。同年，出现了报型杂志《惠声报》。八开四小张，印刷较为精美。创办人王佐才、孙铁魂。自筹经费，言论也较自由，似乎得到海外侨胞的资助，重在报道海外乡亲的活动。但也很快停刊。关于《惠声报》还有两种说法。一说是由缅甸华侨庄秀英女士发行的杂志，一说是惠安旅厦学生创办的。这份杂志，也是转眼即逝，难以寻觅了。 一九三八年，侨光中学的王桂法独资创办了不定期的《时事文摘》杂志，十六开本，每周一小册，仅十二面，对象是学生。其时抗战开始，这本杂志热衷于抗日爱国的宣传，维持四个月之久。后因为王桂法投笔从戎而停刊。 一九三九年，在抗日浪潮中，惠安县解放前的重要报纸《海滨日报》出现了。按当时知名人士的说法，这份报纸“南可傲视晋江的《泉州日报》、《福建日报》、《群力报》，北可凌驾仙游的《闽中日报》、莆田的《福建新报》。”报社虽然仍由杜辉任发行人，但已进一步走上企业化。陈维新为社长，陈香为总编，吴清汉为主笔，这是编辑方面的。另设了董事会，由县参议会议长刘锡荣任董事长，商会实业家王友喜任副董事长。设报务室，用无线电抄收中央消息，资料室也有了充实，印刷所则进一步扩大。虽然仍用手摇印刷，但除五号字外，又增加了木刻的三号四号字，报面亦改为对开四大版，颇为堂皇。每份印刷一千份以上，发行全县和外埠。现在本县已经没有办法找到《海滨日报》了。但北京图书馆仍存有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海滨日报》(不全)；南京图书馆也存有一九四五年一至三月、八至十一月，一九四七年三至五月和一九四九年二月的《海滨日报》，可见当时的影响之大。 在四十年代，惠安县创办的刊物还有:陈香发行，吴晓庄、王昌宗主编的《闽南儿童》。一九四○年创办，仅一年时间，亦不知出几期，很快就停刊了。一九四三年发行的《青年旬刊》，由当时兼任三青团分团主任的杜辉发行，社长是警察局长李承庄，主编曾福茂。十六开本。出于当局政治的需要，维持的时间较久。一九四五年，惠安县政府开始刊行《惠安县政》，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为止。 综上所述，惠安县解放前的报刊，有参考价值的主要是《惠安民报》、《海滨日报》，而文艺刊物极少，其影响也微乎其微。解放前的惠安，可以说是文化沙漠。不但劳力外流，知识分子也外流。县花一现的刊物，大都是在外的读书人发起创办的。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几乎没有什么文艺可言。然而，民办的《獭江潮》、《海风》和《索》，仍是我们惠安县文艺刊物光荣的开拓者。幸存的一期《獭江潮》，是我县珍贵文物资料，应该加倍珍惜保存。 解放后的报刊情况，最为重要的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创办的《惠安报》，困难时期停刊。这份报纸，始终没有改为日报，辟有文艺副刊，但作品不多，影响不大。“文革”期间，县革委会政治组创办的《斗批改简报》，虽然也出了五十几期，但仍不能算是真正的报纸。解放以后，我县文艺创作有了发展。一九六二年，县第二届文联成立后，曾刊发了一期文艺刊物，但也只出创刊号。“文革”期间，出版过多期的《工农兵文艺》、《惠安文艺》，但因受文艺上极左路线的流毒，始终没有出过较好的作品，不过是政治宣传罢了。 惠安县文艺创作真正的繁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惠安创办的文艺刊物，最重要的要推一九八○年七月由县文化馆主办的《薯花》。这份充满故乡生活气息的期刊，培养了惠安很多业余作者，也团结了所有惠安籍的文人作家。《薯花》因经费限制，不定期，分正刊增刊两种。正刊十六开铅印本，彩色封面，杂有美术作品。每期页码在七十页左右，至一九八六年底停刊。《薯花》共出正刊九期，约一百二十万字，每期印一千至二千本。同时，出版报纸型《薯花》增刊十二期。在一九七九和一九八四年，惠安县文化馆还编辑出版了文丛《螺阳文选》第一辑、第二辑，广泛收集惠安及惠籍文人作家的优秀作品。两辑文选共收惠安优秀文学作品达五十万字，在省内外影响较大。 这段时间，全县文艺刊物也大发展。一九八二年四月，崇武镇文化站创办了《崇武文艺》，不定期。至一九八六年共出版五期，十六开铅字本，每期印六百本。一九八三年六月，东岭文化站主办的《东岭文艺》，不定期，已出版了两期，每期印八百本。这两个刊物彩印封面，印刷精美。一九八一年二月，螺阳(城关)文化站主办的《涓流》，不定期，用油印，已出了七期，每期印四百本。一九八四年四月，东园文化站主办的《桥》，为文艺小报，四开八版，至一九八五年已出四期，每期印五百份。一九八四年五月，净峰文化站主办的《净峰》，为文艺小报，四开八版，至一九八六年已出三期，每期印十百份。以上这几份乡镇一级的刊物小报，均是综合性文艺刊物。刊登小说、诗歌、散文、民间故事，均出自本县本地的业余作者之手，乡土气息浓厚，艺术追求纯朴。稿源充足，题材广泛，主要仍是经费缺乏，不能继续扩大篇幅，满足不了读者作者的要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六年，是惠安县文艺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诚然，惠安县至今仍没有一份日报，没有一个定期的文艺刊物，但无论从横向还是直向作比较，惠安的报刊历史总是发展的。一百万人口的大县，正乘着开放改革的劲风，用自己创造性的劳动，迎接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于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