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源山下万人家，古塔双双日影斜； 发士能织芋麻布，士商时贩木棉花。” 这是明朝诗人何香远在晋江一带看到手工纺织业兴旺发达时所作的诗。当时闽南各地家家都设织布机，妇女人人能纺织。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远在宋代真宗时，印度的棉花便从陆路传入关陕，从海路传入闽广，名叫“吉贝”(闽南语茄拌)。泉州海外交通发达，福建种棉，可能最早在泉州一带。到了明代，木棉、草棉都已成为人们喜爱栽种的植物了。棉花的大量种植，促进了家庭纺织手工业和染坊的发展。那时闽南一带的棉花和棉布的产量不但自给自足，而且远销到南洋、台湾和我国北方。 以贩棉花为生的商人也应运而生。据《安海志》记载:“本土附近村落园地多种之，晋(江)南(安)山村家家皆种。”明朝的王世茂作的《闽部疏》中有“自泉州经同安往龙溪，沿途看到扶屋道旁，状若荆榛，近而视之，即棉花也。”其他如《闽书》、《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同安县志》、《东右黄孺人墓志铭》都有这方面记载。商人把每天大量上市的棉花，贩卖到各地去。那时闽南大小乡镇的妇女都会织布，品种有棉布、麻布、苧布、葛布、丝布、合苧等，名牌产品有红边布、台湾庄、龙屿皱布、斜纹布、白布等等。从明末同安孝廉林嘉采墓中发现，死者以白布缠裹，尸体保存良好。这种白布宽约二尺，细密均匀，平整无疵，质量良好，可与上海的龙头细布相媲美。 由于纺织业的发达，土织、土染作坊都相当兴盛，一般村镇都开设染坊，能加工染制乌黑、大青、半青、水青、桃红、雪紫等好几种颜色。同时出现许多染布商号与商人。 由于闽南各县地处东南沿海，陆上交通早有公路直达福州、永春。海上运输随着季风北可抵上海、烟台，东渡海峡到台湾，南可达南洋各地。兼之旅居东南亚、台湾谋生的乡亲很多，更为闽南沿海纺织手工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许多布商、船人得以将大量的布匹运往台湾等地销售，换回大米、白糖，有时台湾船亦运水果到东石交换布匹，对繁荣闽台两地的市场经济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明末清初，棉布生产因国外资本主义的侵入而逐渐萧条，特别是《马关条约》缔结以后，土布出口要抽税，入台湾也要抽税，这样，南洋与台湾的销路相继受到阻碍，加之市场洋货充斥，商人压低棉价，土生土长的家庭纺织手工业生产难与抗衡，使数百年来自种自织、自供自给的棉布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加上社会发展，陈旧的染织土布已不能适应人民审美的要求，销售对象只局限在老年人和山区人民。 抗战前，闽南各厂家可源源进口上海棉纱，为了求生存，布商只好筹集股东开设较大型的织布厂。因使用上海棉纱可织出各色花布、被布等，产品畅销，盈利不错，手工染坊因而再度复兴。单晋江东石镇，当年全省四家电机染织厂，她就占了三家，具备了全省最早的多梭织布机、络经纬机。大小厂及家庭手工的纺织机就有上千台。相继出现了云锦、东安、华艺、振东等木机布厂，以后又发展为利群、民星、群芳、七谊、福星、仁记等。当时以华侨投资为主的民星电机染织厂规模较大。它扩建厂房、办公楼，股份基金拥有十多万元，全厂有织布机六十台、木机五十台，在厂人数三百五十多人，此外尚发给厂外三百五十台木机加工，日产布一百匹左右。另一座同样投资十万元的利群电机染织厂，也有织布电机七十四台，工人二百五十人，日产布五十至六十匹。各地较小的厂更是星罗棋布。布厂工人雇用了许多浙江、温州人。这些厂大都设在码头附近或船只能直接靠泊的海边。 抗战期间，厦门沦陷，交通断绝，货源接不上，电机布厂相继歇业。为了求生存，一些厂家只好将旧棉拆打为棉花，纺出质量低劣的“棉绩纱”，织成粗糙不堪的“棉绵布”供应贫困人民。 抗战胜利后，交通恢复，华侨大量返乡，重新给予投资，货源也接上了，闽南纺织业始得复苏。 解放后，由公私合营到1958年地方国营，闽南的棉纺织业才真正有生机。纺织厂遍布泉州、晋江、同安、厦门，工人数以千计。产品质量、花色品种都得到充分发展，现在除销售全国各埠，还大量加工出口。 一九八六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