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国民党财政部税警团改编为福建盐警总队辖大中队体制，它属中央财政部管辖，是中央驻闽机构，不受地方政府或地方军事机关节制。我任第2大队第23中队上尉队长，驻防惠安山腰盐场。1949年北京解放前后主动与中共闽中惠安县工委书记朱汉膺接触联系，接受党向我提出策反盐警起义，掩护游击队革命活动的任务。当时我们也订有香港出版的大公报，该报对全国形势，解放区情况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经常有所报导。后来与地下党逐步接触，对形势有了进一步了解。六月间，中共闽西南惠安负责人林祖慰(闽粤赣边纵队八支四团惠安武工队长)，通过我的亲信陈培元派地下党员曾联辉(解放后任惠安第一区区长)向我提出策动部队起义支援武器弹药的任务。我安置曾联辉住在哨所，我们防地有24个哨所，指定副队长郑光闾、分队长黄鹏书记唐建业和陈培元与曾接触，主动到各哨所向官兵宣传策动起义，颇有成效。 为了迎接解放，地下党向我们提出一项政治任务，即保护盐场公堆存盐不受损失，以备大军南下解放福建作为军需民食之用。因闽南其他盐场存盐已被抢掠一空，我们接受并完成了这一任务，解放时全场存盐贰万吨，对解放初期市场供应起了积极作用，还支援了外省。 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们总队长刘宗廪在福州派中校副科长张朴到各盐场召开应变会，妄图为最后退入海岛及台湾预作准备。已令驻闽东、闽北、福州、福清等地3大队和山东撤退来福建的盐警部队都集中到莆田盐场，并令驻晋江、南安等地第1大队最后集中到东山盐场。第2大队派往泉州、枫亭等地巡逻缉私的小分队，也令停止，集中山腰盐场。我们第2大队长程可为是刘宗廪同学。住在莆田盐场领导整编山东撤退来的部队。我在福建盐警官警教练所当过多期教官，盐警官兵大部份信任我，而程可为总把我当成亲信。于是我把召开应变会等情况汇报给朱汉膺同志，他鼓励我到莆田去策动程可为，了解内部动态，从中做疏导策反盐警整体起义。 我接受党的指示，到莆田前沁盐场，见到我们大队长程可为和第3大队长杜斌及部份官兵，通过谈心策反活动，了解他们感到国民党败局已定，而徬徨走投无路，程可为请我吃饭时说总队准备撤退，召开应变会，有家属的提心吊胆，倾向起义，也有部份人拟以到南日岛封备大帆船，待机从海上撤到台湾去。我说当前解放的潮流已经不可抵挡了，闽中地下党惠安负责人朱汉膺已在策动山腰盐警起义，有些人认为起义才有出路，能保持原职原薪，有贡献提级重用。朱汉膺是资历较深的共产党，参加过1930年惠安武装暴动虽未成功，他能坚持斗争，抗日胜利时，我与朱互相合作，风雨同舟，也相信他是为国为民，说话算数的，因而我来请大队长主动与地下党秘密接触，伺机起义，同时争取第3大队长杜斌共同行动。我可以通过朱汉膺向莆田地下党通报情况，互相联系。程可为点头以示同意。并嘱咐说，沿海公路线上驻有大量中央军，还有交警旅，他们武器精良，思想顽固，事要绝对秘密，以防不测。我回到山腰向朱汉膺汇报，朱颇重视，派出交通员通报中共闽中地委林汝楠。据悉程可为与杜斌接受了林汝楠提出的起义指示，而后我把程、杜与地下党沟通关系的情况向部份官兵吹风，于是奠定了他们支持地下党游击队活动的思想和信心。 记得1949年6月28日，闽中游击队在我们防地辋川镇压了作恶多端的乡长江一枝，触怒了惠安驻军325师375团团长黄昇辉、副团长刘剑云、县长覃斌，派一营兵力于7月1日向惠北山区革命根据地三朱乡扫荡，我派出哨兵在三朱附近警戒。讵意游击队都是短枪不能作战，只好撤走。7月3日敌人包围三朱后宅村，朱汉膺等同志房子被烧毁不少。而后朱汉膺要我们支援一部份武器弹药，有人提出万一被驻军发觉向我们进攻怎么办，当时我只是感到这是起义中大事，绝对不能不冒点风险，如果还迟疑不决，没有实际行动，共产党就不需要我们了，也失去了立功的机会。于是冒险犯难筹集步枪50枝(我队20多枝，其他20多枝)，子弹数千发，在夜间给游击队秘密运走。从而壮大了地下党游击队的力量和声势。 当时山腰反动势力较大，党的力量未能深入，而盐场外围如惠安枫亭都驻有国民党重兵，因而往返联系都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如副队长郑光闾、分队长潘鹤程和班长徐建华、陈培元等都是进步骨干，他们在起义时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也都先后到游击队驻地向朱汉膺等领导同志请示或联系工作。后来朱汉膺也指定山腰后楼盐运商庄祖荣负责盐警与游击队之间联系。山腰盐场场长郝志英当过多年警察局长和税警团营长，他间接了解到我们与地下党有联系，但详情不知通，他年老胆小怕事又怕连累，藉口到泉州视察，躲在泉州家中不回来。盐署和盐警是同属一个系统二个平行单位，各司所事，互相监督，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关系。随着形势的演变，副大队长等主要官佐已同意起义，但也有人疑虑起义后被清算，在起义有端倪之际，8月6日得知县长覃斌带交警部队围剿崇武港墘，革命群众被抓去不少，当时我们部队也处于戒备状态。 迨于8月17日盐场电台郭海清收到省盐务局地下党蔡光周同志来电通知，凌晨3时福州解放，并要求盐警截堵往惠安一带逃跑的莆田县长陈文照，我们马上通知地下党，朱汉膺同志认为国民党残余人员已成瓮中之鳖，逃不出人民巨掌，目前还有许多急的工作要作，不必来管他们，经会谈后，惠安盐警即日宣布全体官兵起义，是日莆田盐警也宣布全体官兵起义。我们共同把起义的消息通报闽南20多个县市的沿海部队和和各盐场。19日县工委决定派县委委员张海天、区工委书记朱联发和游击队数位领导同志及连远来盐场接收，发动群众，张贴标语，祝贺惠北山腰地区解放。我们把支援游击队的武器弹药一并列册移交。21日莆田盐警部队配合游击队解放了莆田县城。22日朱汉膺指示，以我为主同樊新带二个中队兵力200余人配合游击队解放惠安县城。驻惠南埕边分场盐警第22中队少校队长何耀鸿配合青山党总支苏克明为预备队在原地停留待命。 23日我率武装部队配合游击队由朱汉膺指挥浩浩荡荡进驻惠安县城中山纪念堂。沿途乡镇群众大放鞭炮，表示欢迎。我们所有官兵，在县城和公路以东马山顶布防。国民党惠安驻军和县长获悉游击队和盐警部队来打惠安县城的消息，连夜逃窜，驻枫亭交警旅也撤退到洛阳。朱汉膺等领导同志和游击队顺利接管了县政府，闽西南庄炳章、何家沛率领的惠安县工委接管了县党部。此期间，我们电台与泉州办事处电台高大光、王人建等天天通报有关泉州一带敌人活动情况，收报后我送给县委作参考。在党的领导下莆田、惠安提早解放，并占据洛阳与国民党隔江对峙，同时截断了蒋军残敌南逃之路，迫使他们一部份向海上逃命，一部份在当地被解放军歼灭。于是在解放军到达前制止了国民党部队的骚扰，稳定社会秩序，保护了县城人民生命财产。对和平解放闽南各县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泉州日报、厦门江声报都登载了“莆田惠安盐警部队叛变”的消息，从而促进了国民党部队起义。 我们起义时，驻在晋江、东石、永宁、港边、南安莲河、金门大嶝岛等盐场和厦门的盐警第1大队鉴于国民党部队像一群丧家之狗，狼狈溃逃，他们也都撤退到东山县盐场，大队长王勤政、副大队长赵奉先来电查问我们起义后，游击队接管情况，人员安排、生活待遇如何。朱汉膺指示复电告知，保持原职原薪，有贡献提级重用。我们动之以情的复电数次，策动他们起义。王勤政等收到我们复电后，相信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一些政策是真诚的。王勤政、赵奉先和队长余济武、刘超凡、邓荣亮、姚天培等官佐们都有家属，撤退时吃了不少苦头，大部份官兵也不愿重蹈覆辙，因而他们坚决摆脱国民党封官许愿的干拢，寻找共产党来领导，顺应历史潮流待机起义，之后以大队副欧锡雄为代表主动与地下党取得联系。于是为他们1940-12-12日在诏安宣布起义打下了思想基础。 8月31日解放军29军87师260团从闽清、仙游赶到惠安县城。9月9日福州派来军管小组组长刘文焕兼盐警大队长，致力于恢复生产与盐场管理，接着给大队派来教导员，各队也派来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名称改为人民盐警，我任人民盐警队长。1950年春，省军管代表宋述之和副局长蔡光周到山腰视察时，宣布福建盐警三个大队和山东来的盐警部队共四个大队1500余人，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批准为起义部队。嗣即有人提出起义提级问题，宋说起义就是贡献，党对起义人员政策是参照他们原职别、职务，贡献大小安排他们职务和生活待遇的。1950年夏，我调省学习，同年底分配到泉州市政府工作至今。其后盐警合并到福州警备司令部，成立福建省公安总队司令部，盐警大队改称公安大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安排我为泉州市第四届政协委员。 注:本文作者马世杰，解放前，曾是福建盐警总队辖下第2大队第23中队的上尉队长。起义后，调任泉州市晋江河道堤防管理处管理站长，也是泉州市第四届政协委员，这篇文章记述的是他亲身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