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金，原名荣簪缨，别号丽生，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二日出生于永春县锦斗乡隔后村。父春耻，在家务农，忠厚俭朴。 创业大马 叔金八岁就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五岁时即弃学从商，在永春五里街胜泉号，先当炊事员，后任店员。他白天做工，夜间则练珠算，学习记帐与写信等。七年的私塾，六年的做工及自学，为以后的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家庭经济窘迫，叔金收入不能维持家费，即于1903年经厦门赴马来亚谋生。他在《备忘录》中详细地记述了出洋的原因和经过: “我因家庭贫穷，年年缺粮，不得不渡洋谋生。1903年(时年廿岁)农历十月廿一日，备小银十元为路费，约林亮宝等七人由永春蓬壶步行三天到厦门。第二天，我父亲偕荣相哥赶到厦门，意在动员我仍返永春五里街做工。我坚持不回，并以大义告诉父亲:我每年工资仅四十八元，杯水车薪，于家庭无补于什一。我此去南洋谋生，决不辜负双亲的养育之恩，希望父亲准我放洋。我随即取四元给父亲及荣相哥做路费返家，我即安心去南洋矣。” 叔金抵马来亚安顺后，最初在“源振兴”王添福果子店当挑工，每天往十峇冬挑山竹、榴莲、郎萨到安顺，每担一角，每天挑三、四担。1904年初，他到拿哈“万益”号任店员，工余认真学习广府话、客家话、马来话、印度话、潮州话等各种方言。不出数月，对话便能应付自如，从火车站领货，到外埠办货，对全店账目均能做好。 在“万益”号期间，叔金从早晨六点半开门到晚上九点钟关门，每天工作十五小时，但每月工资仅十元钱。由于工时长，收入微，十三个月后他便离开“万益”号，把日积月累的九十多元钱拿出来做肩挑摇鼓担小生意，到处叫卖。他刻苦耐劳，勤俭节约，“坚持不嫖、不赌、不饮(酒)、不吸(鸦片)为宗旨”，营业两年三个多月便获利三千多元。 1907年，叔金首次回国探亲，四个月后再回拿哈。不久，他即把摇鼓担交给义弟林庶安经营，自己则在吡叻端洛吧刹口招股，组织“万隆”号杂货布匹店。筹备期间，因有人退股，生意失败，叔金损失千余元。后来，他又在实兆远港口与人合资经营粮食、布匹，兼营裁衣，店号仍用“万隆”。叔金任经理兼财政，生意一帆风顺，两年获利五千元。但股东分发花红时仅给他八十元。他因此不满而拆股，与义弟林庶安合资经营“永裕”号和“福永安”，到二十年代初共获利四十多万元。在此期间，他在各处购地三百九十五英亩，雇工种植橡胶、香蕉等。此外，他还购置店铺两间，自建铅板店铺十间、木屋一幢。 由于叔金在事业上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27年，叔金被推选为实兆远橡胶公会副会长，负责向华民注册官办理注册手续。 筹赈难民 叔金热爱祖国，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反动统治异常不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孙中山积极在海外开展革命活动。他闻讯后，即萌生参与的念头。后经林颂声、黄金庆两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毅然剪掉辫发，表示与清政府彻底决裂。他除了积极投身于当地同盟会活动外，还介绍了三十余人加入同盟会。清政府被推翻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叔金也随之集体转为国民党员。他积极工作，从财力物力上支持革命活动，曾受到孙中山的嘉奖。1922年，孙中山任命他为实兆远分部正评议长；越年改任他为实兆远直属分部党务主任；1924年又任命他为实兆远直属分部宣传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他四处奔波，筹募了大量款项，为支援抗日战争而献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展开了全面抗战。海外华侨也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实兆远华侨组织了抵制日货委员会，叔金又被举为主席。他除了积极宣传发动，开展抵制日货以外，又购买了救国公债一千元。不久，霹雳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实兆远分会成立，叔金再次被选为主席，蝉联五年，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0年，陈嘉庚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叔金作为实兆远地区华侨代表参加了该慰劳团(华侨大学陈嘉庚纪念堂和厦门集美学村还陈列着陈嘉庚与王叔金等部分“南侨慰劳团”成员回国慰劳时的照片)，并随团前往贵州、湖南、陕西及昆明、九江、成都、重庆、九龙等省、市。此行使他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实兆远。叔金由于积极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而被日寇列入黑名单。他被迫前往泰国勿洞等地避难，多次机智地躲过日军的“肃清”行动。局势缓和以后，叔金才得以返家。返家后，他买回日语教科书，架起黑板，写上日本字，以学日语、教日语为掩护，另一方面则暗中支持当地抗日活动，同时支持夫人彭亚荫为抗日将士缝制军衣。1945年5月10日，其参加抗日军的养女王清和与另一女兵返家时，遭日本宪兵与侦探十余人追捕，由于叔金的巧妙掩护，避免了一场灾难。 抗日战争期间，叔金表现了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他不为虎作伥，坚决拒绝与日军合作。他在《备忘录》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九日，华警长刘某偕日本军监向井二人到本宅，问答如下: 问:‘你要做华侨协会会长吗?’答:‘不要。’ 问:‘自警团长给你做好吗?’答:‘我不会做。’ 问:‘政府出本给你做粮食商要吗?’答:‘我不要。’ 问:‘你办一间日本学校好吗?’答:‘我不会办。’ 问:‘你是否不与皇军合作吗?’答:‘我年已老，耳朵听不灵，精神不好，做事健忘，如做不对，由皇军负责则可。’彼默而不说，悻悻而去。”叔金在日军利诱面前所表现的坚定民族立场令人钦佩。 义务兴学 叔金从亲身经历中，深知坚持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华侨的重要性。他看到一些华侨子弟在侨居地未能受到华文教育而深感忧虑。因此，从三十六岁起，他即逐步放弃正在兴旺发达中的商业活动和种植活动，义务地从事当地华文教育事业，为创办华文学校，发展当地华文教育作出贡献。 1920年，他认捐一千元，参与发起创办实兆远区第一所华侨公立学校，被推为名誉总理，并连任该校董事长达三十年之久。后来，又被推选为建校委员会主席，主持兴建了礼堂、教室、宿舍，创办了中学部等。接着，他又被举为该校信理员及名誉董事。其照片至今还悬挂在该校纪念堂中。 1922年，他看到该地许多学校经济拮据，及时给予协助，乃发起创办橡胶商行，从每担橡胶中提取五角钱，用以补助实兆远及爱大华各小学经费。具体做法是，把每月所收款项，按各校学生人数分配给学校。叔金亲自义务担任总务、查账、收捐、调查学生人数、分发捐款及书记。橡胶商行一直维持到实兆远橡胶公会成立才停止活动。在此五、六年内，实兆远十余所小学得以维持不断。 1931年，叔金感到小学教育必须进一步向中学教育发展，遂发起创办中正中学，并负责建筑校舍。1935年，他又提倡把甘文阁的国民、育智小学、实兆远的中正华小及爱大华的民德小学四所学校的中学部合并为南华中学。他被推选为合并委员会主席、第一任董事长、校产信理员、募捐建筑新校舍主席兼募捐总主任等。他预付三千元购买六英亩土地以为建校之用，并捐建了三间教室。1940年，南华中学新校舍落成暨虎豹大礼堂竣工，特请胡文虎莅临剪彩。后来，叔金又与苏清楚创办了天定中学，并连任董事长兼监理员长达十年之久。 1941至1944年，由于日军占领马来亚，华文教育被迫中止。1945年日军投降撤离后，叔金又全力投入华校的恢复和发展工作。中正华小复办时，他被委任为董事长。次年，他又负责复办南华中学，担任学校修建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董事长及信理员。同时，他还领导创办泰国勿洞中正小学，并任监察委员。此外，他还担任木珍歪培青小学副董事长及昔佳里培民小学、木珍歪群贤小学、红土坎永宁小学的名誉校董等职。 叔金对平民教育也十分热心。1951年，他与苏清楚等人在红土坎区创办了平民义学，被推为董事长、建校委员会主席、募捐主任等。在他主持下，经过四、五年工作、校舍、礼堂相继建成，并购买了五十余英亩橡胶园为校产。学校为了表彰其功绩，推选他为名誉董事长，并把他的云石头像置放在平民义学纪念堂内。 叔金不仅注重创办华文学校，努力传播中华文化，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推广普通话(华语)。他每次向学生发表演讲，总是以身作则，带头使用普通话。尽管他说得并不准确，并且常常夹杂着闽南方言，但他始终坚持这样做，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由于他放弃商业和种植活动，一心倾注于义务服务社会教育，加之日本侵占马来亚带来的破坏，晚年的王叔金，经济入不敷出，生活难以为继，几乎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只得依靠亲友的帮助才勉强维持。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多年来经济入不敷出，吾的亲戚深知景况，直接间接均有帮忙我，他们是知恩报本，我则感激莫铭。”“我不是资本家，亦非穷光蛋，爱做社会事，弄至老年‘家伙了秀才无’。”(“家伙了”系闽南方言，意谓家庭破产——引者注)虽然如此，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在晚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义无反顾地坚持服务于社会教育，直至七十八岁高龄方告退休。叔金为发展侨居地的华文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服务时间之长，所付出的辛劳之多，行走足迹之广，在马来西亚实属罕见。当地社会名流黄国泰指出:“象王叔金先生这样，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义务服务社会教育而忘我者，至今尚无第二人。” 由于叔金对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曾封赐他K·M·N·荣衔，吡叻苏丹封赐太平局绅勋衔。 叔金不仅积极在侨居地创办华侨教育事业，而且对家乡的教育事业也非常关心。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专门从橡胶园中拨出九十英亩地，每年以其收入为家乡培养三名师范学生。后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侨汇中断，此事乃告中止。但这三名师范学生各有所成，解放后或服务于教育单位，或工作于党政部门。 热心公益 叔金对侨居国的华侨权益极为重视，曾为争取华侨公民权而奔走呐喊。他写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公民争到，爱国不忘，不争公民，权利不当……” 他对社会公益慈善事业也非常关心。1913年即加入实兆远益智书报社，并积极参加该社的各项活动，把益智书报社办成让当地居民阅读书报的场所。 为了便利侨胞丧葬事宜，叔金于1927年发起并负责募捐建筑实兆远港口五叉路一座墓亭及该墓的柴桥；1935年，他又负责募捐购置实兆远四叉路、二条路口等公墓地，并立捐资者石碑以作永久纪念。 1936年，叔金与陈良知发起购置四叉路西人公馆六英亩土地及公馆，作为实兆远华侨接生医院。他被举为信理员及理事。他积极工作，逐渐完善各种设备，使该地的妇幼医疗卫生事业得以逐步发展。 1940年，叔金被推选为实兆远华侨精武体育会会长。他为发展该地的华侨体育运动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他又被举为实兆远马来亚华人公会天定区第一届会长，后又蝉联第二届会长，并负责建筑新会所。会所竣工后，他被推为名誉会长。 叔金身居异域，但深深眷恋着故国家园及国内亲人。他把一个儿子取名为“九斗”，以纪念故乡锦斗(九斗)。旅外期间，他曾十次回国探亲访问，逗留时间有时长达数月之久，他对祖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同样非常关心。1920——1921年，中国华北七省旱灾，海外侨胞纷纷予以赈济。叔金更是倾诚献力，被举为救济委员会募捐主任。他劳苦奔波，宣传发动，筹募了大量款项，救济祖国灾民。1936年，河南、陕西、甘肃三省又出现灾情，叔金再次被推选为实兆远华侨救济委员会募捐主任，为救灾献力。1947年，马来亚福建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他被委任为实兆远区招股委员。他积极招股，为发展福建经济献力。 治家为人 叔金治家有方，对子女悉心培养。每逢星期六，他都召开家庭会议，对子女进行中华文化和传统道德教育。他教导子女应该为善积德，讲孝道；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对兄弟姐妹应该互敬互爱，讲情谊。他写道:“教儿不分男和女，治家积德孝为先，安份守己爱邦国，子孙荣华胜良田。”“兄弟姐妹同根生，手足情谊互相敬。”他不仅注重发展当地的华文教育事业，而且十分注意对自己子女的华文教育，把它看成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根本。他坚持子女应以华文教育为主，华、英文兼学。为使自己的子侄接受传统的中华文化教育，抗战前他就把亲手抚养成人的侄儿王建兴送回上海暨南大学就读。1947年，他又送儿子王建士回国上学。如今，建士不仅已成长为华侨大学副教授，而且也成为沟通海外亲人与祖国故乡联系的桥梁。 叔金十分关心祖国亲人的生计，曾带领不少乡邻亲友前往马来亚谋生，其中最小的是年仅七岁的侄儿王建兴。对前往马来亚谋生的乡亲，他都为他们提供食宿方便，并协助寻找工作，直到他们能够自立为止。 叔金生性耿直，办事公道，不畏强权，坚持正义，1955-12-10日，南华中学因校长与女教员发生淫乱关系，引起学潮，校长与董事长互相勾结，欲开除十二名学生。叔金表示反对，董事会即宣布他停职一年。叔金愤慨不已，登报辞去十个社团及校董职务，以示抗议。他还为此持斋三年，直至校长、董事长被罢免为止。 叔金为人处世，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他说:“金钱似土我看透，积德遗孙当自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故余义务四十余年，天天清闲，天天平安。” 他不欺贫重富，认为应该俭朴自己，济助别人。他说:“不因金钱贪富贵，欺贫重富我无缘。”“吾人对于社会慈善教育公益事业，如果俭朴自己，济助别人，利益人民，都得安慰自己。”他主张助人应真诚无私。他说:“吾人帮助别人从不望其报答。” 他认为做人应该勤俭朴实，注重信誉。他说:“勤俭朴实做模范，戒赌戒嫖戒贪财。”“借债一定要还”。他强调为人要诚实友善，不可暗中害人。他说:“做事要将心比心，害人终害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诚哉斯言。” 后继有人 由于叔金对当地华侨社会的无私奉献和对祖国的高度热爱，使他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当地华侨称他为“教育家”、“慈善家”。1964年5月31日，叔金无疾而终。全区华侨为之悲恸、惋惜。出殡时，送葬队伍长达两英里，汽车达百余部。叔金共遗下儿女36位，内外孙70余人。财丁两旺，堪称福寿全归。 1966年，实兆远地区的社会热心人士为了纪念他对教育及公益慈善事业的贡献，成立了“纪念王叔金教育基金委员会”，为当地十余所华文中学的优秀生提供奖、助学金和大学贷学金。年仅三十出头的王叔金儿子王一少被推选为名誉会长之一。最近王一少诸兄弟为继承其先父的优良传统，弘扬其先父的献身精神，决定在故乡永春锦斗设立“王叔金教育基金会”，为锦斗中心小学及锦斗中学提供助学金、奖学金及奖教金。王一少担任名誉会长。他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为故乡培养人才作出自己的贡献。 资料来源 (1)王叔金《备忘录》； (2)张阳方《已故王叔金令人敬仰》，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0年5月19日； (3)马来西亚实兆远《王叔金教育基金会纪念刊》及当地社会名流黄国泰等人讲话。 (本文承蒙王叔金之子王建士副教授亲自核实资料，并订正全文，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