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后期，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中央对教育的发展提出必须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既有国家办学，也有群众办学；既有全日制的学校，也要有半日制的和业余的学校。于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新型学校出现了，一个群众性学文化高潮掀起了。 半工半读的农业中学 1958年，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给江西省的农业中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肯定和赞扬了这种新的办学形式。省教育厅贯彻中宣部和教育部的指示，从各方面支持发展农业中学，提出要让它和普通中学“平起平坐”。省教育出版社专门为农业中学编了一套各科的教材，出版了农业中学课本。教育厅在经费上规定，农中每班以2名教师计，每位教师每月补助30元。农业中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晋江地区至1959年末，办起农中100多所，专署教育局增设农业中学股，配备3名干部。教育局专门召开全区农业中学校长会议，交流办学经验。 农业中学是由人民公社办的，属于集体性质的，招收农村的小学毕业生，实行半工半读，即半天读书、半天劳动。学制3年。课程设置，根据农村需要，除语文、数学外，加上珠算、农业科技知识、公社财会等。半天上课，半天到农田劳动，把文化、农业科技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学生对此饶有兴趣，觉得生动、实际，不会枯燥无味。学生从农村来，毕业后回农村去。目标是为农村培养有文化、有农业科技知识的农业劳动所。农民对培养自己的子弟是欢迎的，希望他们将来成为生产队里的会计、出纳或农业技术员。 我同教育局的同志先后到过好几所农业中学，一般设备简陋、规模不大，每班学生一般只有20多名，教师生活艰苦朴素。我看到的农中，印象最深的是莆田县涵江公社的霞山农业中学。它很象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学校。霞山中学是在距涵江镇数公里的霞山上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寺庙较大，庙宇也不错。学生从自己家里搬来课桌椅，寺的走廊作为教室，分几个班上课，教师是公社聘来的，半天读书，半天种田，庙里的寺田就是学校的试验田，课本是省编的，语文、数学、农业科技、社队财务和乡土教材等。有时老师把学生带到田里，边讲边做实验。这所农中的教学质量较好，后来有的考进了普通高中。 农业中学经历了国民经济的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但是尚有一部分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 工人、农民的业余教育 泉州地区，工人、农民历来重视文化教育，群众中蕴藏着学习文化的积极性。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校、夜校就很普遍，曾成为党在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的一个重要阵地。 解放后，扫盲工作做得很好，区政府都配有专职的扫盲干部。1958年，中央加大扫盲的力度，要求三年扫除文盲和举办各种形式的业余教育。党的号召、领导的重视、群众学习文化的热情，业余教育在广大城乡很快形成高潮。我走过一些农村夜校，看到农民在一天辛苦劳动之余，十几个人，二、三十个人聚集一起，挑灯夜读。在惠安的惠女水库、莆田的东张水库工地上，民工休息时，拿起书本，山谷里书声琅琅。这种情况是真实的，因为我去之时并没有事先告知。我还看过他们的书本，有的被翻得快烂了，并留有学习时所作的记号，作业簿上有老师批改的文字，说明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城镇，工厂的工人、商店的职工，也办业余学校，学文化、学科学同技术革新结合起来。工人的文化提高了，知识增加了，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新鲜事物，诸如设计、制图、仪器，通过业余学校的学习都能掌握，如对讲机，那时在一些工厂和邮电部门就创造出来了，只是对讲的距离没有后来的那么远。人们从学习中对科技发生兴趣，尝到甜头，也推动了业余教育的发展。 1959年秋，工农业余教育发展达到最高潮，许多县报来脱盲达到90%以上，业余高小、业余初中的普及率达到80%以上。为了防止虚报浮夸，我们教育局的工农教育股统一出卷，在全区各县来个“统考”，抽阅了考卷，证明“含水量”不大。同时还出现了晋江县东石公社檗谷的“铁民校”这样全省的典型。南安县的业余教育在全省是最好的，尤其是英都公社搞得更出色，省、地教育部门都去检查过，一致认为确实比较扎实。公社书记黄奕芬1960年因此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 全国工农教育现场会在我区召开 1960年1月，全国工农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在福建省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厅的副厅长，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等，会议由教育部董纯才副部长主持。我省各地、市教育局长也出席会议，共200余人。 会议议程的安排，中间用2天时间到晋江地区和南安的英都公社参观，也是一个现场会。为了开好这个会，省教育厅王于畊厅长专程来泉州，找地委书记张桂如、宣传部长李英贵作具体安排。象这样全国性的现场会在我区举行，对晋江地委来说，还是建国以来的首次。地委、专署都把它作为一项光荣任务。泉州市委、市政府负责整治市容市貌和卫生工作，公安处负责保卫工作，教育局不用说，当然是全力以赴了。几天时间，泉州市街道两旁的柱子都刷上红漆，确有一派新气象，大会设在市工人文化宫，也布置得很堂皇。 王于畊找我商量，在文化宫大会堂对面的工人俱乐部办一个工农业余教育展览馆，所需经费由省教育厅负责，并向地委报告同意。这可给我出了难题，此时距现场会时间不到10天，平时没有准备，且教育的展品实物不多，要靠图片、说明，办好不易。宣传部马上开部务会讨论，我说时间短、任务紧，必须物色一个有能力的人来负责，同时建议把潘聪谋从师专调出来，由他负责展览馆。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剩下的具体工作由我负责解决。我立即将工农教育股股长柳淑梓和熟悉业务的黄渐来，加上中教股的谢景明调出来，美工人员由文化局的叶木华提名，点到谁，谁就来，归潘聪谋统一指挥。他们一来，就日以继夜、紧张地投入工作，只用一个星期，就将工农业余教育的成绩、经验、做法、典型、新人新事等通过实物、照片、图表分几个部分，几个展室系统地陈列出来了。在现场会召开的前2天预展时，地委、专署的领导观看后，对展馆的设计、布局，展品陈列、图片、说明和讲解员的讲解都很满意，尤其对在这么短的时间搞好一个展馆的评价很好。这个展览馆，共花了7000余元，可谓多快好省。 1月13日早饭后，出席全国会议的代表在董纯才副部长和省委候补书记林修德的带领下分乘20多辆的大小专车从福州出发，中午抵泉州车站，地委副书记孟进城等几位领导早在那里迎候。从车站到交际处(现泉州酒店)群众夹道欢迎，燃放鞭炮。下午，在工人文化宫开大会，张桂如致词欢迎，李英贵介绍全区工农业余教育开展情况，董纯才讲话。晚上，看文艺演出，有梨园、高甲等地方戏曲节目，还有由教育局黄乐德副局长作的欢迎诗朗诵。 14日一早，与会代表的车队从泉州出发，直达南安英都乡，群众以化装队伍亦歌亦舞欢迎来自全国各省的客人，公社书记黄奕芬在大礼堂作经验介绍。会后，现场参观各级各类业余文化班。一位农民书法家泼墨挥毫作书，笔力雄浑，备受围观代表赞扬。代表们说，想不到山区里竞有这样好书法。代表们在参观访问时，分别同这些农民学员交谈，详细了解学习的情况，查阅课本、作业，并给他们当场出题考试:识字、听写、阅读、造句、做对子、珠算、笔算，学员都能准确回答，现场的检验、生动的场面，令全体代表信服、满意。董纯才副部长在午餐的大会对英都的业余教育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做到生产、学习双丰收。 当天下午回泉州后，代表们又参观了工农业余教育展览馆。全区的工农业余教育，从形式到内容，从成绩到经验，以照片、图片、实物，简明扼要、形象生动展示在代表面前，他们来个“现场取经”，把我们的经验作了抄摘，用手相机拍下来。有位厅长则从头到尾，全部拍摄回去。 林修德、王于畊等省领导对我区的业余教育和这次现场会表示满意，董纯才在对这次作总结报告时也作了充分肯定。这对我们都是一次鞭策和推动。 我们的工作不是没有问题的，这点我是清醒的。1958年的“大跃进”，有那么一股风，不管那项工作，任务总是层层加码、逐级提前，中央提出三年扫除文盲，到了县、社，只剩一年、半年、甚至三个月。高指标，不适当的口号，诸如“头可断、血可流，扫盲工作不能丢”、“苦战三个月，脱掉文盲帽”、“奋战半年，实现无盲社”。不切实际的指标，就采取非常的手段:公布成绩，排名次、评比，大会点名批评、限期完成，为争“全区第一”、“全省第一”，强迫命令、浮夸风就来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业余教育的巩固和持续的发展。我看过一所村办的业余大学，那时正是全民大炼钢铁的时候，这所大学没有校舍，学生都是公社的农民。大学还设了冶金、机械、化学、农机等几个系，空有其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类似这样的业余学校决非此处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