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元旦，我受命筹备泉州南少林武术节学术研究会，专程赴京邀请一些专家学者与会。此间，特地到建国门外永安南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拜访考古研究所黄展岳研究员。黄先生与我已有近廿年的忘年之交了，虽常有书信相通，但因多时未晤，所以分外亲切，言来语往，滔滔不绝。从去年在上海召开泉州学学术讨论会聊到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陈列；从北京学术界的近况侃到家乡泉州的经济建设……天南地北，纵横数千年；时而京话，时而闽南语，依然那么健谈，那么风度翩翩，令我萌发为这位可亲可敬的学术界长者记下几笔的念头。 黄展岳先生原籍福建南安县丰州镇四黄村。1926年8月生。小学毕业后在父亲开办的农村诊所工作三年。1943-1945年在泉中(今泉州六中)初中读书。1947-1949年在省立晋中(今泉州五中)高中读书。在晋中读书期间，曾参加泉州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家乡“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1949年8月底，泉州解放，学校复课，曾带领十多位同学去晋江县永宁、祥芝等沿海地区参加支前工作，直到厦门解放.1950年上半年在南安大霞美乡中心学校任教，同年七月考取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0年9月至1954年7月，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读书。1954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1978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直到现在。1956年9月考取中国科学院副博士研究生，在夏鼐老师指导下从事秦汉考古研究。毕业后仍留考古所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考古学报》副主编，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兼职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理事。 1954年至1963年，经常参加田野考古，主要的有:洛阳中州路东周墓的发掘，洛阳汉河南县城的发掘，黄河水库考古调查，西安汉长安城的勘查及其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的发掘。在这些田野考古中，曾多次担任发掘队长或副队长。1964年春至1966年6月，被派往北京通县、辽宁金县、山西永济等地参加“四清”工作。1966年6月被调回参加文化大革命，受造反派审查、迫害，幸未致死。1970年5月至1972年1月被集中到本单位(当时全称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河南息县、信阳明港开设的五七干校劳动。因无“五一六反革命”问题，于1972年2月被提前调回考古所，负责《考古学报》的复刊编辑工作。1978年至1987年任考古编辑室副主任，1988年至今任《考古学报》副主编。在编辑室期间，1983年8月至同年10月，应广州市文化局邀请，参加西汉南越王墓发掘，任发掘队副队长。以后经常抽空去广州主持《西汉南越王墓》一书的编写。 黄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文物考古方面主要论著有六种: 1、《中国古代的人牲人殉》专著，20万字，插图79幅，文物出版社，1990年。本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人牲人殉的起源、发展及衰落的过程，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意在揭露这一黑暗的惨无人道的史实，以期引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该书出版后，香港《华侨日报》“学文”副刊多次连续转载(1991年8月至10月)。英国剑桥大学《剑桥考古学评论》把第九本译成英文发表(1989年八卷一期)。日本学者宇都木章教授及其学生佐藤三千夫先生将全书译成日文出版。 2、《西汉南越王墓》，大型发掘报告，上册文字及图表，下册图版；合著，合主编；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本书是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该书全面、系统、科学地报导全部出土资料，在编写体例上有所创新，即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又便于读者查检。除参加资料整理编写并负责全书修改定稿以外，还撰写《出土文字资料汇考》、《墓主与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三篇综合性和总结性的文章共9万字。这三篇文章，把南越国以及当时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墓中出土的玉器，于1991年12月首次运往香港展出，同时在港出版的《南越王墓玉器》大型图集。1993年应台湾光复出版社的要求，拟在台出版巨型彩版图录，书名《岭南汉代文化宝库-广州南越王墓》。黄先生负责文字介绍，共6万字，预定1993年年底出版。 3、《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大型发掘报告，上册文字、线图，下册图版。与湖南省博物馆合著，文物出版社，1973年。本书是考古书刊复刊后的第一部著作，书中的“墓葬形制”、“漆器”、“木俑”、“竹简”、“年代和死者”是黄先生执笔或修改定稿的。出版后不久，由日本、英国学者分别译成日文、英文出版。 4、《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文物出版社，1984年。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黄先生负责书中“秦汉时期”的拟目和定稿，并撰写其中的10篇。全书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获夏鼐考古奖金一等奖。 5、《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考古研究所集体编写，文物出版社，1961年。本书是建国十年的考古总结。黄先生撰写书中的“秦汉”全部。1962年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 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本书由夏鼐先生任主编，黄先生任下属分支“秦汉考古”编写组副主编。参与制定全书的体例、条目及组织人力编写，并撰写部分条目。 单篇论文和考古报告共一百多篇: 重要的有:《1955年春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4月)；《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60年9期)；《汉长安城遗址》(陕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云南滇池东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59年4期)，与赵学谦合作)；《云南土法炼铁的调查》(《考古》1962年7期，与王代之合作)；《近年来出土的战国西汉铁器》(《考古学报》1957年3期)；《四川广元县皇泽寺调查记》(《考古》1960年7期)；《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文物》1976年8期)；《云梦秦律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1期)；《关于秦汉人的食粮计量问题》(《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6期)；《汉代人的饮食生活》(《农业考古》1982年1期)；《汉茂陵“阳信家”铜器所有者的问题》(《文物》1983年6期)；《再论汉茂陵“阳信家”钢器所有者的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试论楚国铁器》(《湖南考古辑刊》(二)，岳麓书社，1984年)；《西汉齐王墓器物现出土器铭考释》(《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论文集》文物社，1986年)；《论两广出土的先秦青铜器》(《考古学报》1986年4期)；《两广先秦文化》(《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986年)；《关于王莽九庙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礼制建筑的定名》(《考古》1989年3月)；《铜提筒考略》(《考古》1989年9期)；《关于贵县罗泊湾汉墓的墓主问题》(《南方民族考古》(二)，四川科技出版社，1990年)；《闽越、南越和夷洲的比较研究》(《福建文博》1990年增刊)；《南越王墓出土的肉食品及其烹调法的研究》(《首届中国饮食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金缕玉衣和玉佩》(《南越王墓玉器》，香港雨木出版社，1991年)；《泉州南朝以前的历史考古问题》(《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的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汉代南方牛耕和“火耕水耨”问题》(《考古研究所四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3年)等。 从上述论著中可以看出，黄先生主要研究秦汉考古，对中国古代人牲人殉，中国早期铁器问题以及秦汉律等问题也颇有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又被译成外文发表，有的被国内外大学编入教材参考。别认为这仅仅是一份清单，它告诉人们黄先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蕴匿着多少心血。 最近十多年来，曾多次应邀到香港、美国、日本开学术会或讲学，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 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要阅读田野考古报告和考古论著，对中国传统文化悟出精辟的见解:“不论哪个民族，都有它的光彩的传统文化，也有它的不光彩的传统文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更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光彩的传统文化的背后，确实蕴藏着许多不光彩的文化糟粕，其中不乏愚昧、丑陋、野蛮、残酷的东西。这些历史沉滓，积淀为沉重的历史包袱，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因此他希冀通过考古研究，达到“认识过去，检讨现在，开拓未来”之目的，使国人从自我陶醉中解脱出来。 除从事考古研究外，他对古典文学和书法也有爱好。在晋中就读时，曾参加创办《府光》文艺社，在当时泉州的《春秋报》开辟《府光》双周刊，大约出版40期，直至解放前夕，曾一度担任主编。还撰写过不少杂文、小品。解放前常用笔名“黄厓”、“黄岑”、“白尘”等；解放后常用“丰州”、“誊越”、“南安”、“黄厓”等，但主要用于写一般性的考古文章。 黄先生在文物考古园地里数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家级有重要贡献的专家。1992年10月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尽管有如此殊荣，生活仍非常俭朴，他厌倦繁文缛节的社交应酬，摒弃奢华的物质享受，一直用“避权贵，远小人，淡名利，耐清贫”的信条来约束自己。前年《泉州晚报》约他写“专家学者答故乡问”，他笔答曰:“今生已无所追求，但愿多写一些有用的文字留给后世同行”。这次我去信垂询整理这篇稿子，他也十分谦和地复函:自己的“业绩”不屑一顾。他推辞再三后吩咐我要“客观介绍，平平淡淡为好，切勿有溢美之辞”。 黄展岳老先生在文物考古方面的成就人们所同钦，他那谦虚朴实的品质更为人们所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