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重男轻女，无论城乡，多有溺女恶风。孕妇临盆，婴儿哇哇落地，父母见是男的，则举家欢庆；见是女的，则由恨而狠，或就在产盆里灌水灌尿溺死，或用衣衫闷死，丢入厕所或僻处草丛，惨无人道。即心较不忍者，也只把婴儿抱置路旁，期望有人拾去抚养，结果仍不免于冻毙饿毙。有些仁人君子，不忍见此惨剧，乃有育婴堂的设立，收养被弃婴儿。泉州在雍正年间，即设有育婴堂，地址在城内溪亭铺，其后不知于何时停办。及咸丰年间，御史陈庆镛(泉州西门外塔后村人)告老回家，见家乡溺毙抛弃女婴的恶风仍然很盛，遂出而倡设“养生祠”，以收养被弃婴儿，得回乡道台庄俊元的协助，向殷商富户募捐经费。初仅募得三千元，对建祠后的种种设备，人员保姆的费用，尚不敷展布。适先祖霁川公(黄贻楫、探花)由京归里，闻陈御史有此义举，甚表赞成，特捐助四千元，又商得伯祖香圃公(黄贻檀)乐捐六千元。连同陈御史所募三千元，得一万三千元，使此一慈善事业得以稳固。并改养生祠之名为育婴堂，延请地方公正士绅为堂董，将所捐款项除简单设备费外，均存寄可靠典当生息，作经常费，呈报知府知县，出示保护。堂址设在泉州镇抚巷内，原为民屋，每月租金四元。后以房屋破损，业主不愿出资修理，复由霁川公再捐一千元，收买该民屋，作为永久堂址，延聘贡生谢××(名忘)为该堂总办，主持一切，年给车马费五十元，属半义务性质。堂内人员五人，薪金也很微薄。 育婴堂成立后，即发出通告，禁止溺女之风。规定如有生女不愿养者，应抱到育婴堂登记，送交堂内养育，且可领钱四百文。如有人愿意领去哺养的，由堂内月给铜钱一千文，每半月领取一次，至三年满截止，由领养人自给。抱养人须于每月十五日将所抱养女孩带到育婴堂，由医生检查该孩的健康，照顾好的，由育婴堂给以奖赏，并于是日招待在堂午餐，照顾不好的，即停止其抱养，将婴儿留在育婴堂或交他人抱养。所有抱养婴儿均由医生将指甲染红，作为标志。当时抱出抚养的人数达四百多人，其无人领养的婴儿，则由育婴堂暂时雇用保姆在外代养，俟有人领去抱养，再交与领养者。 不久，该堂总办谢××因事往台湾，另举邑绅陈钦尧(举人)为该堂总办，后又由徐继善、蔡英伟、蔡福谦先后接替此职。虽数易主持人，堂务仍有发展。及辛亥革命，泉州光复前后，地方纷乱，为维持社会秩序，由各界士绅组织泉州保安会，会中不仅需要各种经费，还有保安队的组织，饷需浩繁，款无所出，因将育婴堂所存基金一万零五百多元，移充保安会经费，为时仅数月，全数耗尽，使育婴堂无法维持，只得把在堂婴儿分别给人领去，总办及职员工役亦各星散，此一慈善事业遂告停办。 镇抚巷育婴堂堂址，因属公产之类，入民国后，先后为县建设局、市政局等所接管，及泉州养老院成立，乃拨归该院作院产，后由该院处理卖出，卖款作养老院经费。 (本文为作者遗稿，写于1964年，现经明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