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辛亥年参加泉州光复的革命先辈——同盟会会员，特征集他们的生平事迹，编写传略，以志前徽。遗憾的是有些革命先辈，辛亥之后竟下落不明，无从查访；有的虽有后代，也以年久事湮，对父祖情况，模糊不清，难具行状。这些只好暂时从阙，留待后续。现仅就行实可稽，文献足征的，加以叙述。所记事迹，或繁或简，全据手头材料多少而定，绝非以传文长短示其人高低。 本篇所传，计有许卓然、蒋以麟(父报策、叔报料附)，黄中流、叶青眼、陈仲瑾、傅维彬、吴堃、盛九昌、吴文楚、庄汉民、杨光练(堂弟光涌附)，柳鸿鸣(侄忠烈、国烈附)苏天赐、苏年福、王振邦、杨山光、周骏烈、杨仲儒、陈篯、陈昌侯各位先辈。一般是约请其遗属或熟悉其情况的同志提供事略，再参考有关资料，整理成篇。凡能找到遗像的、传文并附照片。统一体例，互有呼应，既表现各自面貌，也反映一代风云，可为留心这段史事者作参考。只是时间迫促，仓猝完稿，差错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同志们批评指正!对情况不明，资料不足，目前还无法着笔的其他革命先辈，如蒙知情同志提供材料，或指报查访线索，使能继续补写、尤所欢迎。 ——编者 许卓然 据黄展云《许公卓然墓志》；许卓然治丧处《许卓然先生行实》:李汉青《许卓然先生之生平》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许卓然，别名寄生，福建泉州人，生于1885年。父培材，前清秀才，刚直见重乡里，喜奖掖后进，拯弱恤困。卓然幼承风，任侠尚义，能急人之所急。读书不重章句，而留心治乱兴革之理；行为不拘小节，而鄙视谨小慎微之辈，以是为守旧者所嫉怪。廿一岁丧父，益豪放不羁，厌弃死读书，而进入社会活动，交朋友，抑强扶弱，讥评时政。他母亲怕他惹事招祸，要他离乡出洋，1907年往新加坡。时南洋华侨倾心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潮澎湃，他耳濡目染，有所触动，但旅居不久，便因病回家。这年冬天，泉州有陈姓争产纠纷，甲方向知府诬告乙方造反，知府抓乙方，卓然知为冤案，竟到府衙抗辩，也为知府拘留，隔天才保释，因而离泉往厦门。经他叔父介绍，在厦门紫阳学堂当教员。他在南洋，已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遂在厦参加同盟会，决心献身革命。不久回泉州活动，和叶青眼、陈仲瑾、傅维彬等人创办西隅学堂于小开元寺，为同盟会秘密机关。又组织体育会，聘驻泉防营统带唐万胜为教练。其所以聘唐，一以避清官注目，一则借以联络唐，为光复时策反做准备。 光复前夕，泉州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或先已在泉秘密工作，或由海外回乡活动。有从厦门回泉州发展组织的许卓然一线，有以泗水华侨为后盾回乡推进革命的蒋以麟一线，有基督教徒西医界、和孙中山有了联络的黄中流一线，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才逐渐取得联系。许卓然对所有同志都能团结，自己努力奔走，不辞劳瘁，谦虚率直，不计名位。在标志泉州各派党人团结合作的赐恩寺会议上，被推为主持人，而其后成立泉州同盟会的统一组织时，则推蒋以麟为会长，黄中流为副会长，许卓然任组织股长。他对发展同志，组织革命武装，策动清文武官员的反正，计划光复各事宜，无不尽力而为。泉州光复初，秩序未定，人心惶惶，卓然于赴厦调解同盟会内部纠纷之际，复亲往同安县联系灌口义勇队，开来泉州，协助治安。他不任什么官职，而致力于开发民智，，铲除豪强。南安恶棍陈子珠，作恶多端，卓然助乡民把他除掉；泉州城守莫开亮，挟哥老会势，残害百姓，同盟会请省撤换，卓然为挫其凶焰，挟带炸弹，和同志上街示威，表示决心对付，莫怕得不敢出营门，而密派人于大寺后暗杀卓然，但行刺的人被卓然反击而逃。后省方把莫调走，泉属人民才脱离会党的压迫。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许卓然没有参加国民党泉州支部的领导，而赞助同志组织共和实进会，宣传革命理论；倡设新民阅书报社于旧考棚，交由傅振箕、陈硕生主持。他自己去厦门办《声应报》，仍旧致力于沟通民智的事业。 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起，许卓然支持许崇智拥孙道仁以福建独立，响应赣、宁、湘、粤、桂的讨袁，《声应报》鼓吹甚力。及赣宁失败，袁世凯先后派黄培松、刘冠雄、李厚基入闽，福建独立被迫取消，《声应报》被封，许卓然被通辑，他潜伏在泉州龙会铺，为官方探知，派警探数人去抓，一探先进屋，被卓然一声大喊，疑他带有炸弹而退出，另一警走报大队围拿，及大队赶到，他已爬墙逃走，遂密往香港，再转上海，到旧历除夕，才潜回泉州。他以李厚基拥兵祸闽，决心驱除，遂一面派傅振箕去东京谒孙中山先生，请加入中华革命党，并指示机宜；一面拟利用福建绿林力量，说服其参加革命，因亲往莆田壶公山，游说该处头目黄濂，但意见不合，差点受害。脱险回泉后，受母命完娶，结婚才三天，得省城同志密信，就离家去省，到福州，则余子雍、肖成章、沈毅民诸同志，都已遭李厚基杀害，情势不利，因转往上海。民国四年(1915)春，又奉党部之命，入内地图再举。刚好那时发生“五九”事件，遂冒险来泉州，与书报社同人合作，以反对二十一条件为号召，印发宣言，设坛演讲，藉鼓吹反日，作反袁运动，李厚基据报，电泉厦驻军查缉。有一天，军队奉令到天后宫讲演所抓他，碰巧他因事未到，由谢德登台先讲，误抓谢去，卓然因得走避亭店乡而脱险。 这时候，宋渊源在南洋宣传讨袁驱李，侨领陈新正等恨李厚基在闽屠杀革命青年，筹款助宋在香港设“讨袁军事统筹部”，策划进行。时福建巡按使许世英与李厚基不和，宋主张奉许以逐李，许卓然赞成，就往福州活动，运动警察和许世英反李，许世英也暗中同意。宋渊源原约接济款项，及事情有了眉目，电宋催款，宋不信任，事因迁延而泄露，许世英被迫离职，卫队缴械。卓然受挫折而不气馁，仍潜居福州活动，为秘密计，常住台江花艇，结识艇主为心腹。在许世英卫队缴械时，李厚基获悉事为许卓然所鼓动，多方侦缉，有一次他在江边茶楼候友，军警突来包围，得艇主引导脱险。同时，泉州党人谋反袁失败，汤文河等五人壮烈牺牲；同安发难也不利，潘节文、庄育才等阵亡。讨袁之役，为福建光复后一大革命损失，究其原委，许卓然对宋渊源不无责备，是为许宋失和之始。 民国六年(1917)二月，泉州驻军马步云部兵变，杀害平民四十多人，马怕责任，妄指为土匪攻城，群情愤激。许卓然适因母病回泉，急召开公民大会，尽力控争，电省查办肇事长官，结果由军部赔偿死者丧葬费每名二百元，马恨之入骨，阴谋藉事逮捕。值督军团叛变，孙中山先生率舰队南下护法，密函许卓然募闽中子弟响应，卓然方丧母，闻命即离泉入内地，因未遭马毒手。遂与杨持平、林翰仙募集健儿，以王巢山大小岭为根据地，计划出兵牵制入粤的闽浙联军。乃组织“闽南靖国军”，以张贞为司令，林源和许卓然分任第一、二路司令，进占安海及溪美:援闽粤军陈炯明部也进占汀漳龙，并达永安、大田。不久，宋渊源由粤回闽，在南安洪濑成立福建护法军总司令部，挑拨靖粤两军关系，酿成粤靖交恶，互相攻击，孙中山先生派人入闽劝谕息争，卓然也亲往漳州向陈炯明解释，事情才平息。 民国八年(1919)南北议和，划界停战，许卓然卸去二路司令职，专事地方建设，兴办学校，开辟公路，颇著成绩。及福建靖国军总司令方声涛入永春，欲收编宋渊源的护法军，宋不服，联合粤军对付靖国军，又发生一场混战。卓然见同志相残，愤而去国，往菲律宾。民国十一年(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往上海，卓然才去上海谒孙先生，并为先已在沪的方声涛、宋渊源疏解，又说服在沪的李厚基部臧致平，合谋倒李。卓然也潜回泉属，招集旧部，组织自治军。不久，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入闽，直下福州，李厚基逃厦门，臧致平宣告独立，李仓遑北逃。泉属自治军也屡获胜利，张清汝部被击溃，李厚基残部尽降，全闽底定。 民十二年(1923)春，许崇智率师回粤，以总指挥何成濬留守泉州，自治军改编为讨贼军第八军，以许卓然为泉州卫戍司令，后改泉州警备司令，统辖陈国辉、王振南、秦望山等三路司令。后东路军在潮汕失利，召何成濬回军救援，许卓然也率秦望山所部随同出发，到平和为敌包围，秦望山突围退走，而卓然不知，率残部挺进救秦，复陷敌被困，得村民掩护，未落敌手。藏匿三个月，才脱险回到厦门。旋奉委为中央直辖第五军军长，联民军牵制北军出助陈炯明之师，使党军获得时间，加强部署。此后，卓然即脱离军事工作，致力党务。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民国十三年(1924)，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许卓然被指定为福建省代表，会毕回厦门，召集各县在厦党员开会，决定在鼓浪屿成立国民党“福建省临时省党部筹备处”。民国十四年(1925)，督理福建军务周荫人欲取缔临时省党部，以厦门为海军防地，乃请吴佩孚电厦令查封，并有逮捕许卓然的风声。卓然毅然往说海军当局，因而不加干涉。不久复把临时省党部筹备处迁厦门，公开活动，成立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创办中山中学，其经费多由许卓然筹措。国民党左派江董琴与许卓然同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派闽筹办党务，江接纳共产党员李觉民等参加厦门市党部工作，复主持中山中学校务，使该校充满进步气氛，引起右派吕渭生，李汉青等的嫉视，多方排斥，为卓然所劝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许卓然复充代表，这次大会代表多为左派，惟卓然未膺选为执监委。 1926年冬，北伐军入闽，国民党中央改派丁超五接收临时省党部，迁往福州重新筹备，许卓然卸去省党部职务。但在北伐军入泉之前，临时省党部已派秦望山潜往晋江筹备临时县党部，由于许卓然在闽南党人中的威望，实际上仍与秦望山为泉永各县党务领导人。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到福州后，曾以政治会议分会名义，任命许卓然为福建财务委员会委员，许坚辞不就，然对财政筹划，军费开支，仍尽其力协助。北伐军入闽后，何应钦采宋渊源议，收编各部民军为新编军，卓然对此表示反对而无法制止，遂与新编军方面，日见对立。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许卓然支持秦望山，在泉州清党时采取缓和办法，不抓人杀人。这与厦门清党李汉青辈大抓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情况不同。而新编军方面的人，却乘清党时机取得福建党政大权，利用清党打击许、秦一派，另行成立清党委员会，加许、秦以“清党不彻底”的罪名，予以迫害，迫得他们转入地下。许卓然由厦门避往上海，写信给李汉青，劝他“对清党运动须仔细行事，切勿草菅人命”，然竟以此加重其罪，被指为“叛党叛国”，宣布通缉，经杨树庄出为辩白，才告罢论。后许、秦去南京控告新编军，并在报纸上公开责问新编军后台、新当上国府委员的宋渊源，但何应钦袒宋，问题未能解决。这些受编民军，匪性难改，骚扰百姓，海外华侨也很痛恨，开会反对。不久十一军调驻福建，许卓然乃求助于陈铭枢，南京政府也迫于舆论默许，在十一军全部开福州后，一举将新编军缴械，为福建人民除一大害。 当1926年北军溃退，北伐军入泉州的时候，主力急于北上追敌，泉防空虚，歹徒乘机活动，社会秩序大乱，当局为以毒攻毒，收编一些流氓匪徒为“市卫队”，豢养他们来减少混乱，初时也收到一定效果，社会秩序果然安定一些。可是这些人匪性难改，又逐步利用名义骚扰群众，变成泉州一大祸事。及十一军张世德师进驻泉州，卓然破除情面，商得张师同意，解决了市卫队，枪毙首恶十四人，人心大快。 1928年福建省政府正式成立，将任许卓然为财政厅长，辞不就。回厦接办《江声报》，扩充篇幅，加强舆论力量。时中山中学因右派破坏，加以经费支绌，遂宣告停办，卓然在《民钟报》登启事，声明停办苦衷。及方声涛为军事厅长，任许卓然为参议兼全省禁烟委员会常委，派充泉漳禁烟专员，对漳泉厦禁运禁种，积极进行。在厦门破获多起大批烟运，给贩卖烟毒的台湾浪人以严重打击。无如环境恶劣，阻力太大，终于无法继续贯彻。 1930年初，福州发生“一六”事变，卢兴邦等绑架省政府六个厅、局长，许卓然力主讨伐。当时闽局纷乱，各部民军又乘机运动收编，卓然力持反对。他对民军的态度，一向是可以引导加入革命阵营时就团结他们，在匪性发作残害人民时，就打击他们。具有匪性的民军头目，以有许卓然在，不能畅所欲为；台湾浪人因许卓然阻碍其贩烟活动，也恨之入骨。这两种人都视许卓然为冤家对头。 红军进军闽西时，许卓然在南京，曾电蒋介石并致函胡汉民，陈述己见。后见闽局紧张就返闽与省军政当局协商大计，谋贯彻组织民团自卫的主张。时驻同安的教导团为地方所不满，卓然力促团长萧叔宣回同整顿，五月廿四日应萧约往同安会晤，后和同安人士陈延香往集美学校，晤校董叶渊商讨地方事。夜宿集美，翌晨再与叶会晤，又偕陈延香往南安水头，访泉安汽车公司董事长陈清机，为整顿萧团安定地方而奔走。当日午后，复同陈延香应叶渊片约，往厦门丰镒钱庄会晤，到该庄门外，为凶手所刺，连中五弹。卓然临危，还以“凶手四人，从同安跟来”，告身边的人。终以伤重抢救无效去世，终年四十六岁。 蒋以麟(父报策、叔报料附) 据蒋以麟之子蒋天化《爱国华侨蒋以麟先生简介》、《爱国华侨蒋报策先生简介》、《爱国华侨蒋报料先生简介》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蒋以麟又名以琳，泉州树兜乡人，父报策，叔报料均为荷属爪哇华侨富商。以麟出生于1890年，幼在村塾读书，十三岁随父往泗水经商，初当学徒，后得父、叔资助，自与友人合办艺林国货图书公司。 以麟自少受父、叔熏陶和进步师友的教益，特别是受当时海外志士反清反封建思想的影响，十六岁便参加洪门会(或称洪门致公堂)的反清组织，十八岁参加陶成章领导的泗水光复会，后由王少文介绍，在泗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与庄啸国、沈钧业在泗水倡组的明新阅书报社革命活动。对孙中山、陶成章等革命领袖，无任崇仰，立志献身祖国革命事业，遍游荷属各地及新马等处，结交革命同志，探求革命真理，和当时侨界的革命人士吴文楚、杨光涌、王泉笙、王重生诸人，交往尤密。曾受泗水同盟会的委托，于1908及1910年，先后回国了解政治社会情况，物色革命同志，为开展国内革命活动，光复闽南家乡做好准备。 1911年，国内革命气氛高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起义，虽数经挫折，但各地党人仍前赴后继，斗志昂扬。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的大无畏精神，更激起国内外革命志士及爱国华侨的斗志。于是海外华侨爱国人士，踊跃慨捐革命经费，或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斗争。以麟也受泗水同盟会机关委派，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他回泉州后，就和当地党人许卓然、林含碧、黄中流、柳鸿鸣等人，和由南洋各地归国的吴文楚，杨光练、庄汉民、盛九昌等华侨同志，陆续取得联系，共同秘密工作，发展同盟会员及争取革命群众，于辛亥年九月初(阳历1911年10月)成立泉州地区的同盟会组织，设机关部于泉州小开元寺西隅学堂，以麟被推举为会长。他独捐巨资充作购办军械弹药及组织敢死队、策动清文武官员反正的活动经费。辛亥季秋，福州、厦门先后光复，泉州急待响应，而革命武装力量有限，策反对象，泉州防军统带唐万胜尚在观望迟疑，于是同盟会机关部决定由以麟亲往谈判，他单身往军衙见唐，晓以利害，实行迫降，唐万胜迫于形势，终于接受党人所提条件，宣告反正，泉州正式光复。 泉州光复初期，以麟动员各种力量，为维持城厢秩序，肃清乡间盗匪，做出贡献。及新成立的福建军政府派参事宋渊源来泉，筹设泉州参议会，为地方政权机关，同盟会移交权力，组织逐渐涣散。以麟以革命成功，于志已酬，不愿参与政事，即离泉往鼓浪屿休养，1912年返回泗水经商，仍经营艺林国货图书公司，但规模已较前大为逊色。 1924年，为支援祖国建设，以麟倡集侨资，参加福建省政府筹办官商合营的莆泉漳龙公路公司，设筹备处于漳州，以麟受任为筹备处处长。1926年，北伐军入福建，统治福建的北洋军阀周荫人败逃，所谓官商合办的公路公司亦解散，以麟返泗水，所投资金尽归乌有。在泗的父祖遗产，由于以麟慷慨输财助革命，加以投资公路破产，耗费至巨，弟侄辈指以麟份额早已超支，不能再染指，他不得不自谋生活，出任泗水华侨商会文牍，藉工资度日。 1931年，以麟回国探亲，鉴于原由他父亲报策倡办的“泉州华侨公会”陷于停顿，遂着手重新组织“泉州海外华侨公会”，他被选为会长。于是留在家乡，为归侨服务。但家无固定收入，生活陷于困难，幸在泅水时，曾从侨泗名医沈春安研习医理，因在家设私人诊所、开业中医。解放后，他仍以医为业，参加“医务工作者协会”。又参加泉州市政协政治学习，暇时撰写《海外闻见录》多篇。1953年间，又应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稿，写《辛亥革命泉州光复回忆录》，后经修改为《辛亥泉州光复记》，述自身参加辛亥泉州光复史事甚详。1960年，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 蒋报策 蒋以麟的父亲，生于1868年，祖辈业农，家境贫困，少年时就随同乡往荷属爪哇的泗水埠谋生，初当学徒，后人山区垦殖，稍有积蓄，就经营土产，日有起色，遂扩大规模，和胞弟报料合设“合利公司”，进行咖啡、蔗糖的购销配运，生意兴隆，竟成为泗水华侨中有数的富商。 报策少年倜傥，胸怀大志，本来读书不多，由于刻苦自学，学识日增，喜读史书及侠义小说，对祖国历史上汉民族的兴衰，蒙古及满族奴隶主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暴行，特别是清王朝丧权辱国的行为更为愤懑，具有浓厚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初加入泗水的洪门会，参与反清活动，后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参加陶成章组织的光复会，复加入中国同盟会，同时参与沈钧业、庄啸国组织的泗水明新阅书报社的革命活动。 报策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不但从事反清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活动，同时对家乡的公益和教育事业的赞助也不遗余力，树兜乡明新小学、明新师范的筹办，他为主要董事之一；对泉州培元中、小学的校舍建筑，他捐助巨资；对其他公益事业，也多慷慨解囊。辛亥泉州光复前夕，他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借其子以麟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捐助革命经费，对厦门和泉州的光复，做出贡献。当泉州光复过渡期间，城厢治安紊乱，地方绅商及归侨组织保安会，维持秩序，报策和吕宋归侨陈光纯负责该会财政。 民国成立后，报策在泉州倡组“泉州华侨公会”，团结泉州府属各县的归侨，为保护华侨利益，推动归侨及海外侨胞，协助家乡文教公益事业，著有成绩，被举为该会第一任会长，在泉城新门街筹建会所，建筑资金除向侨胞募捐外，他自己担负其中的大部分。 报策一生，热心参与祖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求名利，不计得失。晚年返里养老。 1928年因病去世，终年六十岁。 蒋报料 蒋以麟胞叔，生于1870年，童年在家读过几年私塾，帮助家中农业劳动，因家境困难，少年时就和胞兄报策前往荷属爪哇泗水埠谋生，初当学徒、店员，积有余财，与兄合营土产小铺，逐渐发展为经营咖啡、糖的批发商，进而创办“合利公司”，成为泗水侨商巨富，曾被选为泗水华侨商会总理，又曾被派充泗水中国银行襄理。 报料利用工余，刻苦自学，中西文均有深造，遍览中国史籍，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参加泗水洪门会，进行反清活动，进而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入陶成章组织的光复会泗水分会，并与庄啸国等倡办泗水埠“明新阅书报社”，介绍革命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后光复会与中国同盟会联合，遂亦成为同盟会会员。 报料关心家乡教育事业，除与兄报策创办树兜乡明新小学外，并捐出巨款，赞助培元中学建校舍。对晋江城区的公益事业也尽力赞助，慷慨解囊，为当时晋江县知事黄逢年所敬重，辛亥革命时，其侄以麟在泉进行策反，以此因缘，从而减少一些阻力。 1908年，报料受泗水同盟会委派，借其子，同盟会会员蒋德卿，来厦门协助王振邦开展革命活动。德卿在厦从事革命工作，出力不小，为王振邦的左右臂。厦门光复，成立军政分府，德卿因被举为副统领。 厦门光复后，报料奉派到泉州，协助光复，带灌口义勇队来泉，维持泉州治安。路过安海，值安海市民反清暴动不久，他曾捐资千元，助安海人士办善后。 报料一生热爱祖国，关怀桑梓，为了辛亥革命，毁家输将，兄弟子侄，同为革命健将。因公而忘私，家业大受影响，致抑郁成疾，于1920年在泗水病逝，终年五十岁。其子德卿，不久亦因积劳致疾早逝。 黄中流 据黄中流之子黄和智口述，陈程芳笔录《黄中流参加辛亥革命的追忆》、陈程芳《黄中流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黄中流，南安县金鸡旭山村人，生于1863年，父守友、业农，有七子，中流居第七。他父亲因儿女众多，家庭比较困难，但仍勉强让中流读书，七岁入村塾，聪颖好学。守友中年信奉基督教，得教会帮助，送中流到泉州升学，进教会办的养正学校，学业操行都列优等。1877年，惠世医院设医生班，中流受推荐，考入该班攻读，在五年学程中，逐年名列前茅，受该院主持人英国人颜大辟医生所器重，尽心教授，内外诸科皆得其传。毕业后，留院服务实习一年，然后离院自行开业，在泉州设医馆，为纪念颜大辟医生的培养，因命名所开医馆为“辟生堂”。 中流既精医术，又悉心为患者服务，行医没有几年，就名扬泉属各县。泉为侨区，归侨及侨眷就医者多，其名声复传播南洋各埠，以是海外华侨相继乐输，赞助辟生堂，医务日形发展。地方文武官员，对他亦加尊重，不仅家属有病，必请中流诊治，对于地方政事，也往往向他咨询。清末，晋江县设咨议局，中流受聘为咨议。基督教会也以中流孚众望，尊为长老。中流从事医务之余，还关心地方教育公益事业，乐为提倡资助，任佩实小学、新隅小学、永年保人寿，允康保人寿的董事。后又参加发起创建泉州电灯公司。 时驻泉防军多为哥老会，军官如唐万胜，莫开亮都是哥老会头目，唐万胜为正首领。中流精技击，并设馆招徒教武术，讲究义气，与会党中人气味相投，他本和唐万胜交往甚密，因而被邀加入哥老会，成为会中一重要人物。 清政腐败，丧权辱国、孙中山先生为挽救民族危机，在海外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致力推翻清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注意联络海内外爱国力量及会党，参加同盟，共同努力。在南洋华侨处，得知中流的为人，认为可作团结对象，于是派广东人钱某来泉州，和中流结识交游，了解他的情况后，邀请他往广州“探讨医学”，中流密知其意，就和钱同行，由广州转往香港，谒见孙中山先生，相处一个多月，在孙先生的薰陶启发下，毅然参加同盟会，接受革命任务，回泉活动，严守秘密，从不暴露身份，初时同盟会员也不知道他是入盟同志。他以医务作掩护，利用其社会地位，接近军政要人，联络开明人士，后才逐步与在泉革命党人公开联系，共谋光复。进行革命宣传，发展革命组织，建立起义武装，策动清吏反正，中流无不参加策划，其辟生党医馆成为秘密活动的联络中心。嗣后泉州同盟会员建立统一组织，中流被推为副会长。 泉州光复后，中流不居功求官。对若干党人违背孙中山革命主旨，以为革命成功，个人可争权谋利，感到不满。自己仍操旧业行医。民国成立，孙大总统稽功授勋，颁给中流二等勋章及纪功奖状。对其行医成绩，亦亲题“医兼中外”、“泰西华扁”二额以赠。 泉州反袁之役，中流参加活动，为李厚基悬赏缉拿，中流避往厦门，后在厦鼓两处，开设药房、医馆。抗战军兴，日寇窥伺金厦两岛，中流又避往菲律滨，在菲行医，深得侨胞欢迎。 1947年，在马尼拉因病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叶青眼 据叶青眼长子叶禽择《叶青眼先生传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叶青眼原名耀垣，字文星，青眼是他参加同盟会时所用名，后遂沿用。1876年出生于泉州城北的孝友里。父名豹，少习武，从军未成，改业店夥，为崇兴典铺司号，有子女七人，工资微薄而家口众多，经济困难。青眼为长子，自幼就能帮助家庭劳动，捡柴种菜，无所不为，以减轻父母负担。年稍长，父母不忍他聪慧失学，勉强让他就学于开元寺塾师陈伯华，陈为清末有名的秀才，循循善诱，青眼也勤奋力学，十八岁就中秀才，廿一岁补禀生。受南乡宗亲聘为塾师，既以薪水助家计，又得教学相长，愈益精进。1906年，台湾宗亲闻其名，特聘他前往，在家塾任教。时台湾在日本统治下，所见所闻，感触殊深。在台一年多，改往鼓浪屿，任英华书院教员，见闻益广。他自认这是一生中第一次大转变，由旧塾师转变为新学教员；由保守的科甲中人转变为革命党人，参与时代变革。 那时候正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思潮澎湃的时候，清廷腐败，祸国殃民，孙中山先生组织中国同盟会，号召革命，海外华侨群起响应，马来亚同盟会会员陈新正，返回厦门活动，在英华书院和青眼过从甚密，因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并以英华书院为党人初期会集的地点，经常集会的有在厦当教员的许卓然、傅维彬及在鼓读书的丘卫才等人。王振邦，蒋以麟等也先后由南洋回来，共为光复厦门及泉属一带而筹谋奔走。为开展泉州的革命活动，1909年青眼和许卓然、陈仲瑾、傅维彬、吴修昙等，创办西隅学堂于小开元寺，为当时较早的民办学校，经费都靠创办人筹措，青眼则分其英华薪水所人以共同维持。其后革命形势发展，厦鼓革命同志相继来泉，配合海外归来及当地党人进行革命活动，即以西隅学堂为秘密机关，重要决策和行动，多在此地作出。 武昌起义一个月后，泉州在同盟会同志的艰危险阻斗争下，终告光复。泉城光复后，青眼亲带学生军和敢死队，进入南安、安溪、永春，宣传革命，安抚军民。其时福建军政府派参事宋渊源南下，相与配合，安、南、永随也相继光复。 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泉属地方粗定，青眼以所志已酬，功成身退，仍返鼓浪屿，复其教师本职。其后，袁世凯谋称帝，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因廖仲凯的推荐，孙中山先生亲委青眼为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长，又纠合同志，为讨袁而奔走。朱震、许卓然、陈金芳、宋渊源、丘廑兢、傅振箕等，分担各部职务，设总部于厦门，分赴福、泉、漳及闽北，多方活动。当时形势险恶，厦门起义不成；福建推翻袁世凯爪牙李厚基未达目的；泉州反袁谋泄、汤文河等人遇害；同安起兵失败，损失尤大。青眼乃往菲律滨，任教职于中西学校。 1922年，陈炯明叛变，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入闽，李厚基败逃，闽局渐定。下一年，东路军总指挥何成濬部驻泉，许卓然卫戍泉城，南洋侨领陈新政等到泉，主张建设，青眼适由菲回乡，因请他出长泉州市政局。主持折修马路，扩建南大街，其规模在当时闽南各县、尚属先进。 那时候泉州花会赌博盛行，不少人求财祷福于鬼神，东街、县后街等处淫祠、香火鼎盛，为害甚烈，青眼带手下人众把它毁掉；又以纸烟为害甚于鸦片，青眼说它是“棺材钉”，为文绘图，列举害处，贴在街上，劝人戒烟。 市政工程进行未到一年，因政局又变而中止。青眼去职，带眷再往菲律滨，得同侨资助，在马尼拉创办华侨公学，自任校长。 青眼在菲办学的时候，在菲大念书的幼弟，不幸游泳溺毙，他深为感伤，思想影响也大。不久就辞卸校务，举家回国，任教于厦门中华中学。时在厦旧友虽不少，而独与南普院寺主持会泉和尚交往最密，遂渐习佛法，继而笃信佛教，自谓五十岁时为一生中第二次大转变，由一个革命者，曾坚决破迷毁佛的人，而转变为虔诚的佛教徒。刚好新加坡转道和尚等来泉创办开元慈儿院，请他回泉主持，他欣然应诺，自是坚持院务凡二十一年，培养孤寒生徒以千计，到抗战胜利，该院基础已定，才以年老告退。慈儿院开办后不久，地方人士和旅沪泉商，先后创办泉州妇人养老院，温陵男养老院，推青眼兼主其事。解放后，慈儿院改为民办公助小学，仍以青眼为董事。男女养老院也由人民政府接办，合并于教养所。侨办花桥施药局免费施药，贫病者多受其益，青眼也始终预其事，后并为董事会负责人。 1935年，泉州遭空前大水灾，灾区至广，灾民多走避城区高处，开元寺等地为之人满，青眼尽力协助照料；抗日战争，金厦沦陷，难民逃泉的不少，青眼也奔走各方，共筹救济；晋江水土流失严重，新桥溪水道淤浅，江水改道横流，沿岸田屋多被冲塌，青眼倡组“新桥溪导水工程董事会”，筑提建坝，洪害以减。 解放后，他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先后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泉州市政协委员、常委。1966年因病逝世，终年九十一岁。 陈仲瑾 据陈仲瑾次子陈泗东《先考仲瑾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陈仲瑾正名砥修，仲瑾系其字，别号缙玙，福建泉州人，出生于1879年。先代多是读书人，父伯华为有名的秀才，设塾教徒于小开元寺。仲瑾幼从父学，初颇好嬉游，因父督课有方，循循善诱，稍长遂振作力学，年十七丧父，益自奋励。二十岁中秀才，复进清源书院肄业，出入经史，善作策论，为山长陈棨仁所赏识。年廿四中壬寅(1902)科举人。时值戊戌政变之后，有识之士，群思变革，他也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倾心于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革命。宣统年间，泉州人许卓然在厦门参加中国同盟会，回乡开展活动，仲瑾经许介绍，加入同盟会，和许卓然、叶青眼、傅维彬诸同志，倡立西隅学堂于小开元寺，后即作为同盟会秘密会所。又组织体育会，聘清军统带唐万胜为教练，既作体育锻炼，又藉此与唐联络，为光复泉州作策反准备。 辛亥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仲瑾和同盟会同志共谋光复泉州，任泉州同盟会总务股长。由于党人的耐心工作，驻军统带唐万胜表示归顺，党人要唐剪辫表诚意，唐犹豫未决，适同盟会员泉州人杨山光，由厦门来泉参加活动，往说唐反正必须剪辫，并限三日为好，唐唯唯表同意，杨即出向同志们担保，说“三日内唐必剪辫，如过时不剪，请割我的头”。但过了三天，唐还没有剪，同志向杨责问，争吵激烈，仲瑾见此突向天号啕大哭，同志惊问其故，他说:“我是为革命前途哭的，违约不剪辫，其罪在唐，今不责唐而责杨，是舍敌而罪友，影响革命团结，怎不令人痛心!”大家才醒悟罢休。 惠安土匪陈乌炮乘光复纷乱之际，围攻惠安县城，惠人来泉请援，同盟会有人计议取火药库弹药助惠安解围，仲瑾以火药库情况不明，主张慎重，而施雨苍为急解惠围，即率众前往搬取，仲瑾有工友林乾坤，也随往帮忙，到达时忽轰然巨响，火药库突爆炸，雨苍受重伤，被炸死多人，林乾坤也遭难。众又将残存弹药，就近搬存陈家。事虽危险，而为大局计，立作适当处理。 泉州光复后，革命党人意见分歧，仲瑾多方斡旋而成效不大，遂萌退身之意。值西隅学堂经费无著，于是带同眷属南渡募捐，经星洲，走荷印，在募捐之外，并在泗水设商余学校，协助华侨子弟教育。一年后回乡，应泉州府中学聘任教员，兼西隅学堂堂长，并襄助通俗讲演所及平民工艺传习所的创办。 1921年，仲瑾再往菲律滨为西隅小学筹募基金，回来添办师范部和幼稚园，扩大学校规模。暇则为人排难解纷，与乡亲设“东涂北乡约局”，以平息民间纷争。曾因揭发晋江县知事张祖陶贪赃枉法的事情，被张以“通匪”罪诬陷，逮捕下狱，终因舆论譁然，不得不释放。北军马步云部兵变，泉城民众无辜遭杀害的数十人，他与同志赴省上控，得伸民愤。 1926年冬，北伐军入泉，为挥师北上，军需浩繁，东路军在泉向商家筹派大笔军费，商家着急，以仲瑾在辛亥时为许卓然老战友，便于疏通商困，他虽不是商人，却被拥为晋江县商会长，自是续长商会近十年。这时期，泉州有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有民军土匪的割据，都把商会当摇钱树，筹捐派款，应接不暇，仲瑾多方应付，求为商家减轻负担。然有时应付不了，也不得走避厦鼓。 十九路军进驻泉州不久，即举反蒋义旗，1933年11月，六十一师毛维寿在体育场召开讨蒋大会，仲瑾以商会代表登台发言，讲到激昂慷慨时，以手拍桌推倒花瓶凡三次。大会未结束，而蒋介石飞机已飞临泉空，滥炸会场，死伤多人，这是泉州遭受空袭之祸的第一次。 十九路军失败后，蒋帮特务在泉活动更加猖獗，蓝衣社分子企图掌握商会，以便操纵，便策动改组，仲瑾势不及而落选，自此脱离商会关系，但对地方公益事业，仍尽力而为。抗日军兴，金厦沦陷，难民避泉的不少，仲瑾经地方推举，出洋劝募救济难民基金。先到香港，进行不很顺利，因出任旅港福建商会秘书，图籍此便于联系同乡，住一年而归。越二年，又赴菲律宾，值珍珠港事变发生，不久菲岛沦陷，他怕日寇追踪，避入纳卯埠深山中，隐姓埋名，随当地侨胞从事农耕，胼胝颠沛。耕余并聚华侨子弟，教以祖国语文，深受欢迎。陷身菲岛达五年，日寇投降才束装归国、然年已古稀，遂家居不再问外事。 新中国成立，仲瑾深表拥护，历任晋江专区土改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文史馆馆员，泉州市政协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常委。又主持花桥善举公所，致力公益事业。暇则追述地方旧事，撰写文史资料，以备采择。1963年11月以心力衰竭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傅维彬 据傅维彬次子傅佩韩《傅维彬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傅维彬字商霖，祖籍南安，其父为石匠，因遭邻村石垄乡石霸的妒忌，时受欺压，避居泉州释仔桥，遂为泉州人。维彬生于1884年，幼就读私塾，稍长，受业前清进士林翀鹤，1904年中秀才。后科举废，因在家设塾，为童子师。后经人引荐，往厦门英华书院任教员。 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潮已弥漫厦鼓，维彬与许卓然同在厦加入同盟会，为图光复家乡，先后回泉鼓动革命，与许卓然、叶青眼、陈仲瑾等，在小开元寺创办西隅学堂，并作党人联络点。后泉州同盟会在西隅学堂成立统一组织，维彬被推为司法股长。当西隅学堂之设，有旧绅藉口开元寺为黄姓祖业，要学堂迁出，意在阻遏革命活动，双方打了官司，维彬每写讼词，挥笔立就，才思敏捷，为同志赞佩。黄姓亦终于败诉。 泉州光复前后，地方动荡不安，绅商学侨各界组织保安会，负责维持秩序，维彬的老师林翀鹤当选为会长，他也参加保安会的工作。同时为推进革命，努力移风易俗，对剪辫、破迷、天足等，提倡甚力。和陈仲瑾、叶青眼、廖彩祖为莫逆交，相与致力教育事业，以启迪民智为己任。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当时国民党泉州支部负责人陈昌侯，遵令召集党员宣布解散，并当场收缴党证烧毁，维彬拒不缴证，退出会场。汤文河等密议起义讨袁时，维彬参加，后事泄失败，维彬得未暴露。 当泉州光复，维彬参加保安会时，曾协助商会组织商团，由他带领，配合保安队，维持治安。民国成立后，维彬即参加晋江县商会工作，历任商会“坐办”多年，实际上负责会务。民国七年(1918)商会改组，典当商苏谷南当选会长，维彬也靠苏谷南权数当选副会长(当时商会选举权利，以拥有资产多少而定，每千元为一权，苏为富商，拥权多，乃以部分助傅当选)。为保障商家安全和协助地方治安，商会有商民巡查队的组织，对一些不法行为，也给予稽查。时高义部团长陈清棋，原为晋南著匪，绰号“矸塞棋”。经常贩运鸦片，有一次，把大批烟膏烟运进城里，被商民巡查队扣留，陈清棋威胁退还，维彬不畏强暴，置之不理。那时北洋军阀当途，地方上派系互相倾轧，匪类横行无忌。1924年，维彬竟于白昼在闹市遇刺身故，终年仅四十。 傅维彬被刺后，苏谷南举家避居鼓浪屿。苏躲鼓时，亦遭陈清棋指派手下二人往刺，幸苏妻发觉呼救，才未被害，而苏家在泉州的大厦，终遭放火焚烧，可见当时匪徒的狠毒。 维彬精于拳术，深研中医，曾倡组泉州中医研究会，对医学的促进有所贡献。殁后，陈仲瑾挽以联，有“论文章而敏，论技击而精，论歧黄而彻”，和“为世变而劳，为学难而争，为商艰而出”的句，颇能概括他的生平。 吴堃 据吴堃次子吴志恭《辛亥革命老人吴堃先生事略》、吴堃幼子吴志谦《吴堃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吴堃字藻汀，福建泉州人，1888年出生于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但他的父亲毅庭，却弃文就武，并以武功授职。藻汀幼聪颖，在家塾读书，成绩冠同学。值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他就考进泉州府官立中学堂，那时才十六岁，是同学中最小的一个。在学期间，受到同盟会会员教师江大疆的影响，经常秘密阅读江所暗中供给的《民报》、《复报》等革命刊物，逐步加深对清王朝腐朽本质的认识，增强参加革命的愿望与要求，具有反抗精神。当时府中学学生为反对学堂当局不合理的管教，和屈服于校外恶势力而影响学生学习的失当处理，发生多次学潮，藻汀都积极参加，并逐步成为闹学潮的领袖人物，而且常使学潮取得胜利。1908年，他卒业于泉州府中学堂，随即赴省复试，获优等第二名，奖“优贡”。 1909年，藻汀考入全闽高等学堂，因见清廷日益腐败，非革命无以救国，蓄意投入实际斗争，遂辍学回乡，在泉秘密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与同盟会同志组织“泉州体育会”，以提倡尚武精神为名，招集有志之士，为光复泉州作准备。武昌起义以后，福州、厦门不久也相继光复，泉州在将光复而未光复之际，清廷官府统治已告瓦解，人心惶惶，宵小乘机活动，秩序纷乱。在同盟会的领导下，由地方绅士出面成立泉州保安会，以维持城厢治安，藻汀受同盟会指派，任保安会教练。为接受原来的军装火药库，他亲带保安队员前去点存贴封，派人看守。为光复泉州，他与同盟会同志共同积极执行各项工作，而奋不顾身。曾有一次，在东街何衙埕作宣传讲演后，为暴徒所跟踪，险遭毒手。 泉州光复后，藻汀不谋私利，不争地位，转而从事教育工作，1912年春，受聘为晋江官立小学堂教员，先后转任晋江小山小学校长、晋江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晋江县立通俗讲演所所长等职，并组织《复报》周刊社，自任编辑。五四运动前后，他很快地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潮，在一次讲演中，他批判孔子的封建伦理道德是“万恶之根源”，而遭到尊孔卫道的官绅们的控告，指他犯了“辱骂圣人”之罪，因而引起一场风波。在这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积极从事新文化工作。1916年，他为首组织“泉州移风剧社”，为泉州最早的话剧社，演出《皇帝梦》、《血手印》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话剧。之后，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又和泉州剧人组织“更俗剧社”，先后演出《终身大事》、《英雄与美人》、《悭吝人》、《幽兰女士》等很多独幕剧和多幕剧，并亲自担任演员和导演，博得观众的好评，被誉为“名角”。他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激于义愤，亲自写了《申江血》剧本，并组织“五卅剧社”，在开元寺公演，筹款接济上海反帝工人。随后又在戏剧家邵维的协助下，组织“泉州戏剧研究会”，进行多次演出。抗战中，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投降妥协，揭露抨击蒋统区的黑暗统治，还写了《泰山鸿毛》等剧本，宣传抗日，并经常带领学生，深入农村山区，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1924年，藻汀被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在议会中极力呼吁反对军阀李厚基加重晋江人民的给养费负担，有“竭泽而渔，肉尽见骨”的话，为人传诵，但却激怒了李厚基，遂被拘禁，幸得亲友营救，始脱囹圄。1925年经福建省长委为“南洋英荷各属教育考察专员”，没有成行。1926年四月被委为晋江县教育局局长，同年十一月卸任后，即连续三十多年，在泉州担任中学教员，先后当过泉中中学，培英女子中学、培元高中、晋江县中、凌霄中学、泉州七中等校语文教师，1957年退休。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近五十年，教过的学生几近万人，真可谓“桃李遍天下”! 如果说藻汀在三十年代前对开创泉州话剧史方面有贡献，那么他在三十年代以后，对泉州民俗学和地方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就更突出。由于对民俗学的爱好，所以能充分利用课余和寒暑假时间，以及深入群众接触群众的机会，进行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从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间，先后搜集整理出版的《泉州民间传说》共有六集，一百多篇数十万言。1929年十一月该书第一集出版时，历史学家顾颉刚为作序，书一出，就被广州中山大学采为该校民俗学会丛书之一。该书受到读者欢迎，销售很快，所以1932年和1934年，复出再版和三版，仍供不应求。此外，他还和蔡芳泽办《闽南乡土杂志》，由他主编，出过两期。又点校《闽中摭闻》出版，编写《俞大猷史迹》和《泉州留府埕七部棺考证》等书。解放后，他仍埋头于民间文学和泉州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发表于报刊上的民间传说，地方史料，散文诗词等不下百十篇。1957年，福建省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泉州民间传说选辑》。直到晚年，他仍专心致志为泉州地区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为了做好工作，他放弃“退休享清福”的生活，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搬进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去住，从1961年至1963年，先后主编过《泉州文史资料》八辑。他的后半生一直在为泉州地区的民间文学和地方史研究，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的工作和贡献，解放后，从晋江城关区人代(当时县市还未分开)到泉州市第一、二、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他都当选为代表，1955年起，还一直被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省、市政协委员。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委员和泉州市委常委，福建省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等。1958和1960年，他曾先后两次晋京，参加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民主党派会议，受到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的接见。 1968年1月，因病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盛九昌 据盛九昌次子盛保罗《先考九昌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盛九昌号祖荣，原籍福建南安，父母侨居缅甸，1880年出生于仰光。幼年不幸，父母相继丧亡，五岁，获旅缅堂亲的照顾，带他回家乡，交其叔母抚养，经历艰辛磨炼，激起发奋自强之志，在帮助叔母劳作之余，萌读书识字之念，每向村中塾师求教，得粗识文字。堂亲怜其孤苦，而爱其聪颖伶俐，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助他南渡新加坡谋生，为粗工，当学徒，虽劳累不辞，但总望学得一艺之长，以求自立。感到牙科医术关系人的健康，需求者多，如能研习此艺，大可利人利己，于是辗转托人求师。因他先已信奉基督教，终得同侨教友介绍，认识一德国牙医同为基督教徒的，收他作学徒，遂孜孜向学，潜心钻研，其师认为可教，也尽传所学，九昌学既有成，擅诊疗镶补，兼习照像技艺，复得同侨资助，出而自行开业，侨胞请其医牙补齿的日众，逐渐成名。 九昌自小孤贫，尝尽人间咸酸苦辣的滋味，虽谋生有术，不以解决个人生活为满足，而思了解社会不平的根源。眼见侨胞寄人篱下，备遭欺凌，联想到祖国的衰弱不振，实由于清统治者的昏庸腐朽，油然产生爱国革新思想。适孙中山先生在海外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党人在新加坡活动的大有其人，九昌也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接受孙先生的革命主张，毅然于1906年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执行革命任务，藉行医机会，宣传革命理论，鼓动侨胞参加革命行列，并捐募款项，支援国内革命起义。念祖国仍处在清王朝黑暗统治之下，搞革命应从家乡搞起，于是放弃在海外的个人事业，束装回国，以补齿照像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留心社会动向，结交朋友，从中发现在泉党人，逐渐和他们取得联系。联络进步人士，基督教友，扩大爱国力量。还随身背带补齿照像工具，走访安海、石狮、永宁、深沪等镇，遍及泉州南门外大小村落，挨家穿户，阳为招揽生意，阴作革命宣传，随机应变，见缝插针，讲述清王朝的黑暗历史，祸国罪行，兼及社会上的恶风陋习，如缠足、留辫、赌博等等，深入群众，启发民智，传播同盟会的革命思想。武昌起义以后，九昌与在泉同志，策划光复；和衙口同志施雨苍，组织“南部义勇队”，开入泉城，张扬党人声势，协助维持治安。泉州同盟会会员，原来自各方，有从南洋归国的，有在厦门加盟回泉发展的，有以基督教徒和西医界的关系而参加的。泉州光复前夕，由蒋以麟、许卓然的倡议，在赐恩寺举行秘密会议，以加强团结，统一行动，盛九昌参加此会。后又在小开元寺成立泉州同盟会的统一机构，九昌被选为组织股副股长，协助正股长许卓然，发展并健全同盟会组织。 泉州光复初期，南安海面海盗猖撅，截劫漳州运粮来泉的船只，严重影响泉州民食供应。革命党人联合泉州军政当局，派盛九昌带领战艇士兵，前去郭任乡盗窟缉办，终于消灭那股海盗，使海运畅通恢复安定。 泉州光复后，九昌功成身退，仍操牙医旧业，在泉城设美升牙科医院，以医术济世。孙中山先生为题“卫生之一道”一额以赠，九昌得此益奋勉，努力改进牙科医疗技术，有所革新。 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九昌曾奔走泉厦间，征集名人书画，举行义卖，以所得献充北伐军费。1937年抗日军兴，九昌参加晋江抗敌后援会的慰劳工作。 1967年，以病卒于家乡，终年八十七岁。 吴文楚 据吴文楚次女吴正好《吴文楚先生事迹材料》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吴文楚，泉州延陵乡人，生于1890年，自幼丧母，赖其祖母抚养成人，七岁时，入私塾肄业，性聪颖，因家贫，无力深造，1901年在厦门商店当学徒，后升为书记，1905年，南渡新加坡谋生。其时清政失纲，外侮日亟，华侨时受居留地政府虐待，孙中山先生组织同盟会，鼓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国，文楚富有革命思想，更受熏陶，遂在新加坡加入中国同盟会，后转赴爪哇泗水工作。时中国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亲往泗水，指导当地光复会活动，文楚复加入光复会，中国光复会泗水分会成立，文楚被举为常务干事。1911年，辛亥革命之役，文楚回国参与光复厦门，和王振邦、蒋德卿等泗水旧战友，并肩战斗；并到泉州与蒋以麟，许卓然等共策光复事宜；厦门光复后，文楚被任为同盟会厦门联络部副部长。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曾由福州搭船往香港，中经厦门停泊，文楚上船晋谒，蒙孙先生接见慰勉，视为毕生荣幸。后见国内政局动荡，党人也多有违革命宗旨，遂再往爪哇三宝垄，任中华中学教务主任兼三宝垄中华工会总干事。1922年，转而自己经营商业，然而未忘革命，鉴于祖国处在北洋军阀黑暗统治之下，家乡又为土匪蹂躏，居留地受压制于帝国主义者，无法公开活动，乃邀集同志秘密组织“萍社”，领导爱国青年参加救国救乡运动。1924年至1927年任中国国民党泗水支部主席；1928年创办爪哇每日电报社，自任社长。1931年因反帝反蒋活动被居留地政府下令离镜，其罪名为:1925年在泗水参与为支援上海五卅惨案而组织的华侨外交外援会，筹款接济上海公共租界罢工工人；1926年与人筹组“爱国团”，集合激烈分子，宣传三民主义，提倡联络被压迫民族，谋求解放；所办报社刊登反日新闻，连续发表排外性质的言论等等。 文楚既不容于帝国主义者，被迫回国，暂居厦门，仍谋通过在荷印同志的活动，得复返泗水，为侨胞服务，但他的言论行动，深为荷兰殖民政府所畏忌，拒绝其再入境。在厦门又遭当时国民党人的歧视，谋不到适当职业，依靠海外友人接济生活。然爱国群众，深知其具有抗争精神，1932年，淞沪抗战发生，鼓浪屿成立华侨抗日救国会，即推文楚为主席。1934年回到泉州，任新隅小学校长，从此在家乡办理教育，连续十七年。 文楚在解放前，对国民党的腐败堕落，严加抨击，不避锋芒，刚正倔强，骂党棍、斥豪绅，无所畏惧，然也因此积怨于此辈。文楚逝后，友人挽诗有句云:“身是党人常骂党，频遭党要要驱除”，形象地刻划其为人。因他坚持正义，对于进步事业，深表同情，每尽其所能，甘冒危险，掩护地下党员及营救追随革命的进步青年。解放后受到党的尊重，1950年特邀为晋江县首届人民代表并任常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任泉州市政协委员；1955年受聘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1956年并任福建省政协委员；同年参加民革组织，任民革泉州市委委员。1958年因积劳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庄汉民 据庄汉民之子庄大勇《庄汉民先生事略》、庄汉民生前友好苏秋涛《庄君汉民革命事迹记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庄秋霖字汉民，福建泉州人，生于1885年，幼丧父，孤苦伶仃，十三岁受雇于人以糊口，当过商店学徒，木偶戏班打杂等工作。十五岁得堂叔祖提携，南渡新加坡谋生，因少年家贫失学，至此深感缺憾，遂半工半读，勤奋力学，粗通中西文。后在一川走东南亚各埠的客轮上任职，得获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参加新加坡《兴中日报》工作。辛亥秋奉党组织命，回泉州开展革命活动，与许卓然、蒋以麟、黄中流等党人取得联系，参与同盟会的组织活动，共同奔走筹划。泉州火药库爆炸时，汉民亦随施雨苍等往搬军火。因走在后，未及门而已爆炸，故得免于难。某次，汉民谋刺泉州知府以张革命声势，侦悉知府前往南安，遂独自挟炸弹埋伏于潘山附近蔗林中，俟知府途经该处而投弹，不意弹未爆炸，嗒丧而归。 泉州光复后，汉民不居官，往厦门从事对南洋贸易，但仍与革命同志保持联系。袁世凯窃国，厦门党人密谋讨袁，汉民参加活动，为布置闽南全局反袁斗争，常往来泉厦间，在泉州与汤文河、王泉笙、杨光练等配合行动。袁世凯为求日本助其称帝，签订亡国的廿一条件，全国掀起反日高潮，汉民与傅振箕等在厦开展反日宣传，并演剧募集救国基金，取得成绩。应泉州邀请，又来泉演出，汉民扮《卖花女》一剧的女主角，深受观众赞誉。 1915年，厦门反袁起义计划失败，袁世凯派护军使黄培松来厦，加强镇压，培松与厦门豪绅汉奸黄世金勾结，破坏革命。党人密谋除二黄，派杨子熙刺世金于厦，弹中黄轿，世金只受微伤。又派庄汉民伺黄培松来泉之机，截途拦击，汉民潜伏于泉州新桥头，见培松坐轿前来，竟一时慌张，未及投弹而黄轿已越过，未获成功。 汉民见辛亥革命不彻底，革命党人后多腐化变节，不但没有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甚或反其道而行之，以致封建反动势力仍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并未稍缓侵略，遂愤世嫉俗，心灰意冷，竟思遁入空门，逃避现实。曾谋往五台山，企图出家，未实现，重返新加坡，还是匿迹禅林，潜研佛法。由于家属的不断呼号，亲友的多方劝说，这才重理“俗务”，出任新加坡合远公司经理，虽从事商业，而正义倔强的性格依然不变。 国民革命军北伐，汉民以为国事将有转机，于是束装回国，不意蒋介石叛变，仍是一团漆黑。1928年，汉民思重建舆论机构，以作暮鼓晨钟，便在泉州创办《民众报》半周刊，自任社长，对当时社会黑暗与政治腐败现象，时加揭露抨击，为豪劣军阀所不满。有一次，侦探队长王意，坐人力车不给车资，车夫向索反被殴打重伤。事为《民众报》所揭露，全市哗然，王意暴跳如雷，以该报为同文斋印刷所印刷，不分皂白，竟往抓该所老板毒打。老板哭诉新闻为报纸所登，与印刷所无干，王即往报社图报复，气势汹汹，编辑从后门逃往庄汉民家告急。时值许卓然在泉州，许庄原为辛亥革命老战友，而王意曾是许卓然警卫员，汉民急奔告卓然，卓然召王意训斥，报社才未遭捣毁，由此可见当时办报环境的恶劣。汉民少虽读书不多，而为报纸所撰评论，短小精悍，切中时弊，然亦以此见忌于恶势力，时有匿名信恫吓，汉民处之泰然，并在报上警告恫吓者，“如敢犯我，定予反击”，表现其硬骨头的报人气慨。及海军陆战队旅长林寿国驻泉，企图加以收买，派人示意，愿出巨金助报社，为汉民所拒绝，因而受到压制，《民众报》终于被迫停刊。 汉民以倔强不见容于人，家计渐告窘迫。1934年，泉州CC派创办《国民日报》，以与军统派的《泉州日报》相抗衡，为利用汉民的革命历史与社会声望，向他拉拢，，聘为该报社长。汉民原与CC派无历史关系，迫于生活，勉强就职，终以意见不合，不久辞去。然又以此获罪于《泉州日报》派，利用特务向驻军李延年诬陷汉民为汉奸，逮捕下狱，严刑酷打。后值汉民旧友、国民党中委王泉笙由菲律宾回国过泉，闻讯亲为辩白保释。汉民出狱后，对国民党人妖颠倒，黑白不分的罪恶统治，深恶痛绝，愤然出国，并发誓“国民党不倒，不入国门”。及太平洋战争暴发，汉民又在当地参加反日活动，为日军逮捕，后以重病保出，遂潜逃山芭藏身于穷乡僻壤，贫病交加。日军投降，才返新加坡，疾病缠身，经亲友劝说，乃归国就医，终因治疗无效，于1949年1月去世，终年六十四岁。 杨光练(堂弟光涌附) 据杨光练之侄祖建、杨光涌之媳爱珠口述，郑榕堃笔录《杨光练杨光涌事迹述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杨光练，泉州亭店乡人，1880年出生于一华侨旧家庭，薄有遗产。光练幼丧父，依其叔老鋍为生，老鋍为读书人，在乡设塾授徒，光练即随叔读书，性聪颖，善思考，学日以进。赖家庭经济基础，不大治生产而又慷慨喜交游，以能助人为乐。清末各地办学堂，老鋍亦发动本乡华侨筹资办乡学，其后改称紫兰小学，老鋍任董事长，所聘教师比较进步。光练年既长，见闻渐开阔，对当时政治社会黑暗现象，感到不满，常与乡学教师谈论时事，受到启发。时有同盟会会员王泉笙，应聘到该乡任教，光练深与结纳，并因而认识许卓然、苏年福等党人，随亦加入同盟会。泉州同盟会会员原来自各方，有当地的知识分子，有来自海外的华侨，在活动中乃渐取得联系。辛亥春，由蒋以麟、许卓然建议，于赐恩寺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加强团结，进行光复等步骤，参加的十一人，光练为其中之一。他还动员堂弟仰光归侨杨光涌，参加同盟会。自己则打扮为富侨模样，时常长衫马挂，戴毡帽，执手杖，招摇过市，清官吏亦视为侨绅，不疑其为革命党人，以故得借机出入衙门，了解情况，对制订对敌策略，起一定作用。 为准备光复泉州，储备武器，泉州党人得厦门党人的支援，派能制弹的杨子晖来泉，帮助制造炸弹。这一秘密行动，除所需费用由蒋以麟负责外，一切安排及采办材料，均由光练主持。制弹地点设在光练家附近的宿燕寺，由他通过该寺斋姑提供静室，暗中进行。制成的炸弹及其他得到的弹药，都由光练设法埋藏在村外古墓中。他还和苏年福奔走于泉州南门外一带，作秘密活动，为泉州的光复，贡献力量。 亭店为侨乡，杨姓旅居菲律宾华侨不少，加以泉州南门外新门外华侨，也以旅菲的居多，出入国必经厦门香港，吕宋客栈以接待出入国菲侨，代办各种手续为营业内容。光复前，光练曾与光涌合营吕宋栈于香港，由光涌往来仰光、香港间主持，光练亦时往香港协助。光复后，光练又与族人杨积芽合营新聚源吕宋栈于厦门，既为营业机构，又作革命党人聚会场所。闽南讨袁之役，所需军火，均由光涌在香港采办，陆续密运来厦，存在新聚源栈，一部分就由桂华山、陈春木接运来泉，泉州党人往厦，也以该栈为集合处。后因制弹调剂不慎，火药爆炸，全店焚毁，光练恐因此引起官厅注意，曾一度避往香港，其后回泉，住亭店家乡，由于该乡的紫兰小学曾为反袁活动中心，受当局注视，乃迁居泉州城内。因光练为人为华侨界所熟悉，且能关心归侨侨眷生活，曾被选为泉州海外华侨公会委员。而他自己则因抗战之后，侨汇短缺，其侨居菲律宾的儿子，接济不能及时，无以应其平日交游好客的惯习，渐因捉襟见肘，穷愁抑郁，以致疾病缠身。1940年，竟被庸医误打针剂而不救，终年六十岁。 杨光涌 泉州亭店乡人，杨光练堂弟，生于1886年，出身农民家庭，少贫困，由族亲帮助，往缅甸仰光谋生，初为店员，稍有积蓄，即购地经营果园，他在家乡时，对果树培植有兴趣，至是相其土宜，专种羊桃(风鼓)，选良种，讲技术，取得良好成果，竟以种羊桃得名，成为华侨中种植羊桃专家，并以此致富。后又与堂兄光练合秋，在香港开吕宋栈，接待出入国同乡归侨，1911年春回乡，复经光练介绍，参加中国革命同盟会，即剪辫，为社会倡，在家时，对各项革命活动，也尽力参加。1915年泉厦党人准备起义讨袁，光涌负责在香港采办军火，秘密运来厦门接济，发挥不小作用。闽南党人往香港活动的，多以他为东道主，他都尽力接待，共同工作。 他对家乡教育也很关心，协助紫兰小学的办理，任该校董事。平时则往来仰光香港间，经营果园和商业。太平洋战争发生，他才放弃海外事业，返回故乡，投资开垦荒山，广种羊桃，改进栽培方法，培植出新品种，为闽南种植甜羊桃首倡。同时关心该乡凌霄中学的发展，为董事会董事。1958年因病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在国民党统治下，各地乡镇长多敲诈勒索，欺压百姓，对归侨侨眷尤视为鱼肉。有的侨乡巨族就运动当局，派本乡本族人充任，冀不至如外来乡镇长的肆无忌惮。抗日期间，杨光练、杨光涌也曾先后当过本乡乡长，虽都为时不久，究沾了污点。 柳鸿鸣(侄忠烈、国烈附) 据柳鸿鸣家亲戚陈朝卿《柳鸿鸣叔侄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柳鸿鸣又名鸿明，晋江南门外人，后迁居泉州城内，生于1858年。 鸿鸣早年为基督教漳浦县及南安洪濑的传道，后来泉任泉州基督教会西街堂会长老。当时其兄开设惠元堂医所于泉州东街县衙口，鸿鸣以医术也是济世之道，暇即随其兄学习，掌握西医理论与技术，后其兄因搞试验不慎被烧伤，不治去世，鸿鸣接兄业为开业医师，勤学肯钻，患者多药到病除，故惠元堂名噪一时，就医者甚众。时医界同业黄中流已秘密加入同盟会，在交谈中，每讲及国事，鸿鸣也痛感清政腐败，国将不国，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遂也参加泉州同盟会组织。因惠元堂地处适中，靠近官衙，易于侦察清吏动静；鸿鸣有长者态，较不受注目，且为人精细机警，防卫周密，于是党人议事，多在此聚集，惠元堂遂成为当时泉州革命党人的联络中心。有知其内幕者，曾以“革命如不成功，放火烧惠元堂”，劝鸿鸣小心，可见惠元堂在泉州光复时所起的作用。在泉州同盟会组织成立时，他被选为医务股股长。 鸿鸣医术医德，颇为群众称道，东街一带，本是政府部队集中地方，人来人往颇多，就医者非官即吏，故鸿鸣既可行医，又可结识官吏，便于宣传革命，了解情况，当时清军教练袁子良，也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在促使清军统带唐万胜反正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鸿鸣虽云就医者众，除革命同志免费就诊外，对贫苦群众也常义务治疗，以致医业虽盛，仍然两袖清风。1930年，土匪高为国洗劫泉州，他被作为富医而绑架勒赎，后变卖一切以及友人相助，始得凑款赎出。从此惠元堂业务中落，由其长子懋烈迁移郊外，继承医业，鸿鸣即隐在家。1942年病逝，终年八十四岁。 柳忠烈 柳国烈: 柳忠烈和柳国烈为堂兄弟，都是柳鸿鸣的胞侄。鸿鸣接办他哥哥的惠元堂后，就送忠烈和国烈去永春，跟英国人马士敦医生学医，学成回泉，又送忠烈去日本留学，不久，回泉州为医生；国烈则永春回来就在泉开业。兄弟俩在他叔叔柳鸿鸣的感召下，都加入同盟会，协助鸿鸣进行革命活动。惠元堂成为当时泉州革命党人的聚会所，联络处，忠烈、国烈兄弟也成为活跃分子，边搞医务，边干革命，为他叔叔的得力助手。叔侄兄弟为当时泉州医务界中革命的一家，受到同志们的称赞。1923年(民国十二年)间，忠烈受闽南自治军方面委派，往同安组民团保卫地方，因开辟公路，见忌于当地恶势力，终为叶部匪徒所暗害，年才三十。国烈则一直在泉州行医，至1971年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苏天赐 据苏天赐义子陈朝卿《苏天赐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苏天赐，泉州人，生于1882年。少年时，学医于英人马士敦医生，得其悉心传授，遂精于病理。毕业后，开设药房于泉州承天巷口，为开业医师，兼营药品，在基督教会中为执事，颇能联系会友。因他治疗有方，切中病理，于是患者都乐于就诊，特别是当时清朝官吏及地方士绅也都乐与交游，找他诊病，这是他为民主革命活动有利的基础。参加同盟会后，与黄中流、蒋以麟、许卓然以及医务界一些同盟会会员，共同计划，加强策反工作，又因为人精细，理财有方，被推选为泉州同盟会财务股长。光复前，常和黄中流往说驻军统带唐万胜反正。在唐模棱两可，犹豫不决时，也曾以强硬态度，严辞迫唐剪辫归顺。以后唐之幼女嫁给苏的第二子。苏常诙谐地说:我与唐万胜“冤家变亲家”。 光复后，因地方情况复杂，不愿同流合污，即往厦门，将纯仁药房交其侄经管。后再回泉，重整旧业。解放后，一直积极参加合作医疗，以其所长，行医济人，心绪稍安，老而弥健，至1968年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苏年福 据苏年福幼子苏友信《先父苏年福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苏年福字应南，福建泉州人，生于1884年。幼丧父，稍长又失母，孤苦伶仃，家徒四壁。赖亲友照顾，才得入塾读书。后获人保荐，进辟生堂医馆为学徒，从黄中流医师习医，勤学苦练，深得师爱，悉心指授，学以日进。年十八，业成，自营流生堂医馆于泉州城南，堂名“流生”，所以志不忘师教，明学所从出，当时西医界，多有此例。年福开业以后，经验渐富，医术愈精，为晋南一带群众所信仰。 清末，孙中山先生鼓吹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谋推翻腐败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时黄中流已暗中加入同盟会，在泉州秘密活动，见年福可以信赖，向其灌输革命思想，年福受师启发，遂参加同盟会，与同志苏天赐、傅维彬、杨光练等，结为知己，互相勉励，为光复泉州贡献力量。辛亥季冬，泉州同盟会会员成立统一组织，年福被选为财务股副股长，与正股长苏天赐，负责筹措革命经费。又利用行医之便，向所认识的群众及就医患者，在闲谈中相机宣传革命，举清廷腐败误国及外国侵略的事例，激发群众爱国热情。群众重其医术，信其为人，因而也接受他的鼓动，对吸引群众倾向革命，发展革命组织，著有效果。 由于群众信仰年福的医术，就医的人日多，医馆业务日形发达，但他不以从小贫困而爱惜金钱，急人所急。对因奔走革命，无暇顾及家庭生活的同志，年福每解私囊，资助其家，使无后顾之忧。 及帝制推翻，民国成立，而封建遗毒，并未肃清，袁世凯窃国称帝，引起二次革命，时年福虽专心业医，但仍应同志之邀，参与反袁密谋，事泄失败，政局益见混乱，泉州革命党人，有的远走他方，有的重返南洋，在当地的，也多不再过问政治，年福也脱离政治关系，专事医务。但在那新旧军阀统治泉州时期，他也和这些人有往来，借以保障其业务的发展。医馆所入既丰，乃尽其力之所及，在晋江前埔乡，独资办尚志小学，免费培养乡中子弟，自己也常往来晋江南乡一带，巡回行医，以便乡民，兼顾教育。 1947年，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王振邦 据王振邦辛亥时战友陈延庭《记王振邦》、王振邦生前友好苏秋涛《回忆王振邦先生》、王振邦族侄王台禄《革命前辈王振邦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王振邦，福建南安县长福村人，生于1881年。父鼎卿，为名中医，在厦门开设王慎斋药铺，行医兼卖药，乐善好施，对贫苦患者，不计医药费，受群众爱戴。振邦幼入塾读书，稍长，回故乡，在丰州官立学堂肄业，一年而辍学，随父习医，得其传。娶妇泉州树兜乡蒋姓，妇家为荷属爪哇华侨。1905年振邦随其戚往泗水行医，不久，复与戚家合资营商，采厦门烟丝销荷印，振邦住厦主持采运。后因荷兰殖民政府禁厦门烟丝入口，生意停顿，振邦离厦往新加坡，仍操医业。在新与汪精卫，田桐(恨海)认识，得闻孙中山先生革命宏图，遂参加同盟会。1908年，由新加坡重往泗水，时光复会在泗展开活动，华侨响应的不少，陶成章复亲往领导，会务更为活跃。振邦钦佩陶成章的为人，以同盟会光复会为一家，共负革命使命，因亦加入光复会，以利共同斗争。树兜乡蒋姓为泗水华侨巨臂，蒋报策、蒋报料、蒋报企等尤著名，均富民族思想，倾向反清革命，由洪门会众而转为光复会员。振邦以亲戚关系，与诸蒋朝夕相处，共同策划革命活动，在泗水组织明新阅书报社，设演说会，为革命秘密机关。1909年，孙中山先生派田桐往泗水，联系光复会众，以加强团结，协调步伐，振邦即与田桐等努力统一工作，使光复会会员也都加入同盟会。 为促进祖国革命运动，振邦放弃印尼医业，于1910年，重返厦门，进行活动。为避清吏注意，人住鼓浪屿，而以厦门一挂外藉商牌的万成客栈为秘密据点，暗中进行宣传，物色同志，发展组织，并设法运动驻厦官军，进行策反。他自己还往来厦门、泉州间，在树兜乡和回国的蒋报料、蒋度甫，以及在该乡任教的陈昌侯等，计议在内地发动起义，密设联络点于紫帽山半山宫，标其室曰“耻亡窝”，拟联络南安绿林杨居等为革命武装而未果。辛亥三月，得同志密讯，将在广州起义，振邦与杨杰、陈火让等赶往广州参加，到广州而事已败，乃回厦门，策划厦门光复事宜。时潮汕计划起义，他运炸弹赴汕头支援，福州将起义而乏费，他尽力筹款赞助；为谋漳泉光复，他协同筹划，不遗余力。厦门光复，他更是主要人物，事前既沤心沥血，奠立革命基础，临光复时，组织联系的是他，筹措经费的也是他，终于得当地同志的协力奋斗，和海外归来革命华侨的支持，厦门宣告光复。 厦门光复后，振邦不求名位，不任官职，功成身退，仍继承父业，在厦行医制药，开设天福堂制药社，所制各种成药，运销南洋群岛及国内市场。但他在肉体上，由于紧张的革命斗争，操劳过度而患肺结核，不时咯血；精神上由于光复前后，看到有的革命同志争权夺利，蜕化变质，完全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教导，而伤感灰心。由于思想发生剧烈变化，从一个革命党人而变为佛门信徒，日与南普陀寺僧谈法习戒，吃素念经，协助组织佛化青年会，设立佛经流通处，成为宣扬佛法的虔诚居士。 抗日战起，日寇占据厦门前夕，他与家属避地香港，又由港转菲律宾。珍珠港事变，又匆匆由菲归国，居南安长福村故乡，仍以行医为业。1947年因病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杨山光 据杨山光族侄杨条篱《杨山光之生平》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杨山光名岳，字仲觐，福建泉州北门外印塘里石塘村人，生于1884年，父锡彬，为塾师。山光幼从父读，性聪颖，记忆力强，有“过眼不再”之称。年十三，随父应府县试，以默写十三经被录取，中了秀才。年余父病殁，从其堂兄洛底来城设塾，既为助教，又勤奋自学。后由族兄洛俨介绍，往厦门应建兴钱庄东家陈子挺之聘，任其家庭教师，深为陈所器重。不久，转入同文书院任汉文教员，兼自学英语、数学各科，清光绪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又往日本留学，进明治大学法学科，在日本参加兴中会，结交革命党人。宣统年间回国，往省城应试，录为选士。 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革命党派，组织同盟会，以集中革命力量，山光即加入同盟会，在国内外参加各种秘密活动。武昌起义后，他在厦门与海内外同志，策划光复。嗣又来泉州，参与泉州光复活动，协助策反工作，维持地方秩序。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进京开会时，孑然一身，不带随员，有同行亲友谋冒充随员以获免费车票，为他婉言拒绝。在京每步行赴会，人呼为“十一号汽车”。北洋军阀曹锟执政，贿选总统，山光化装坐煤车潜逃，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非常国会。有人提议，仍选孙中山为总统，山光以到会议员不合法定人数，力争不可，最后决定选孙先生为大元帅，以便组织讨贼之师，统率北伐。会后中山先生称赞他坚持法制，执法不阿，不愧为法学者。 由广州回厦门，山光在省立第十三中学任教，后又往福州法政学校任教务长，再回厦为律师，参加律师公会，但不欲出庭，只专任各行业的法律顾问。又邀集同志，创办大同中学，被推为校董会主席兼任教课，而聘杨子晖为校长。1937年，芦沟桥事起，抗战军兴，山光将其家属迁回泉州石塘村故乡，自己留厦，与当局共谋保卫地方，坚持抗日。直到日寇登陆，迫近市区，在最后几分钟，他才从海后登船离厦，驶到海中，遭敌机扫射，幸未命中。船至同安灌口附近登岸，连日步行四天，才抵达泉州家中。 抵家不久，应晋江县立中学聘为教员，及该校内迁，乃就近应迁于印塘乡的昭昧学校聘，充任校长，后见该校当事人作风不正，中途辞职，转就晦鸣中学及培英女中教职。后再转往南安诗山等处，任集美学校和海疆学校地理教师。抗战胜利。海疆学校迁入泉州，他随校来泉，继续任教，直到卧病不起而止。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曾两次来函，要聘他去考试院工作，都被拒绝，他宁愿作穷教员，过穷生活，也不屑当国民党官员，同流合污。他处世谨严，勤俭治家，不随便与人往来，不轻易受人馈赠，在病中困乏的时候，家人曾私向邻乡富户借贷济急，他知道后，力促家人归还。后自知病已不起，遗书其子:“我以贫病，亦以贫死，你等当以贫自立。”平生颇有著述，稿件在厦门沦陷时毁失不传。1947年卒于家，终年六十四岁。 周骏烈 据周骏烈女婿陈奕培《周骏烈先生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周骏烈号图南，晋江县祥芝乡人，1891年出生。父辈从商，六岁就学村塾，九岁丧父，家境困难，但聪明勤劳，得到他岳父赏识，送入学校读书，1908至1912年就学泉州培元中学。学生时即有革命思想，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泉州光复前夕，他组织同学，成立培元学生队，被推为队长，在城乡进行革命宣传，协助维持地方秩序。旋学生队改为学生军，他带队随叶青眼所率队伍，开往永春，光复永春州。 中学毕业后，在祥芝钱山小学任教两年，而后到泉州主办基督教青年会。1915至1918年，复就学于厦门鼓浪屿迥澜书院。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参与厦门党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计划在厦门起义，他负责与英华书院学生联络，组织三位学生在大屿制造炸弹，准备起义之用。复负责带领学生军，攻占中国银行和电话公司。由于革命党组织不健全，被奸细混入，将计划报与李厚基，袁世凯得讯，急派刘冠雄乘战舰赶到厦门镇压，起义未获成功。幸他身份未曾暴露，得以继续学业。1919至1924年，任厦门禾山派茂小学校长。 由于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影响，有浓厚的“实业救国”思想。民国初期即力促资本家投资兴办企业，经常到处奔波，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南至东沙群岛，北至甘肃青海，曾任海澄造林公司总经理(1925 1932)，兴泉永公路处处长(1926 1927)，广东省东沙岛海产公司总经理(1928 1929)，厦门漳嵩汽车路公司董事长(1929 1932)，福州堤工码头建筑公司经理(1929 1932)，甘肃省西北实业公司采办处主任(1933 1935)等职务。他为人正直，咒骂奸商市侩。而资本家不法商人，唯利是图；民国政府贪污腐败，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使他“实业救国”的道路，始终无法走通。 1932年十九路军入闽时，他曾一度出任晋江县长，在职期间，深入监狱巡视，释放受冤平民，惩处虐囚看守。当时军差浩繁，供应支绌，晋江县商会以他为本地县长，恳他先筹款协助应付，他在任仅三个月，即以事情难办求去，及卸任而所垫款竟未得偿还，“当官三个月，赔钱二千元”一时传为话柄。 抗日战争爆发，敌人谋夺金厦，他挈眷避居香港，1938年转往新加坡。后见日寇有南进企图，复辗转归国，卜居泉州，为协助解决当时侨眷生活困难，他代表菲律宾华侨救济会在泉州进行救济侨眷工作，办理平粜并任侨眷工厂厂长。1945年抗战胜利，他见当时政府腐败，派系纷争，遂迁居鼓浪屿，在家赋闲，不问政事。 1949年厦门解放后，他热心新中国建设事业，曾任厦门市胜利公债劝购委员，厦门市房屋纠纷调解委员，协助人民政府做了一些群众工作，还当了厦门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的特邀代表。 1950年他出国去印尼，鼓励华侨投资参加建设祖国，鼓励侨生回国求学，对广大侨胞宣传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1953年回国，参加厦门市归国华侨联谊会。1954年1月因病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杨仲儒 据杨仲儒之子杨振昌《杨仲儒生平简介》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杨仲儒，福建泉州人，生于1888年，幼就读私塾，聪颖好学，稍长，考进泉州府中学堂肄业。他身体矫健，活泼好动，课余喜欢弄刀舞枪，精于拳术。时清政腐败，外侮内忧，交相煎迫，有志之士，群图变革。孙中山先生组中国同盟会于日本，号召民族民主革命，国内外响应者众，泉州府中学的教师中，也有同盟会会员，对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同学中如吴堃等后都加入同盟会，仲儒也毅然参加。武昌起义后，泉属党人更加紧进行活动，准备光复。仲儒因与学友赵祖建、黄永亮等，招集同学三十多人，成立泉州府中学学生队，仲儒被推为队长，与培元中学学生队(队长周骏烈)联合活动。后学生队正式改名学生军，在同盟会统一指挥下，分向各乡进行宣传，并聘傅维彬为顾问，随军出发，深入群众，受到欢迎。 泉州光复后，仲儒鉴于反清革命，虽告成功，而民智仍然闭塞，积弊未除，教育为当务之急，遂不与问政事，决心从事教育。任泉州南门志诚小学教员，其后即以教师终其身。安海人士慕仲儒名，聘他为安海培基小学校长，他认真负责，办学有方，培基校誉隆隆日上，为当时晋江有名的小学。 仲儒一面办学，一面仍关心地方兴革，尤努力爱国义举。1936年，仲儒主持安海抗日会，带领爱国群众抵制日货，和当地奸商展开斗争，一天傍晚，有奸商洪某，收买歹徒三人，携带武器，伺于僻巷，在仲儒走近时，突然袭击，仲儒运用拳技，奋夺对方刀棍，痛击三歹徒。他并不以个人安危而有所退缩，坚持抗日，抵制日货益力。仲儒离开安海培基小学后，又在泉州各校任教，在职较久的为浮桥街新华小学。解放后，他因年老退休，但仍孜孜为学，研读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认为活到老要学到老。又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依靠组织力量，加强自我改造。他受到党的器重，延其为泉州市政协委员，文革前，市政协为让老同志欢度晚年，在小开元寺办政协俱乐部，仲儒主动承担工作，在俱乐部为同志服务，烹茶扫地，事必躬亲，摆棋展画，热诚招呼，受到老同志们的感佩。 1972年，仲儒以年老多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八十四岁。 陈篯 据陈篯之侄陈秉椿《陈篯事略》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陈篯字次彭，福建泉州人，生于1880年，前清翰林陈棨仁(铁香)第四子。棨仁为清末泉州有名学者，次彭幼从父读，颇具根柢，后往福州，就读优级师范学堂，该堂师生中有中国同盟会会员，次彭受影响，崇奉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因而加入同盟会。辛亥毕业回泉，鼓吹革命，与在泉同盟会同志，共图光复。时值变革期间，形势动荡，泉州也谣言四起，宵小乘机活动，秩序纷乱，人心惶惶，绅商学侨各界征得革命党人同意，组织保安会，维持治安，主其事的多是地方绅士。次彭为巨绅之子，与诸绅多有世谊，因亦参加保安会工作。以他少壮有威仪，被推为军事部长，统率保安队，次彭日夜带队上街巡逻，人心渐定。次彭治军严，而所招保安队员，多市上闲散少年，不耐纪律束缚。某夜，一部分队员，因聚饮酗酒，为次彭所痛责，竟起而哗变，将围殴次彭，次彭避走，经原驻军统带唐万胜率部弹压，变兵逃匿，后另受招抚，事情才解决。 泉州光复后，次彭一度任晋江县警察局局长，并曾代理晋江县知事，对不法之徒，惩办从严，卸县篆之后，被选为福建省议会议员。民国九年(1920)，次彭将往北京，在厦门候轮北上，突生毒疔，误食药物而去世，终年四十岁。 陈昌侯 据陈昌侯老同学、老同事、九四老人陈延庭《我所知道的陈昌侯》并参考有关资料整理。 陈铭字昌侯，泉州湖心村人，1888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06年进泉州府官立中学堂肄业，校有教员福州人江大疆，为同盟会会员，暗中宣传革命，昌侯颇受影响。1907年福州成立优级师范学堂，昌侯以学业优良，被选送入学，习博物科。1909年毕业，经同学陈延庭介绍，往厦门公立中学任教，在厦结识同盟会会员王振邦，来往日密，遂和延庭同由振邦介绍，加入同盟会，并剪去发辫，以示决心，为守旧的中学当局所骇异，不敢继续聘用，因而返泉。1910年，泉州树兜乡归侨蒋报料，在故乡创办明新小学，振邦与蒋家为亲戚，向蒋荐昌侯和延庭，乃聘昌侯为堂长，延庭任教务。王振邦为运动革命，也常来树兜活动，蒋报料在泗水，原为光复会重要人物，亦为同盟会员，王蒋与陈在校共商革命行动。振邦主联络绿林豪杰，充革命武装，二陈与振邦奔走于南安三十都云台山，该头人杨居，拟引导其参加革命，开泉属革命党人联合土匪武装之局。 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昌侯和延庭辞去明新校务，往厦访王振邦，表示不日乘轮北上投军，振邦以厦门正部署光复，需人协助，挽留他们留厦共事。时漳州在光复前夕，地方纷乱，革命党人派系分歧，各不相下，漳码人士来厦求援，振邦乃派昌侯和延庭往漳，并以高义为军务长，带少数队伍同往，先到石码，接收海防厅印信；又到漳州，收缴府署镇署印信，漳局粗定。昌侯与延庭乃往省城，报告漳码情况，并请收编高义部为省防军。 昌侯在优级师范毕业后，本想回泉州母校工作，为掌握校务的旧绅所梗阻。福建光复，昌侯与优师同学杨廷经，请于教育司长黄展云，获准改组泉州府中学堂，易名泉州中学校，派杨廷经为校长，昌侯任教务主任，迁校舍于旧考棚，所聘教师多为优师同学，学有专长，比较进步，校务遂蒸蒸日上。昌侯并倡组晋江县教育会，被举为会长。 民国二年(1913)，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夏，国民党总部派林森来泉，筹组泉州支党部，在清源书院召集同盟会员开会，成立“国民党泉州支部”，票选陈昌侯为支部主任，支部委员也多是中学教师。其后袁世凯图谋窃国，下令解散国民党，禁止活动，所有党证都要烧毁。晋江县公署把解散命令转达国民党泉州支部，昌侯以形势所迫，竟遵令召开党员大会，宣布解散，各人党证当场收回烧掉。惟傅维彬不缴证，退出会场，傅陈自此有意见。及泉州党人谋起义讨袁，在汤文河宅开秘密会议，昌侯也被邀参加，后事泄失败，昌侯得未暴露，遂专心从事教育。 泉州中学校的经费，主要为原来清源，崇正两书院公款的利息，并争取县公署一些罚款、杂税之类补充。中学和商会常为争公款发生矛盾，时商会负责人主要为傅维彬，无形中构成中学与商会的派系对立。民国五年(1916)春，昌侯因交涉公款事，与县知事董荣光发生争执，董怀恨，借口据傅维彬呈控，报省撤杨廷经、陈昌侯职，改派傅维彬的老师、前清进士林翀鹤为校长。该校教员原多为杨陈在优师的同学，遂全部退出，另办私立泉州中学，推昌侯为校长，惨淡经营。以师资较优，原来泉州中学的学生，纷纷转入私中。翌年，泉州中学改为省立第十一中学，省教育厅复派杨廷经充任校长，但私立泉州中学仍继续办理，一班人马，兼顾两校。昌侯任私中校长五年，以泉州派系斗争加剧，不安心于办学，把校长职务交给他的学生龚诗熊代理，自己周旋于社会各方面，后竟投归其辛亥旧搭档高义，作为高的“智囊”，任高部参谋长。北伐军入闽，高部受编为新编军，那时昌侯曾谋出组国民党晋江县党部，终因群众基础不如秦望山而未成。及“清党”时，乃借新编军力量，夺取党权，任清党委员。后新编军缴械，高义部解体，昌侯也落魄，避居鼓浪屿，潦倒穷困。1928年秋，红军人龙岩，陈国辉溃败，退入安、南、永。国辉为辛亥革命昌侯带队光复漳州时的队兵；而国辉部团长陈佩玉为私立中学学生，以此因缘，昌侯又投陈国辉为谋士，为他拉拢党羽，主持三县文教，也扩办了一些学校。1931年春，陈国辉部开入泉州，任昌侯为泉永教育处处长，组织“泉永教育促进会”，又帮助国辉创办《双江日报》，作为陈部喉舌。其后陈国辉为十九路军枪毙，昌侯也从此失意，家居不出，于1943年病逝，终年五十五岁。 (原文载于1981年9月第九辑第84页～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