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于1938年5月成立，回族败类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出任该会理事长。同时积极发展基层组织，各省、市设立分会，县一级设立支会。福建省分会于1939年春在泉进行筹备，并于同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因时间已久，今仅由作者经过个别访问，举行座谈，和根据原分会当时干事的口述，并参考有关资料，将其组织及活动简单过程整理如下: 一、张玉光来泉主持伊斯兰教教务 住居在泉州市区的回民原仅十一户，除一户务农外，其余均为小商贩，经济极为贫穷，清净寺中亦无阿訇主持教务。1935年间，河北省回民刘世倡来泉为白敬宇眼药店接洽代售处，得悉泉州清净寺没有阿訇，但未经与泉州回民商量，即自行写信与南京“中国回民教育促进会”，请其介绍一位阿訇来泉，主持泉州伊斯兰教的教务。后经该会负责人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专门培养伊斯兰教阿訇的学校)校长唐柯三同意，即派该校应届毕业生张玉光(山东菏泽人，唐之得意学生，当时称为伊斯兰教中四杰之一)来泉担任清净寺教长。1936年春，张玉光奉唐之命，即偕其甥曹孝伦来泉，拟大显其本领，振兴教门。可是因介绍人刘世倡，事先没有和泉州回民进行联系，因而寺中先无整理，依旧褴楼不堪，尘埃堆积。泉州回民对张不仅没有进行接待，甚至亦无为其安排住宿，张玉光见此情况，大失所望。后来经回民一再奉承，始暂安心在寺任职，但是主持教务不久，就借故离泉返回原籍山东。 二、闽省分会筹备和成立过程 1939年春，张玉光由广西桂林来信，并邮寄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以下简称为总会)聘书七张，指定曹孝伦、黄健招、郭超鹏(启宋)、马康健、郭三省、黄斯盛、葛笃庆等七人为闽省分会筹备委员，嘱着手进行筹备。不日，清净寺门口即挂起“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筹备委员会”的牌子。经过数月工作，筹委会即派曹孝伦、葛笃庆、马康健、黄健招等人，先后前往伪国民党晋江县党部，接洽成立事宜，可是伪县党部书记长庄澄波、干事谢爱华均以泉州没有条件成立闽省分会为借口，一再拒绝。后来分会筹委会随即将情写信向张玉光报告，张接信后，立即向其师唐柯三(总会副理事长)请示，经唐允许以总会名义，来函通知闽省分会筹委会可以自行成立，同时行文伪晋江县党部请予支持。 闽省分会筹委会自接总会公函后，就积极准备正式成立事务。当时，筹委会内部，也为了酝酿闽省分会干事长人选产生了争夺干事长的矛盾。新聘参加为筹委的杨杏农(安徽回民)任伪晋江县军警督察处处长，多方活动想出任闽省分会干事长。可是筹委曹孝伦，却极力倡议，干事长应由张玉光担任。后来多数筹委，认为张为总会副理事长唐柯三的心腹学生，而且筹组闽省分会是张主创的，张在泉州回民群众中，威信较高，因此，最后通过表决结果，干事长乃由张玉光担任。一场争夺小风波，始告平息。 闽省分会定于1939年十月一日，在泉城土门清净寺内正式成立。伪晋江县党部自接总会公函后，也立即改变了原来歧视闽省分会成立的态度，在闽省分会成立时，不仅亲派代表参加，而且发动各机关、团体送礼祝贺，派代表参加成立大会。是日参加成立大会的，陈泉城、陈埭、白奇的回民和各界来宾六、七百人外，原军阀师长高义，也应邀参加大会。各界代表相继在会上讲话的有丁超(后任伪晋江县长)、吴文楚、陈泗荪、黄天国等人。会上同时选举葛笃庆、郭超鹏、曹孝伦、黄健招、郭三省、黄斯盛、马康健、杨杏农、郭国波、郭文华、郭振明、(以上三人白奇人)丁子意、丁德谦、丁老链、丁燕辉(以上四人陈埭人)等十五人为闽省分会干事，张玉光(当时在桂林)为干事长，同时为了依靠地方势力，特聘请伪晋江县党部伍泽仁为分会秘书，负责协助工作和联系各机关事务。当时在会上并通过声讨汪逆电文，其电文如下: “军事委员会: 际兹严重关头，抗战将胜，建国必成之时，汪逆精卫、丧心病狂，叛国祸民，甘心附逆，罪恶滔天，本会代表福建全省数万回民，共申挞讨，务请严处，治其死罪，以正国法，是所企盼，请希俯察。 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 1939年间，分会并选举张玉光出席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第一届全体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上根据总会理事长白崇禧决定，将原“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改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因此，闽南分会也依照总会指示和张玉光来信传达代表会决议。改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福建分会”。 三、张玉光之再度来泉及闽省分会活动 (一)组织支会和补选省分会成员。1940年春，张玉光和总会派驻闽省分会干事金德宝来泉，分会随即举行欢迎张、金莅泉大会，同时举行张干事长补行宣誓就职典礼，由伪晋江县税务局局长杨廉(绍武回民)为大会主席，当时伪晋江县党、政机关头子，均亲自参加欢迎大会，各界亦派代表出席参加。 张玉光到泉后，为了显示其后台威风，以取地方机关、社会团体和回民群众对其崇拜、尊敬，在客厅上(设于明善堂前落)挂起蒋介石、白崇禧亲自题字、盖章赠给张玉光的尺余魔照贰张，和张玉光在重庆张家花园蒋光头亲赠之名片一张，因此在泉回民趋炎附势而参加分会，支会活动者不少，尤其是陈埭、白奇更多。 张在泉期间，积极抓紧发展基层组织，先后于1940年3-6月，分别成立檀江(陈埭强房)、陈江(陈埭弱房)两个直属区会，惠安白奇、邵武，福州、永安等县支会。 檀江直属区会，成立于1940年3月23日，选举丁皋如、丁德谦、丁逊接三人为干事，丁皋如为主任干事。 陈江直属区会，成立于1940年3月25日，选举丁燕辉、丁喭卿、丁庆祥、丁妈安、丁满载、丁庆滨、丁文渊等七人为干事，丁燕辉为主任干事。 永安支会，成立于1940年5月22日，选举兰大铿、贤克念、郑锡芳、马长荣、胡秉钧、李鸣岐为干事，兰大铿为总干事。 惠安白奇支会，于1940年6月22日成立，选举郭修穆、郭振文、郭国波、郭有明、郭章成、郭文华、郭飞龙、郭瑞霖、江秀梅等九人为干事，郭修穆为总干事。 邵武支会，成立于1940年6月30日，选举马才、马骥、沙明、杨崑、沙锡套、马文样、马云卿、杨和为干事，马才为总干事。 福州支会，于1940年6月30日成立，选举兰大铿、贤克念、贤永康、沙兆熊、满云章、苏振寰、马镇潘、马兆宽、时茂灿等九人为干事，兰大铿为总干事。 各支会直属区会组织成立之后，为使各支会有一定代表参加为闽省分会成员，以加强和扩大有分会领导力量，加上当时伪福建省政府迁设于永安，福州回民主持人，为了争夺闽省分会主要领导权，也极力争执闽省分会应设于永安，可是张玉光原任泉州清净寺教长，闽省分会设于泉城，是经总会特许的，所以争夺也是无效，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总会也通知吸收支会代表参加为省分会干事，闽省分会根据总会这一指示，即补选白奇郭修穆、陈埭丁德谦为闽省分会副干事长，福州支会兰大铿为闽省分会总干事，并补选丁皋如、丁耀明、丁逊接、杨清、马燕燕、马才等为闽省分会干事。 (二)创办刊物。为了加强所谓“兴教救国”的宣传，闽省分会于1940年6月，创办了“正源半月刊”，其内容是报道分、支会活动情况，尤是多数介绍宗教教义。当时为了解决举办刊物的经济问题，曾由分会干事丁子意，介绍向其同乡丁子库、丁文塔等进行募捐，丁文塔等人为了依靠闽省分会的势力，也立即捐献巨款款数未明一笔，作为正源半月刊之经费。 (三)培养学生。1940年4-9月，张玉光以闽省分会名义，先后保送学生二批，升学于成达师范学校。第一批公费保送陈埭丁子贯、丁子对、丁明炭、丁文河、丁清江、丁金克、丁金页、白奇郭贻伟、郭修土等九人。第二批私费保送陈埭丁明清、李笨树、本市马岫松三人。首批丁子对和第二批三人，入成达师范不久，就志愿转入伪中央军校。 (四)建筑。张玉光来泉后，首先就建筑了楼房壹幢，作为闽省分会办公、举行会议等活动场所，同时在奉天坛边修建教室二间。初设成人班、后改为小学。张未到清净寺以前，泉州回民的宗教活动，几乎完全停顿，后来由张之积极宣传动员，宗教活动也随之活跃，举行聚仪式的回民，日益增多。原来仅有的沐浴室二间，已不能适应当时回民进行礼拜的需要，因此重新修筑沐浴室一列六间，以满足回民宗教生活之所需。 (五)兴办学校。张来泉不久就举办成人班，吸收回民成年男女和失学儿童学习文化。同时为了加强对回族妇女的宗教教育(那时因久无阿訇，伊斯兰教教义在回民中，已无深厚印象)，张即利用斋月期间，举办短期妇孺教义讲习班，以加强宗教宣传，随后并积极筹办小学。可是本省教育当时已在改制，加上土门清净寺左为平民小学校区，右为立成小学校区，因此伪晋江县教育局，借故不准继续设立小学。后来张即自行决定，以成达师范附设小学名义，在清净寺内正式设立，并张贴招生广告，免费招收回、汉学生100余人，分设四班(1-4册)。由张亲任校长。学期结束后，分会再出面交涉，伪晋江县教育局，也不得不批准改为“清净国民学校”由郭龙畴出任校长。 (六)募捐。为了慰劳前方抗日将士，闽省分会也于1939年冬，在住于清净寺内的回民群众中，发动募捐寒衣及代金，计捐献寒衣40件，代金伪币60元。 (七)1940年伪晋江县禁宰耕牛，反动官吏为了乘机敲诈，甚至连废牛也不准宰杀。当时多数回民，均为贩售牛肉小商贩。自禁止宰牛后，经济更为贫穷，无法生活下去。后由闽省分会将情报告总会，并请协助处理。同时，回族资本家葛笃庆(宰牛商)，为了个人更大利益，也出资给张玉光赴南京，请求其师唐柯三协助解决。经总会呈请伪行政院批准，并电告伪福建省府核办，准予泉州回民依照习惯日宰废牛三头，并免征税。后来回族资本家葛笃庆，因恐地方官吏无利可图而再生枝节，影响着自己利益，他除了暗中向地方官吏进行贿赂外，原经批准三头免税宰杀的牛，也仅一头照免，其余二头，依旧照税缴纳，以求保证其正常经营。 闽省分会除了进行上述活动外，并先后派金德宝、黄健招、马康健等人深入白奇支会，檀江、陈江直属区会，进行人口调查，了解经济情况，华侨情况，船只数量及受灾情况等……。活动经费除建筑楼房、教室、兴办学校费用等，由总会直接拨出专款专用外，每月并拨给闽省分会伪币300元作经常费，然后由分会拨出120元给白奇、檀江、陈江作为经费，至于福州、永安、绍武等支会经费则为各地自筹。 四、分会后期活动及其结束 1940年秋，总会派驻闽省分会干事金德宝，因与干事长张玉光意见分歧而离泉他任。当时张玉光也因身患严重肺病，经长期在泉治疗无效，于1941年6月，偕其甥曹孝伦请长假赴沪就医并准备返回原籍。但途至厦门病势加剧，竟在鹭岛归真(死亡)。当张即将离泉时，闽省分会也举行干事会，推选郭超鹏为代理干事长，同时将情报告总会，请转成达师范另派一位阿訇来泉。1940年冬，成达师范派第十四届毕业生金明增，来泉担任教长。金于同年12月抵泉，并以辅导员身份，负责闽省分会的具体工作，同时兼任正源半月刊主编。 张玉光死后，闽省分会活动随之逐渐消沉，支会工作，更是冷落。自金任职后，除了举行一次包括各支会参加的大会，追悼张玉光外，其他活动，基本停止开展。原来靠张之势力，趋炎而积极参加活动的白奇、陈埭等地回民，见张已故，分会威名已失，也渐渐沉寂，最后终于停止往来。 闽省分会成立时，伪晋江县党、政、社团其所以会积极支持，是知道张有后台势力而不得不协助，后来获悉张已在厦病故，他们对分会不仅是另眼看待，而且仍然恢复以前对回民的歧视态度。如张故不久，伪县府就继续通令禁止宰牛。接着伪县教育局，也通令将清净国民学校，改为通淮国民学校，并将原设在清净寺内的校址，迁往田中央杨厝祠堂。 由于分会、支会后期的活动少开展，形成有名无实，加上反动政府歧视，因此，闽省分会就此逐渐消声匿迹，自行结束会务。 五、后言 这次本人在搜集本文资料中，发现现在泉州的原闽省分会干事，多数尚认为当时是为了抗日救国，在活动中又无做过危害人民的行动，因此而认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一个进步组织。为此:本人也提出个人意见进行粗浅分析如下: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在短期间内，鲸吞我国，消灭我国民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猪合犬意”的卖国政策，“积极发动内战，消极抗日”。出卖中国人民利益，企图乘机“灭共”。致使我国多数领土，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千百万无辜中国各族人民，遭受惨无人道地屠杀、蹂躏。全国人民已忍无可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方面揭穿蒋介石与日寇妥协的投降阴谋。另一方面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当时回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形势发展的推动下，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积极投入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救国运动，先后在全国范围内，分别组织了回民抗日义勇队，回民抗日游击队，回民青年战地服务团等……在红军中，也成立了回民骑兵师，回民支队，回民游击队……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进行英勇斗争，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正当回族人民正同全国人民一起进行反帝、反侵略的抗日救国情绪十分高涨的时候，可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卖国阴谋，就利用回民爱国情绪，捧出回族败类白崇禧为首组织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俗语说的好，“狗嘴哪能长出象牙”、“恶狼焉有菩萨心”。反动派发起组织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是别有用心的，他是利用“抗日救国”招牌来瞒骗回民群众，以达到其削弱回民积极参加抗日行动，限制回民进步活动的可耻目的。 其次，从闽省分会成员来说，其中不少干事是欺压人民群众，鱼肉回汉人民的反动官吏、特务分子、恶霸、地主和封建头子等，如杨杏农、郭修穆、丁子意、丁德谦，尤其是干事长张玉光，虽以阿訇名义出任，没有明显地暴露其反动身份，但从蒋介石、白崇禧亲自题字、盖章送给张的丑照来看，其来泉并非真诚“兴教救国”，而是带有蒋、白暗授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肮脏使命，以及控制闽省分会，独裁分会一切事务。至于一部分怀着真正爱国热情而参加的回民，因受张之迷惑，也只是“取香随拜”形成有名无实。另外有些原闽省分会干事，回想当时闽省分会所开展的活动，不是益于振兴宗教，就是利于抗日救国，如募捐寒衣慰劳前方将士，修筑沐浴室，举办妇孺教义讲习班等，均合乎于“兴教救国”。这一看法，是从表面的现象观察，而没有从深处全面分析。张玉光来泉任职时，其所以要进行上述一些微小进步活动，首先是为了树立个人威信，骗取回民群众之信任，使回民认为他实有抗日救国真心，虔诚复兴宗教之意，初步以达到蒙蔽回民之目的，其次为隐瞒其带有秘密使命的反动身份，防止原形败露，以无阻地完成蒋、白给予的秘密任务与实现限制福建回民进步活动的阴谋野心。 再从组织名称来看，初时是以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名称，显明地标志着“抗日救国”，后来却改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如果是进步组织，真心为了抗日救国，为什么连“抗日”二字都不敢写上呢?这就充分有力地说明是抗日无力，别有用心。 从以上分析，我认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是反动派利用回民爱国情绪高涨，而别有用心组织的，是削弱回民抗日积极性，限制回民进步活动的组织。虽然在分会成员中也有一部分是怀着真正爱国热情，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力量，但这部分人，不是分会的主干，不能在分会中起决定作用的。以上是个人意见，供为参考和商榷。 (原文载于1961年10月第三辑第29～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