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长老公会泉州分会(也称办事处)，是泉州教会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英国侵略的另一方式的决策和执行机构。从杜嘉德为始而进行宣教后，随即于1860年左右由兰大辟设立医院(即惠世医院的前身)，又由陈安理设办培英女校，又在1890年左右期间由文高能，继又安礼逊设办的培元中小学(原名养正小学)，就在这英公会第一人侵入泉州后约有20年左右，各种各类的侵略机构完备了，英公会对这些机构就采取一系列的统治措施，在1910年之后，即决定用以华制华的手段，先后培养许锡安、王淑禧(以后吴秀英)、吴秀珍、林洁英等为培元、培英、惠世、妇女习道院负责人，秉承他们的决案而进行毒化教育或宗教宣扬，最突出是亲英、恐英的情绪。每周星期六下午都约请一些人到安礼逊、陈安理、苏为霖、郭仁爱、满约翰等英人处听他们宣传，特别是安礼逊的凸大地图画片显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的威力最为卑鄙，除此以外，英公会又决定下列两个策略驾御这些机构: 一、制造矛盾 便利统治 (一)在泉州教会中被帝国主义者一手提拔的许声炎，(很久任金井牧师)其子许锡安任培元校长，长子任牧师，二子任金井毓英校长，四子任永春育贤中学校长，成为泉州英公会设办的教会学校的绝对力量，及至许声炎拟培植自己闽南教会之势力，在1930年左右设办金井圣经学校后，英公会即怕其“尾大不掉”而急急地扶起吴封波与许敌对，在泉州设办圣道学校，培植吴的长子吴炳耀为主持人，就这样吴、许两家成为泉州的教会力量，而由亲戚变成冤家(许声炎是吴封波的妹夫)，在闽南大会，泉州区会都把吴炳耀扶提出来，又在教会学校、医院、圣经学校等都聘为董事或董事会主席，借以控制许系的力量。最突出的矛盾是表现在两派系的人事安排问题，如于石狮以下金井区域的传道牧师闽南大会无权安排，都是许家势力范围，约在1935年间连南安的官桥，附城的陈埭、都是许家天下(官桥林兴年牧师，陈埭黄葆真牧师)最后由培元校友担任牧师与金井圣经学校毕业为传道的结成一个阵容，在1935-40年间与吴家所拢络起来由英公会代表苏为霖支持的元老派(神学院派)发生明显的冲突。由林兴年所代表的许系教会新进派发动一次教会会友大游行。公开的口号是“教会来华百年纪念”但对英公会即提出是“教会的光荣，中国的耻辱”以威胁英公会，最后由许锡安打个“胜利鼓”向公会提出应当满足这此青年派进入城市为牧师，作为缓和。以后，林兴年投靠吴炳耀、苏为霖后，吴、许两家的教会力量又均衡起来，到了吴家势力大了，又在西街礼拜堂掀起一个“调虎离山计”把吴炳耀调到闽南大会为干事的空头大员去，这是由罗励仁与何剑垣搞起来的，不久南安丰州吴家的后方也被别人进入(听说是个姓洪的)，为吴炳耀一手提拔的陈天穷，陈神赐等也被罗励仁拉住直接发生关系。这样在抑制许家之后，当吴家势力抬头时，又抑制下来，造成吴、许两派永远矛盾，势力永远均衡，这样使英公会更安心地进一步打入内地去，对这滨海城市的教会不必担心了。英公会从苏为霖、罗励仁直至最后黎德渊的时代都是用此手段统制教会。在1946年后，许家势力大为衰退时，吴家的势力远驾许家后，黎德渊即向公会提出应当满足许家的要求，进一步把许锡安安置为“教育委员会主席”培元、培英校董副主席，惠世医院董事长，把吴家在这些机构的地位压下来，使许虽无实权但可以有时弄权压压吴家一下。(因公会还迫许的野心)，直到解放胜利前后，公会认为许可以大力利用，即大举妥协，促使许在1949年底召开数次教会负责人会议，而与许、黎数度接触把教会权力移给许锡安，这是许锡安力量最后被培植起来的一刹那。这是教会大群中的矛盾，但大群与小群(即聚会所)的矛盾，即是英公会的乐为与阴为。 培元中学教导主任吴仁杰转入泉州小群为传道是罗励仁默许的，因当时小群这一派系初建立的，而吴仁杰却有一些能力，到小群有一些活力时，罗励仁、苏为霖即唆使吴炳耀、何剑垣等大肆攻击，约在1941-45年间双方斗争猛烈，小群在教会中又不能开展，罗励仁即聘杨存洁(当时泉州小群的幕后权力人)为惠世医院院董，(曾代理主席)加以提拔与鼓舞，使大群一些被罗策划攻击小群的人吴炳耀等啼笑皆非。这样的手法，使泉州教会永远矛盾，教会中有人这样说“基督有灵，也必为家门不幸而痛哭”、“在地明争暗斗，那里会升天堂。”帝国主义者在教会如此，在附属机构的手段也是如此。 (二)培元方面许锡安为校长，他是英公会一手培植起来的。他是安礼逊的“契子”(乾儿子)他在求学时，所有学费及其在大学费用，由公会全部负责，燕京毕业后，便为培元校长。也被送往英国游学。并曾由安礼逊的家族设法进入英议会旁听，可以说是英公会最忠实的走狗。但到1937年以后，因许的地位几乎成为闽南十三所教会中学的总校长时，公会害怕，又因伪教育所因会考作弊要求培元校董撤换许锡安，罗励仁即乘机提出扶王庆元为校长。当王庆元羽毛未丰时，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人力支持，在校董会由苏为霖联络吴炳耀由罗励仁联络吴祝三摒开许锡安，连一个虚名的校董都不给，恐怕兴波作浪，最后连许锡安安置的吴祝三也在选校董时叛变，而投英公会所指定的吴炳耀要使许在培元没有一点活动的名堂了。当庆元一帆风顺时，即时刻制造“许锡安有东山再起”的谣言，迫使王庆元不敢离开公会而听他们指挥，最突出的是曾安置何剑垣为培元传道，刘锡聪也任培元定期讲道，黎德渊即经常直接在培元宣传宗教。黎德渊曾提出“培元的补助，应看对教会的作用如何而给”当王庆元比较不满公会时，即由黎德渊提出“王庆元宗教作用不大，教会很不满”由许锡安三曳新加坡安礼逊，公会两次函推，想要用安礼逊回泉解决培元的纠纷(王、许矛盾)而抑制王庆元。安礼逊不得不在1948年初间，答应来泉解决一切，许锡安即急到厦门部署盛大欢迎，由培元厦门校友会出面，欢迎非常隆重。王庆元认为此来影响甚大，也急同蔡序恩、陈朝卿往厦门迎接，并由在泉学校负责人康伯襄、周子才、苏更新等鼓舞沿南大街凡是培元校友商店的放炮欢迎，使安礼逊要迫王庆元退职，不能不因此而缓行。果尔，在安礼逊被所谓盛大欢迎的刺激下，本来由许锡安、黎德渊合作拟定的中间者而较亲许的苏更新出任校长的想法也暂搁起，改由王庆元再继任一年，条件:1、培养一个中间者任校长；2、看王对宗教的态度如何而定。这样安就离开泉州，这次是公会联许压王的行动，但公会在背后反而对王庆元说安的改变态度是公会的“正义”所“感动”的。这样左来右去，制造矛盾，均衡力量，使公会举足轻重而迫使谁都要循它们的意图的极端毒辣的手法，在英公会的手下，培元是没有一天安宁的。 (三)培英女校，由英公会从厦门公会的介绍任校长的王淑禧起，约在1921-25年间，是用华人治华的办法来迫使培英学生成为英帝的驯服工具，最突出是到解放前不久，培英还在学校中作公开而强迫性的宗教活动，这一个“功勋”应当归于吴秀英(即吴炳耀的四妹)。当王淑禧任校长时，公会即暗中告诉吴秀英说:叫她准备以后任校长，吴、王两人就是这样暗中冲突，最后王不得不回到鼓浪屿去任怀仁校长了。吴秀英是完全英公会给钱念书的，从中学到大学都是这样，一切活动都是根据英公会的学校宗教法则而办事，但到了吴秀英开始想摆脱英公会，组织校友会，本身出动捐募学校基金和建筑金时，英公会害怕了，初即提出“保持现状”，继即提出要吴离校作一年休养，最后提出要吴秀英听话一些，公会要给一笔钱并送她到英国游历去。这是公开的一面；另一面即唆使吴炳耀(吴秀英的亲哥哥)调查吴秀英与许锡安的关系，想要用此而除她，并暗示要吴炳耀的大女儿吴瑞霞起来代替吴秀英为校长，从此姑侄就在学校中明争暗斗，斗争更进一步到家庭中去，吴秀英就这样与吴炳耀全家对立，斗得比路人还利害，吴秀英即用校友会名义来个顽抗，但公会提出吴秀英身体不好，应当休息，而继任人选应当是留学生才行，这样缓和吴秀英一下，即密送吴炳耀的长女吴瑞霞到英国去，打算回来任校长，可是一年未满全国解放，吴瑞霞不回来，姑侄，兄妹的矛盾永远没有解决，英公会的毒辣手段，可见一斑。英公会压制吴秀英抬举吴瑞霞，也是从“秀英做久了，会变心”这一点想法，想换一个较易于指使的人，连亲如姑侄也会被它们搅得如此。在1945年以后这三年间，吴秀英大部分力量用在对付想起来为校长的人，如黄嘉种和支持黄嘉种为校长的陈思明和其侄女吴瑞霞。主要的敌人英公会主持人陈克敏即不予计较，暗中受毒很深，吴曾说:“对他们外国人，不好意思”真是执迷不悟。 二、强迫信仰 拢络学生 学校中专设宗教活动机构，如灵修会，查经会、团契会、歌咏队等，但组织最严密，人数最广泛是青年会。这些会都是由英公会所豢养的“热心”宗教的同学来负责的，但另一面是学校行政的规定“到礼拜堂礼拜，谁都不能请假”出面人是校长，上礼拜堂钟一敲，连躲在厕所的也被拉出来，校长、教员及“热心”同学，全出动，一个个被抓去听道，半路窜小巷偷跑的，抓得来即抓，抓不来到校时“九层牛皮一齐掀”。每天早上晨祷，星期一、三、五是“查经”，名为“自由”参加，但暗中限制，很严。青年会一些人是耳目，宗教内外学生一律如此，谁都要参加学校宗教活动，每天早会(崇拜会)半小时，连教员也参加，甚至要点名，每个学生有个固定位，你不来，号数一看便知。每年有三数次学生入教，举行仪式在教会，全校参加。信仰安礼逊和信仰宗教同样重要。许锡安常作正面宣传说:“安礼逊不结婚是为了办培元，谁都不能对安不敬”，康伯襄骂安为“番仔”被开除。由安的信仰而亲英这一点是培元的亲英行动最巧妙的手法。甚至在1925年爆发了“五卅”惨案反吴大游行，培元学生不要英人，不穿西装，在平水庙英人住宅区大骂英帝，反帝情绪很高涨，迫所有中国人要穿长衣的决绝行动，也被许锡安、吴保助等提出“英政府坏、英传教士好”为英帝掩盖其全部罪恶的语调和更进一步提出“安礼逊不能反对”的语调来欺骗压制下去，因此，有一小部分学生一时分不清是非而动摇，许锡安这一批人又提出“反对安礼逊培元就关门”来威胁学生，企图削弱反英情绪，但绝大部分同学不但提出反英，也提出学校应当改变宗教生活，波澜是起了，但不久又平伏下去，那些宗教活动亲英分子的少数同学又大肆活动。以后许锡安又进行另一个方式，即一切由学生决定，因此便有一些“热心”宗教的学生起而努力组织培元的宗教活动，在1935年以后更突出地由学生主持，而幕后是接受英帝的指使，星期六晚会是指使的时间。培元反英后，新加坡、马来亚及其他英属地方，即不让培元学生进入，要吗?有安的介绍信就得了，这样内外压力，培元反而有专门的传道师了，这是在1935年以后才有的这种宗教压力，英公会没直接出面，但他们却时常约请同学到他家去喝茶、谈心(叫做“交谊”)造成当时同学有一种“学校很专制向公会来诉苦”的想法。真是毒辣至极。 培元是这样，培英更利害，因她们反抗性更弱，直到45年以后，培英还是每天作宗教崇拜活动，还提出“袖不过肘，裙不过膝”、“精神粮食(宗教生活)胜利物质”、“暗中做事上帝不容”的毒人思想，还有单独向陈克敏祷告忏悔的，每周有两次以上是公会牧师或教会牧师讲道，给全校听的，吴秀英很尽职，谁不听道，即有“不听话”的警告，1925年的反英大游行，培英无法鼓起来，吴秀英成为学生的专制魔王，而英公会负责人即成为“救世主”。到解放后，陈克敏要走，还有人哭送她。陈克敏临走时，赠钢琴和靠背椅等给宗教活动的人，都是施小惠的手法。但是有一点暗中控制学生思想的手法，特别卑鄙是检查学生的书信，如对宗教生活或对教师英公会的负责人有所指责，一定开除，至少是叫她们父母来带去的。培英除了这些比培元较特殊外，其他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手法都与对培元同。公会对培元、培英施行宗教压力共同的目的是亲英，对培元更是培养传道师为主；培英即主要是封建性的贤妻良母。这是用宗教活动和拢络学生来达到目的的。 (原文载于1961年10月第三辑第36～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