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伐军进入泉州前的情况 泉州很久时间处在军阀混战中，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惑不安。 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孙传芳部赶走了王永泉后，而由周荫人第十二师第二十四旅孔昭同部进驻泉州。孔氏一到泉州不久，即以孔子第七十三世裔孙为标榜，促使泉州一些士绅组成所谓“群治会”，择址泉州市北路“谯楼”为会址，美其名可以集思广益，博采民情，以装饰门面，欺骗群众，并自题“威远楼”三字的巨大黑底金字的匾额，署款为“兴泉永镇守使陆军中将东鲁孔昭同”，实则是藉此显示要威摄四方，而竭尽榨取民财的能事。 “群治会”成立后，安置几个绅士挂空衔的局长外，继而设局收捐，什么果树捐、赌博捐、烟酒捐、烟苗捐、香楮捐、不种雅片的懒惰捐、花会捐、公膏捐等等，设捐名目繁多，于是捐蠹争标，而榨得的民脂民膏即尽入孔氏私囊，群治会中有不少开明的士绅，以为孔氏的做法与他们所想的初愿大有径庭，为害人民甚大，但摄于威势，也不敢正面反对，人民怨声载道，但上控无门。 孔氏为要巩固地位，扩充地盘，藉绥靖地方的名义派部赴永春、南安、安溪一带驻防，嗣后又与民军高义部发生矛盾。高义被挤后，乃大肆搜捕高义部属，不分皂白，连稍为亲属牵连的，也格杀勿论，被杀害的大概有一部分是高义的部属，一部分被指为“三点会”会员，一部分是无辜良民，而涉及牵连的。这三部人都罪为串通民军企图扰乱地方而被杀害的，有时也借此名堂拘捕有钱的人而进行(勒赎)贿释取财的，尤其甚者，即每次杀人后，都把被斩首的剖开腹部，取去五脏，继而去势，并将被杀害的心肝腑脏烹调下酒而吃，如处死黄钟俊及其他的都用此酷法，真是残暴至极，亘古未有，这是自我标榜，“明镜高悬”的孔昭同的罪恶行径。 最典型的敲榨事件，如泉州市南大街泮宫口由华侨投资设办的黄同益布郊，因建三层楼房式样较新颖，而被指为有伤孔庙的风水，碍于“圣庙”的观瞻，而传讯经理，被责询赎款了事；在北伐军入闽泉州岌岌可危时，还乘机向商会勒派军需费二万元，挟巨款从海路出走。孔氏在泉从捐税榨得的及从贿索所得之款，难以计数。 这是泉州在北伐军进入前的情况、主要是孔昭同以威摄统治，任意杀戮，用刑残酷，并利用所谓圣人之裔而向泉州人民竭尽榨取之能事，使泉州处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时代，所以北伐军一到，孔氏正如惊弓之鸟，急急地向陆海两路逃出泉州。 二、北伐军进入泉州的经过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八日，当北伐军进入漳州时，孔昭同即奉周荫人命令由海陆两路向北退缩，孔昭同本人与卫队侍从随带金银细软，由秀涂乘轮直趋上海，驻漳的张毅、田宝琴部即匆匆地退到泉州，而接替当时还留在泉州城内的孔部蒋启风团余留部队，于是孔部退却净尽。 当时东路北伐军由何应钦率领第三师谭曙卿，第十四师冯铁裴，第四独立师张贞等三个师包围泉州，泉州市内北洋军阀田宝琴余部十分恐慌，到处拉民夫，准备彻退。十一月二十日上午，有一小部分闯入培元中学厨房，强抓工友作挑夫，适下课，学生围住打听究竟，看有三个军人抓夫颇凶，与理不听，劝阻无效，在旁的体育教师高其峰喊“打”，意图制止，站立旁观的同学也齐声喊打，学生陈养德乘势顺手拉起扁挑，出手一击，打在一军士头额上，出血，军队看不是势头，乃悻悻而退。可在下午，又有几个军人带枪从学校大门直入，被学生许志清等叱出。是夜，又有众多军队围住学校四周，准备大抓学生，采取报复手段。正在这时，北伐军已从浮桥，南门包围泉州，张毅残部，不得不彻围急退，培元学生幸免于难。廿一日晨北伐军张贞部从水门，新门进入城内，约有七千人，何应钦也经浮桥进入泉州。 嗣后，张毅余部在彻离泉州后，被北伐军消灭。有二百多被俘官兵送往广州黄埔军校集训，后来这些参加集训的有好多人当上黄埔军校教官。 三、北伐军进入泉州后的社会政治情况 北伐军的胜利进军，泉州局势安定后，成立了晋江县党部，农民运动等组织，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泉州的国民党组织掌握在许卓然、秦望山手里。 一九二六年，在北伐军进军入闽前，黄埔军校选派学生余景祥、李建才(他们都是惠安人)等进入福建搞农民运动，他们认为晋江、南安、惠安的基础较好，就由厦门坐船至晋江石菌乡转往三县，配合当地人员开展工作。 何应钦率领北伐军到达泉州后，秦望山即汇同余景祥、李建才同时进入泉州。初是北伐军委派陈昌侯、王燕石、秦望山三人负责筹备晋江县党部，陈昌侯原系民军高义的参谋长，与秦等合作不来，许卓然把这情况反映给东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何玉书后，何提出看谁能先召集军民联欢会，晋江县党部即交谁负责。后因秦望山召集成功，晋江县党部即交秦负责筹备，于是组织人事，成立筹备处，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等处，并向何玉书推荐叶松生负责筹备南安县党部，杜辉负责筹备惠安县党部工作。过了不久，北伐军军部又派陈文总、李松林、刘大杰等几十人(大都是共产党员)成立“泉州政治监察处”，李松林为农民委员、刘大杰为指导员，辜仲钊等负责工会工作。由于同工作性质而设两个机构，难免工作会发生矛盾，当即协商由两个机构联合组成了晋江县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委员会。由于晋江县党部派出的人多系本地人，组织成效较大，以后两个机构集中力量去搞农会的组织工作。 那时晋江县党部又创办了“宣传养成所”，专门培训农会宣传工作的干部，秦望山兼所长，梁龙光为政治训练主任，李良荣为军事教练主任，黄哲真任秘书，贾作人任政治教官，余景祥等任区队长，第一期学员共一百三十多人，训练两个月后，即分派到晋江各区乡，协助开展农协的工作。 泉州成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成立自卫军，对抗地主豪绅，先后斗倒金景煌、蔡持、吴杂、蔡糊等地主当权派，勾结官府的士绅林淑潜、施了东也销声歛迹，被豪绅利用的“三点会”，其主凶李金土被农民打死后，三点会的活动也逐渐消失了。 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泉州接到新编军政治部主任冷欣的电报，要在泉州方面进行“清党”工作，许卓然与秦望山研究后，反对逮捕共产党人的做法，以较缓和的方式进行，让共产党人自动离开。以当时在厦门进行的激烈清党，逮捕迫害共产党人罗扬才、徐琛等并迫害了许多进步人士的作为不同，同时通知监察署撤销，并护送在监察署任职的老共产党员林环岛转移离境，这样做法事实上与福州厦门等地国民党右派对清党工作产生了极大矛盾。在新编民军的胁迫下，他们借口兴泉永“清党”不彻底，而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由新编军委派高为国为晋江县党部清党特派员，汪汉民为惠安县清党特派员，并调郭凤鸣部驻扎泉州，协助重新“清党”工作。他们利用这些土匪出身的人来搞清党工作，为害地方可想而知。由此可知，北伐后的泉州社会政治工作的复杂性，斗争也很激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