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事业之兴办，对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及其他方面均极重要，这是当时关心家乡建设事业的华侨所了解与关注的，但交通运输事业牵涉面却很广，创办与经营均比一般经济事业较为困难，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困难就更大，要付出巨大的力量来进行。 福建的公路运输事业，是泉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永春、德化七县)华侨首先发起创办，并投下大量资金，促使其迅速发展。对此知者较多，而对初期在提供技术人员方面所起的作用，则少为人所注意。近七十年前华桥在引进外资与技术，不仅在抗战前对本省公路运输事业的兴办作出重大贡献，而在抗战中及抗战结束后以至解放初，亦同样作出很大贡献，而抗战中之贡献知者比较少。 笔者一生均在本省公路运输部门服务，接触面较广兹择亲历几件事记叙于下: 一、最先发起筹办公路运输事业 我省第一家汽车公司，是晋江安海人陈清机首倡创办的，陈是旅日华桥，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为改善泉州至厦门交通，于1913年首先发起创办“闽南摩托车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筹办处于安海商会，开筑泉州至安海公路以经营运输业务，得北洋军阀交通部长许世英的赞许，地方人士蔡德远的支持，于1915年将公司改称为“闽南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进一步进行筹办，因未得当地北军支持，乃再渡日本。1919年初，许卓然与张贞之靖国军在晋江、南安沿海建立南军政权去电神户促陈回国。1919年4月，陈先到厦门鼓浪屿筹资，5月成立“闽南泉安民办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7月开始兴建，在南弱北强政局不稳的情况下，抓住难得时机，采取急进措施，数月之间完成过半。1920年初靖国军被陈炯明缴械，工程受阻，经努力继续进行，1921年1月6日由安海通至灵水，9日至内塘，23日至福埔，2月13日至青阳，11月13日至东山，翌年6月1日通至顺洲桥(隔江即泉州南门)，至此全线通车。 陈清机开始筹办汽车公司，其目标就是整个泉属地区，各县华侨与地方人士各自筹资创办。溪安线被林清玑争办，石东线被蔡孝忍赎建。营业的范围，由各县华侨分段经营。 周醒南在完成漳码段公路20公里后，乃以军政府力量征收附加税，续开石码至浮宫一段，公司即改为“漳浮始兴汽车公司”。接着以漳州为中心向四郊扩展，目标朝向闽西，公司又改称“汀漳龙始兴长途汽车公司”。周系广东始兴人，故公司名称虽三次更改惟“始兴”二字不变。陈炯明被调回师广东后，筑路经费屡被移作军费，计划无法实现，周改任厦门市政建设之职位。 就笔者目前调查资料了解所及，各省第一家汽车公司之筹办，其时间均比泉安为后，今列表比较如下: 根据这些资料，福建的泉安公司是筹办时间最早的一家长途汽车公司。这十家汽车公司的路线，只有福建的泉安，广东的益群，上海的太仑，浙江的杭余等四家公司的路线是新开筑的正规公路。 二、筹办汽车公司的原因及作用 交通运输的发展，是随着当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以及外来之影响而发展变化的。陈清机创办泉安汽车公司，同时还创办畜殖场与筹办安南永矿业公司。在筹办泉安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他说:“我国内政不修，道路卫生以及种种事业都不讲究……不谋道路建设，诚不足以应潮流……。” 华桥在南洋先得汽车运输之利，尤以安溪、南安、永春等泉属华桥深感创办与发展汽车运输事业的重要性，自1920至1921年开始修建泉州通永春公路。 旅菲华桥林清玑创办溪安公司，因我国年来地方多故，修筑公路断非政府一时所能办到，林有鉴及此，集巨资组织公司，开拓溪安公路，助政府之不及，促地方之交通，一举数善，其功厥伟。 陈清机经过六年的努力，他解决了筹募资金，争取沿线地方人士的支持，解决了购买土地，赔偿业产损失，以及处理公有土地业产的办法等一系列困难问题，成功地首先创立一个私营汽车路股份有限公司，为后来者提供了办法，作出了榜样，消除了顾虑。继陈清机之后由华侨自募侨资创办汽车公司的有:1920年旅菲华侨晋江围头人李文炳创办泉围公司；1921年陈嘉庚创办同美公司；1922年永春人郑玉书(旅菲亦旅日)华桥，开筑泉洪线公路；1923年旅缅华桥惠安东园人黄简卿创办鸭杏公司；1925年旅缅华侨同安杨宅人陈仲赫创办同溪公司；1926年旅缅华侨南安丰州人王尚玉创办泉溪公司；1927年旅印尼华侨安溪官桥人黄士简创办安溪公司；旅菲华侨晋江割州人林清玑创办溪安公司；旅菲华侨晋江石狮人蔡孝忍创办石东公司等。 华侨在第一次欧战时获厚利者不少，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业务萧条资金无出路，而国内汇率又高，故汇款回国者甚多。另方面此时华侨在南洋因失业而回国者亦多，恰恰为泉属公路运输事业提供了资金及人才，泉属公路运输，得以迅速发展而成为全省之冠。 泉属地区自1919年至1926年计开筑公路25段计484公里，占当时全省公路总里程的53.54%；至1932年陈国辉被十九路军消灭止，前后14年计开筑公路77段共1533公里，占全省总里程的44.14%，占泉漳二属公路的70%，十九路军时期忙于发动“闽变”，在泉属公路线上仅将古洛阳桥改造为钢筋混凝土公路大桥，陈仪入闽后集中力量整修闽西北军用公路，其他地区亦有所顾及，略有发展。至于泉属地区，则被主管部门视为“畸形发展”而加以搁置。到1938年沿海公路全面被破坏之时，泉属公路有80段计1611公里，尚占全省29.52%，仍居全省首位，全区平均每县有公路230公里，远远超过莆仙的125公里，龙岩地区的110公里，漳属地区的101公里，即使与全国华侨最多，公路最发达之广东省比较亦有胜之。广东抗战前全省97个县，通汽车的有92县，公路总里程为15，545公里，平均每县有公路169公里。泉属南安县有公路414公里，仅次于广东省海南行政区的文昌县的546.5公里与琼山县的509公里。但海南岛土地面积大，1934年16个县市有公路3014.65公里，平均每县只有188.4公里。广东省1934年公路最发达的高雷与钦州二专区平均每县有公路219公里，恰与泉属1932年平均里程相等。广东省公路总全程居全国第一，原因与其华侨人数与侨汇数额居全国第一有关，我区公路里程居全省第一，其原因与广东相同，但广东省是推行陈炯明制定的鼓励投资筑路给予优惠条件的政策，与泉属地区之情况有所不同。 三、提供大量资金 泉属华侨对本省公路运输事业提供之资金可分为二类，一类是投资创办汽车公司；另一类是被摊派的筑路经费。 1、投资创办汽车公司 此类投资又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公司自己投资筑路营业之汽车公司，另一种是向政府租路营业之汽车公司，还有投资于邻区者，现分别列表进行统计。 甲、筑路自营的汽车路公司 此类公司择取下表十四家进行统计 上表这十四家公司，除同美、泉秀二家的原资本额与实际投资额不变外，其余均按其所筑公路之里程或上报调整金额计算其实际投资额。汽车公司均系在未筹足资金即动工兴筑公路，同时继续筹资并随工程的进展逐段通车营业，又将利润及股东应得之红利与股息留下投入再生产，以扩展路线与业务。如泉安法定资本25万元，到1928年其股本才收9417股188.340元(田亩股尚未计入)，至1930年累积未发之股息有100.344元，股东红利140.128元，公积金及利润118.235元，合计358.707元，用以扩展路线，故其实际投资额已大大增加，其帐面资产已达84万余元。十四家公司上报调整资本额的仅安溪与泉安二家，安溪公司原先定为50万元，实募足111.294股，每股5元实收资金556.470元，因扩展路线需要资金，将股东应得之股息与红利全部留下加入其投资额入帐，以增加其股额，故呈报调整为100万元。泉安原资本定25万元，1931年上报调整为50万元，但他的帐面股本已变为953户，30491股，609820元，其路线已有泉安、青石、水岭、海石四线共57公里，在施工中的还有安海至溪尾，石狮至东石，不久此二线路权被林清玑与蔡孝忍夺去，乃改开安海至八尺岭及石狮至灵水，并再增开石狮至浦内及双沟至窑内，共完成8线99公里，于1937年帐面股本调整为75万元，但其固定资产额已达113万余元。1948年十七届股东会后上报经济部正式调整资金为75万元时，其帐面股本是38，897股777，940元，故以113万元计算其实际投资额。 根据同美筑路20公里资本25万元，泉安筑造泉安线28公里费资284.000余银元，安海至东石7公里，费资124.000余元，泉秀筑路11公里资金11万元之情况，当时每筑一公里公路费资须1万元以上，故以此数计算其他各公司之实际投资额。 乙、向政府租路营业之汽车公司 此类公司七家，择其主要者三家列表统计于下: 枫角公司系由泉洛、泉官水、泉安(水头至小盈岭一段)、同马灌角等公司合并组成，资金35万元，因遭受“闽变”，军运损失惨重，车辆散失，业务停顿，职工欠薪四至六个月，后来商得黄钦书同意再增资数万元，始得继续营业，经理原由泉安经理吴警予兼任，至此乃由黄改聘黄紫霞接充，故资本额以40万元计算。其他二公司资本额不变。 丙，泉属人士在外投资创办汽车公司的情况 漳嵩路线的开辟为泉属晋江祥芝人周骏烈筹办，惠安人叶谷虚(鼓浪屿牧师兼校长)也协助募股，首任董事长周骏烈，次任永春人李汉青，首任经理漳州人陈启发，次任南安人李硕果。泉属华侨股份占三分之二，其余均漳厦二地地方商股。惠安人股份较多，旅缅华侨同安灌口人曾上苑投资五万元。厦禾公司由黄钦书收购全禾及厦市二公司组成，经理是旅菲华侨傅薇阁。漳龙公司创办于漳州，系漳州、南靖、平和等地地方人士所创办，原无泉属股份，因“闽变”损失惨重，公司无法维持，乃商请在漳州开茶行之安溪华侨林永年认资3万元始得继续营业。 合计泉属华侨共约投资如下: ①在本区筑路自营之汽车公司其资金约496万元 ②在本区租路经营之汽车公司其资金约85万元 ③在外区租路经营之汽车公司其资金约40万元 合计 共约621万银元 2、被摊派筑路经费之金额 泉属地区，在北伐以前城市系北洋军阀统治，郊区及内地为民军辖据，在十九路军入闽之前地方民军进驻城市就地自筹军响，泉属农工商各业均不发达，可征之捐税远远不足应其所需，故用修路造桥之名目向华侨摊派经费，其所筑公路共39段806公里，同时支持当时之公路局派款开筑之公路亦有7段194公里，合共46段1，000公里，此类公路标准较低，如以每公里造价8，000元计算，需款800万元，因路基土方工程系征派民工(侨属多以代金交付)开筑；减去40%，其余之桥涵与路面之工料费应占60%，需款480万元，这些资金绝大部份来自华侨，约须提供430万元。此外陈国辉曾建造泉州、洪濑、永春三座钢筋混凝土公路大桥，泉州之新桥其经费系向泉州商家及郊区筹派，同时收取过渡费每人每次一角补充，洪濑及永春二桥因当地商业不发达，乃向华侨摊派，估计须20万元，故路与桥合计须提供450万元。 综上所述，投资与被摊派二类投资，泉属华侨约须提供资金1071万银元。 四、提供初期所需的技术人员 开筑公路经费经营汽车运输业务，除资金外，尚须修路造桥与平时的养护维修的工程技术人员，驾驶汽车与修理汽车的司机与技工。外省筑路有的须雇用外国人任工程师，机工与司机则须先办培训班进行培训，湖南省就是请美国人设班培训汽车驾驶与机修人员。我区是侨乡，华侨在南洋从事此项工作者甚多，初期所需的技术人员，均系雇用归侨担任，这批技术人员又为我省培育第一代的机修驾驶人员。 1.提供工程技术人员。泉属地区工程的测设施工系聘请留英工程师南安人雷文铨负责。雷在工作中培育一批学员，如厦门人韩紫云，泉州人蔡蕃楚，惠安人陈文通、辛春渊等。晋江南安二县沿海公路，有不少是由雷指导韩、陈等人开筑的，永春与南安最早的公路，是马来亚归侨永春人施光烈负责，施在南洋曾承包公路工程有经验，他亦培育一批学员，永春、南安、安溪三县公路均为施之学员新开筑。 2、提供汽车驾驶人员。我区初期所需之司机均系雇用归国华侨充任，人数甚多。本人从事工会工作，认识甚多，但时过五六十年，尚在者已无几，今列表于下: 此表系1985年情况，其中沈殿已于1986年去世。 3、提供汽车机修人员。技工所需之人数虽比司机为少，但其技术较高，培养之时间较长，因人数少，故物色雇用亦较难，每家公司又必须按其业务情况与汽车数量雇用足够的机修人员，待遇也较高，把技术较高较全面的聘为师傅，主持汽车之保养维修，传授技艺，并考核评级录用技工与司机，现将各公司之首次任师傅列表于下: 泉属地区各汽车公司首次任头手师傅 龙溪地区各汽车公司首次任师傅 上列这批机工仅存陈永顺、陈金才、李良平、洪文璇等人，其余均已去世(据闻陈永顺亦于1986年去世)，其中以安溪人陈番西工作时间最久，管理能力亦较强，传授学徒亦最多，是个较出名的老师傅头，他少年时先到泰国工作，第一次欧战时在新加坡应募到法国任华工、为法军霞飞将军开车，曾获得法国总统发给之奖状，欧战结束回马来亚工作，归国后先后在各公私营公司任头手及领班等职，与笔者先后同事多年，解放初来泉州与我合组和平汽车公司，1953年一起进入国营公司工作，1984年在漳州去世，年8 6岁。 五、为战时运输作出重大贡献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我国被迫开始全面抗战，泉属华侨对本省及邻省战时公路运输亦作出重大贡献。 1、为本省及邻省提供急需之机修与驾驶人员。 抗战开始后，省公路奉令分段全部破坏。厦门陷落，全省沿海对外交通被严密封锁，华侨无法出入国，侨汇亦断绝，生活所迫，所有公私营的技工车辆只好进入内地寻求工作以维生计。 当时战局急转，华北沦亡京沪陷落，东南沿海港口被占领，交通线均被封锁，不久武汉广州亦相继失守，内地交通运输路线急剧变化，各省均增辟公路以维战时军公商运输，正在严重欠缺机修与驾驶人员之时，上述这批流入内地之失业归侨机工与驾驶员，除一部份受雇于省营公司而留于闽西北者外，大部分散到浙江、江西、广东以及西南各省就业，主要工作单位遍及:浙江的盐务局，江西省战时贸易部，遂川钨沙局，中茶公司，广东商车，西南的军公商运输机构有力地支援了本省及邻省的战时公路运输。 2、发挥技术力量，缓解燃料与配件供应的严重困难。 我国工业落后，抗战开始时，不但不能制造汽车，能仿造的配件亦极少，轮胎仅有“双钱”及“回力”二小厂，上海沦陷华侨在内地创办“中南树胶厂”制造轮胎，但福建从未看到这种产品，汽油仅玉门油矿生产，规模少，产量微，故油料轮胎基本上全靠进口。我省交通港口被封锁后，汽车来源已断，汽油及配件，初时靠由香港进入潮汕，循韩江到梅县一线取给(省运输公派黄鼎新常住梅县收购)，但数量不大，不应需。香港沦陷后，来源全断，汽车的保修及油料的供应，立即陷入严重困境，唯一办法，修旧利废，采用代替品，用铁路废钢轨打造钢板弹簧，焊接改换转动轴、后地轴，充分修配改造旧部件，以罗丝钉修补轮胎，以松油、樟油(当时台湾人均集中于崇安，县长刘超然是泉州人，后换江苏人吴石仙，有些台湾人在赤石提炼樟油，质量较佳，兴业公司用油多取给于该处)，酒精及木炭代替汽油，浓缩植物油为润滑油，以萆麻油制造刹车油。泉属归侨机工与司机在这方面是能手，发挥了巨大作用，经营个体商车者在这方面更为突出。当时龙连汀公司的机匠领班陈番西最先打造木炭炉，原泉漳厦的洪文璇，安溪公司的李良平，复兴公司的汤文山(华侨永春人)均用53介仑汽油大桶为用户打造木炭炉。陈番西与李良平系仿上海式，洪文璇与汤文山是仿一姓邱的留法工程师在桂林制造的吸入式。李良平自营一部1932年老旧道奇车，用木炭为燃料，六条轮胎全用罗丝钉修补，照样运盐于南平河口间，被美军联络处人员看到，感到极大惊奇与兴趣，速拍数张照片带去。 3、带回新车，加强战时运输力量。 抗战开始时，福建各私营公司之最新汽车为1936-1938式，均被当局下令征用，编为征车队，驻于闽北分驻闽西、专负军事运输。沿海公路破坏后(仅有漳龙公司尚有水潮至龙岩一段可以营业)，撤退闽西北继续营业之公司，仅有泉永德、漳嵩等四、五家，撤退的汽车仅甘余部，且均为1934-1936式之车，初时客货运输基本上是省营公司在负担，货运力甚为不足，笔者1939年4月在永安总站任货运站长，由福州水陆联运到永安的货物，即因南平运力不足被积压于水南达二、三个月之久。1941年初虽从缅甸运进一批汽车四十余辆，但不足以应运量增长之所需，汽车及油料轮胎来源不继，省营公司车辆数量迅速减少，货运业务开始为逐渐兴起的个体商车所接替，厦门人林寿昌于1939年初即在永安经营个体商车，个体商车是失业之机修驾驶人员集资经营，车辆来源系向沿海各停办之公司购买，或从广东、浙江及江西购买一些失修报废之车，这些商车约近百部，主要运出食盐但货运量增加，运力却严重困难，适有缅甸逃难回国之泉属侨胞带来一批新车，使我省在战时的军公商运输得以解决。在战事刚结束时的短期内，把江浙避难来闽的大量人员输送回籍，使福建与上海之间阻塞已久的物资得以交流，其贡献是巨大的。今将其略况忆录于下: 泉属旅缅华侨甚多，日寇在未侵缅时，利用我军后退纷乱之时，派兵化装为我入缅部队及难侨，汽车内藏武器混入逃难队伍中进入我云南境内，至惠通桥被我发觉，乃炸桥阻敌，逃难侨胞大部份被截于桥南，遭受屠杀。泉属侨胞死者二千余人，旅仰光著名人士:吴文举、李文珍、白三江、曾上苑等均遇难，幸存者再由昆明顺公路返闽。笔者即设法介绍货车免费送其到永安或龙岩，省侨务部门得难侨谈及，乃来函委笔者为归侨“接待专员”，以加强照料工作，时隔四十五年，对有接触或较有印象尚能约略记忆的:曼德礼侨领，同安灌口人苏知觉，在仰光经营商业安溪人刘梧桐(大米)，陈麒麟(布匹)同安人洪天庆，灌口人苏礼用，经营汽车的泉州马甲人杜金山，经营矿务的同安人柯清源，经商的泉州马甲人吴善仰、杜宗典、杜全广，惠安人曾纪华，厦门人张家顺，灌口人曾续枝，泉州人王尚玉之爱人侯淑英……等，均带来美国新汽车约七、八十部，有人估计近百部。因沿海公路已断，大部份在永安，小部份在龙岩出售，然后返回闽南家乡，亦有将车留下委托妥人代为营业者，如曾纪华及苏礼用分别交其惠安同乡曾德文及叶恩成代为经营。家乡无人者，即留寓于永安、明口、龙岩、南平等地。苏知觉与杜宗典、杜全广等住于明口。苏带来新车三部，委托梁炳昭等人代为经营，杜等则自行驶，苏常来车站与笔者会晤，故较了解，闻他娶缅妻，子孙甚多，仅带回二子，一住重庆，一回灌口老家娶妻定居。柯清源带车三部住于龙岩，侯淑英带车一农住龙岩，均自己营业。陈麒麟带车三部出售。刘梧桐有雪佛兰车24部，原在中缅公路经营运输业，路断后带来福建者有17部。张家顺带来二部，均参加安溪人叶金泰(船长)在南平开设之运输行营业。厦门人林加德，南安人傅若瀛等人之车则参加华侨兴业公司营业。曾续枝等人则留在永安经营旅社等其他事业。抗战结束后，这批归侨均再返回缅甸，留在国内者有:泉州人侯淑英(尚在漳州)，陈汉东(住本市甲第巷)，厦门人林加德，南安人傅若瀛(均已去世)，李进金、郑福来、(李系陈麒麟司机，郑系吴善仰司机均开汽车回闽，二人均榕桥人，李在南平，郑在家乡均健在)。苏知觉是个思想进步的爱国侨领，解放后曾带观光团任团长回国观光，其子苏万全尚在灌口，万全之子女亦在国内工作。杜金山在缅经营长途汽车客运业务，带回客车二辆，一装行李，一装他及其岳父二家眷属，由杜自己开车，历尽艰险回到福建，已下松毛岭在距朋口10公里处，因其车比正常之车长三尺，而路较弯，又遇暴雨视线不明，致翻入溪涧中，溪中水满全车淹没，仅杜本人开驾驶室门脱险，其余二家大小廿四人全部遇难，当时朋口总站人员大多数是泉州人，乃协助处理善后，二部车开到永安出售，人回马甲，后闻他在家乡悲伤过度发疯病死。 4、创办公路运输机构参加省际运输业务。 日寇南进后，泉属华侨，除旅居缅甸因有中缅公路之便，逃难归来者较多，但其他各埠及香港亦有少数设法冒险归来者，其中有:永春籍旅港(亦旅日、菲)郑玉书，旅印尼尤扬祖，旅安南颜子俊，同安籍旅新陈厥祥……等诸侨领，其中部份暂时定居省会永安，部份被当时省政府聘为顾问，爱国侨领虽在日寇气焰正盛之时，仍不忘报效祖国，郑等诸侨领筹资创办“华侨兴业公司”于南平，资金五百万元，省政府亦以省银行投资在南平五台创办之农场参加，成为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即政府投入小数资金与侨资合办之企业)，董事长郑玉书，公股董事:严家淦(财政厅长)，邱汉平(省银行行长)，侨股董事:颜子俊、尤扬祖、陈厥祥(嘉庚先生长子)、胡梦洲(胡文虎先生代理人)、陈雪圃(漳州人在香港经营参行)及一旅菲华侨漳州人李先生委托陈雪圃代理，总经理是郑玉书长子，揆一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及法国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协理二，陈雪圃与上海交大毕业生厦门人陈德坤，襄理亦留日之漳浦人黄秉心，设贸易、运输、工业、农林四部。贸易由陈雪圃自兼，农林由旧海军人士，韩福海老先生负责，工业由厦大毕业生陈承志负责，运输部经理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厦门人吴师基，笔者经韩老先生之联系应郑总经理之邀任副经理。运输部除将撤退在闽清之福峡汽车公司之汽车并入外，再购买缅侨带回之新车一部份组成，除运本公司资易部之货物外，还承运福建省贸易公司之货物，同时也承运由南平至河口及邵武的食盐少数的闽南籍莆仙籍的商车均来协运。华侨创办之兴业公司及南侨汽车运输行及内迁之侨办汽车公司组织省货运汽车联营处等汽车运输业务机构，此时个体商车组织也担负运输任务，这些侨办汽车运输机构，实对战时东南省际运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抗战结束初，这些机构又参加返回江浙之旅客及闽沪间之货物运输，因海运正通，形势大变，兴业公司业务转向上海与台湾，总公司先迁福州再迁上海，福州设分公司，汽车出售，运输部撤消，南平改设办事处笔者任主任。 六、投资修路，恢复交通 抗战结束后，恢复交通极关重要，乃一再召会责令各私营公司自行筹资修路复业，华侨过去所投资金已因日寇侵略而损失净尽，但为家乡交通计，仍再继续投资，自1946年至1948年三年间恢复路线继续营业之公司计有:晋江之泉安、石东、石永蚶、泉围；泉州之泉溪；同安之同美、巷南；安溪之安溪公司；以及跨县之泉永德等公司。南安之水石蓬行动较后，刚动工不久即因临近解放而停止，鸭杏与同溪、灌銮等公司未修。 各公司修复公路里程及负责人列表于下: 泉永德公司由诗口至洪濑尚未通车，诗山至美林一段38公里系林瑶琨发动沿线民工修复。筹侨资创办诗美公司通车营业，福厦干线由枫亭至同安128公里，其桥梁涵洞由福厦公路复路工程处修造，其路面则分由地方人士组织惠枫、惠洛、泉洛、泉官水、南同等公司修复、招引个体商车合作进行营业，故在1949年上半年以前，本区修复通车之公路有511公里(漳属仅漳龙、漳嵩、漳浮三公司复路200余公里)，约抗战前的三分之一。重要干线基本恢复，当时乃内战之时，非侨资及地方人士配合亦难成功。 此外:华侨兴业公司运输部撤消时，其汽车系由郑玉书之弟郑淑麟及永春人林子瑾承购，将车运福州恢复的福峡与复兴二汽车公司，郑任经理，先办福州市区公共汽车业务，笔者应郑，林之邀转到该公司负责业务工作。1947年夏，马来亚华侨永春坑园人黄重吉投资承办这个公司，并将其改名经建汽车公司，由其侄黄仲涵接任经理。是年秋笔者因筹办“福建省汽车运输合作社”辞去职务，后闻该公司因币值暴跌，社会纷乱白票者多，亏损较大，后果不明。 另有定居厦门之旅菲归侨，永春西上人陈祁堂者，其弟于菲律宾招股合资标购美军剩余物资一大批，其中有奇姆西十轮卡等汽车300余辆，原拟全部运回闽南经营汽车运输业务，第一批运30余辆由厦门进口，其余均被海关阻止无法运入。这批车有20部在厦门创办南通汽车公司，董事长是陈礼波，陈祁堂乃国内负责人。东石公司董事长，蔡孝忍，曾将所筹资金为石东公司由菲购买美国新车数十辆，亦被厦门海关禁止进口，蔡鼎常乃携款往上海购买。因币值正在大跌，该款仅购法果牌6辆，K 6小万国4辆。华侨购此二批汽车不得进口，泉属公路运输颇受影响。 七、参加支前运输 泉州解放时，第十兵团大军南下，准备解放厦金台，运输任务繁重省支前司令部公路运输部部长耿善祥带干部驻泉，领导汽车运输的支前工作，发动当时晋江地区及厦门市所有汽车公司及个体商车全部组织起来，以担负此项艰巨繁重的任务，各侨办汽车公司及归侨所经营的个体商车，均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组成泉州汽车运输联营处，主要投入支前运输，兼顾城乡物资交流，为解放战争与恢复经济作出了贡献。个体商车推选归侨南安人王尚玉，泉州人叶禽择，惠安人叶思成三人为代表，参加联营处的筹组工作，成立后二叶均任副主委，后叶禽择又任第二届正主委，王任常委兼副理。王系本省汽车界老前辈，前在丹佬创办华英学校任校长，并参加仰光的中华革命党党务工作。1926年回国创办泉溪汽车公司，经营汽车之运输业务，后又到闽西与惠安人陈文通，晋江安海人黄时珍创办龙连汀汽车公司，任副理，抗战结束后参加筹组“福建省汽车运输合作社”。叶禽择曾旅菲旅新，从事建筑工程业务，叶思成槟城归侨，漳嵩汽车公司筹组人之一，是鼓浪屿从事教育与宗教工作之著名人士叶谷虚之侄，为“泉州汽车运输联营处”常委兼经理，及支前汽车运输大队大队长，在支前运输工作中，曾得到他们三人的大力支持与协助，发动归侨车辆共同完成任务。 各侨办汽车公司编入支前汽车大队之现役货车有30辆，归侨之个体商车亦有此数，在三年的支前运输工作中，完成任务的资料已在文革中失去，只剩下自1950年4月至1951年3月的壹年数字，侨办公司汽车完成202，064车公里，707，224吨公里，归侨个体车完成267309车公里935，581.5吨公里，分别占总数的16.85%与22.29%合共占总数的39.14%。 支前运输属于征用性质，承担的时间较久，为解放战争作出一份贡献。 八、接受改造 解放初，人民政府对本省私营汽车运输行业，在1951年下半年实行三统政策(即统一运价、统一货源、统一调度)，进入限制阶段。到1952年冬，通知泉州汽车联营处的个体商车，限期分组为汽车公司或汽车行，车主一致遵办。归侨之个体车之大部份推王尚玉、叶禽择、叶思成等人筹组“南侨汽车运输公司”，王尚玉任经理。到1953年秋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开始提出总路线问题，笔者是泉州市工商联合会第一届执委，即召集七单位负责人传达情况，当场提出联合申请提前接受改造的倡议，南侨公司首先赞同，全体一致通过，联名推举笔者为代表晋省申请获得批准。省运输局即派副经理耿善祥前来办理，以每辆汽车800万元价收购，用一步登天办法进行改造归侨国营，比1956年的全面改造高潮提前二年半。1956年各地全面改造之时，南平汽车联营处的个体商车，其六轮卡每辆估8.000万元，十轮卡估12，000万元，支定息十年，可得价款50%。泉州汽车联营处之车提前改造得价10%，可为国家节省赎买价款新币约70余万元。为发展国营汽车运输事业作出了贡献。 另者陈祁堂之弟购来之十轮卡车，解放后其在国内之弟陈福寿侄陈国展、祁堂之子陈良秀曾分出奇姆西十轮卡四部来泉参加泉州汽车联营处，并参加支前运输。陈良秀二辆车1952年底参加笔者创办之和平汽车公司并任副经理。马来亚归侨安溪沃溪人陈番西，亦由漳州车二辆来参加和平公司并任头手师傅，均随和平公司于1953年底提前申请改造进入国营，陈良秀之十轮卡车二辆得价壹仟四百元。 至于侨办汽车公司中，厦门的厦禾公司于1950年最先由厦门市政府接办，1955年同美公司亦先并入国营省运输公司，其改造办法不甚了解。至于在泉州之泉安、石东、石永蚶、安溪、泉永德四家公司，除泉永德公司亏损宣告破产，其残余破车二、三辆及机修工具(车床两张)，于1956年无价移交国营接收外，石东、石永蚶与安溪二公司，于1952年并入泉安公司，合组公私合营泉州汽车公司，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并入国营省运输公司。 这三家均系侨办汽车路公司，其公路系购地建筑，其资金约80%投在公路建设，解放前公路产权属公司所有(期限30年，期满有优先承租权)，解放后土地属国家所有，这三家公司，泉安复路56公里，安溪约90公里，石东石永蚶约60公里(泉溪路线系石东拨款修复故加入)，闻公路未计价支息，系报请移交养路段承办养护工作。其他财产，石东、石永蚶有新车10辆，旧车3辆，按当时福州与南平估值，约近10万元(新币以下同)，由晋江县教育局及石光、南侨二中学三单位联名支取10年定息共38，481.20元，故其估价应为76，962.40元。安溪公司有新车6辆旧车1辆，价值约近5万元，由投资者213户28，151股，支十年定息3，080元，故其估值约为6，160元，其估值方式不了解。至于泉安公司在解放时有客货车30辆，小吉普2辆，58吨南洲轮1艘，还有东石码头，安海经理部及厦门楼房，各车站及停车场建筑物以及修车工具等，归并国营时按帐面估值301，028.35元，总股数为37，500股，已确定股权的私股为143，325元，未定者为157，70335元，但实际支定息的有488户21，428股，10年支定息约75.000元。石东与安溪二公司系纯侨资，泉安公司除侨资外，还有:教育、公益、商会、田亩、地方人士之股，支定息者主要是:教育、公益、侨资、田亩及部份其他股。这些股的投资者，除田亩股外，基本上都是侨资。国营、省运输公司，解放初汽车甚少，这三个公司的改造加上汽车联营处之车共为国营公司提供客货车140余辆，不但建立了泉州的保养场与车队，同时补充其他分公司的车辆，对本省的公路运输事业的扩充与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结束语 福建省的公路运输事业，系私营公司首先创办，自1919年初开始筑路，至1956年夏公私合营泉州汽车公司并入国营公司办理结束之时止，私营企业之存在历时38年。如从陈清机于1913年开始筹办之时起到私股经理吴启标于合并国营后，再负责办理发放定息十年，直至1966年止，为时则达53年。本人系于卅年代中期投考进入汽车管理处工作，此时私营公司已有十余年历史，但其创办人均尚健在，开始有所接触，抗战开始后，各私营公司之创办人或经理人，多数曾到战时省会永安，本人正在省营公司永安总站任职接触更多，其中不少人员曾经同事多年，故各公司在卅年代以前之情况能多所了解。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则系本人亲身经历，初解放时又负责联营处工作，与各公司经理人较多接触。1960年省交通厅为写建国十年来之成就，曾嘱本人提供闽南汽车运输之资料，故有机会得以较具体了解私营公司历时五十年之全过程，有关华侨之情况先忆录八点，以为我区华侨史与运输史提供可靠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