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业，又称华侨民信业，是经营华侨附有信件汇款的汇兑业(因“信”在闽南方言中与“批”回音)，是对银信局、侨批局、批信局、汇兑信局、信局等的统称。抗日战争时期，泉州侨批业经历了一个衰落阶段。 抗日战争之前，泉州批信局有源兴、正大、德盛、谦记、瑞记、文记、大元、锦昌、岭记、聚鲤等10多家。它们大都经营不善，信用不孚，派解信款均发行信用票，在侨眷侨胞中声誉欠佳。民国26(1937)元旦，泉州最大的信局——锦昌信局(经理倪玉树)，由于经营不善，内部侵款、国外委托局倒帐、放帐损失及受厦门三美总局(经理吴善茜)的影响等，资金周转不灵而倒闲。倒闲后的侨款都无法解交、侨眷惨遭重大的经济损失。当时，泉州中国银行经理张公量，聪明能干，善于经营，且有服务侨胞、侨眷的精神，他认为，几年来几个较大的信局相继倒闭，积压侨款都无法清理，影响侨汇及侨眷生活极大；中国银行为国际汇兑银行，华侨汇款关系国计民生，由中国银行出面兼办侨信分发业务，必将兴旺发达。于是，泉州中行就乘锦昌信局刚刚倒闭，海内外委托局都有戒心的大好时机，于民国26年1月开始筹设侨汇组，专责办理华侨汇款。此时邮局规定，经营侨批业务须领有牌照方可营业。泉州中银是属厦门中银管辖的，因而就由厦门中行承顶合昌信局牌照，泉州行理所就是合昌分局了。张公量物色了当时在晦鸣中学(今泉州七中)教书的吴宗文来负责筹办侨汇，吴宗文与锦昌局的许多职员是亲人关系，这样，中行所需侨汇工作人员很快从锦昌局的旧职员中招用了。同年4月侨汇组正式成立，之后，泉州中行又在安海、石狮增设寄庄，在厦门设专人负责侨信收发分解事务，以尽量扩大华侨汇款业务。 泉州中行合昌信局办理侨信的经营方式与其他信局比较，显得稳妥、可靠。合昌局与侨眷(收款人)与海内外委托局均是现款交易，不许赊欠，设付信款不论数额巨细，地区远近，均一一现钞送达，且信差送款时不另收小费。而民航信局一般须凭回文方可向海外委托局取回侨信款，信款时常被赊欠，而对侨眷解款大都用信用票交派；信差派送信款时信局一般不付工资，而是由信差直接向侨眷索取小费(点心费、交通费等)。 合昌信局初办时受到了泉厦批信局同业的极力反对。中国银行合昌局办理侨汇，势必逐渐统制侨信，批信局业务必将受到影响。初时，泉厦批信业闻讯后，议论纷纷，极感不安，继而召集同业开会，策动反对。其中泉州源兴信局业务最盛，奔走反对最出力。他们以公会名义分向政府、银行呼吁，要求中行收回成命，并联络海外同业抵制向合昌汇款，号召同业不能把批信委托其代解，同时力求改善经营，减少积压，加速回文退寄，降低对外批佣，与合昌信局展开竞争。尽管同业用尽种种方法阻碍合昌局侨汇业务的开展，但终因某些主客观条件限制，收效甚小。至7月间，合昌信局已发展有海内外委托代解的信局几十家，业务量相当可观。 民国26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法币通货膨胀加剧，银行现钞供应紧张，信局均无法派解现款，而只能派解信用票。随着战争形势的演变，信局声誉每况愈下，业务愈趋冷淡，民营侨批业逐步走上了衰弱时期。而合昌信局是由中国银行附设的，它以国际汇兑银行的地位，用各种较稳健的经营方式办理侨汇，信誉卓著，业务发展蒸蒸日上。 民国27年(1938)5月，厦门被日寇占领后，厦行批信局大多数移住鼓浪屿但先后也有20多家迁往泉州继续营业。据晋江邮局民国28年11月统计，经呈准总号移设泉州的计有11家，如下表: 移设泉州的信局还有同兴、和盛、建南、友联、信义安、江南远裕、振安、大生、建和、鸿表等10多家。 此期间，泉州计有批信局30多家，但有的因信用关系，有的因与海外代理局失去联络，大都业务很少:经营处于半停顿状态。据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统计，民国27年晋江县(现今含鲤城区、石狮市)民营银信局直接接收外洋汇来的侨汇款405万元，只占其总额的27%，而泉州中行附设的合昌信局却占了70%多。现将各银信局的情况列表如下: 民国27年晋江县各信局直接经收侨汇款情况表 民国27年晋江县各信局直接经收侨汇款情况表 注:《福建华侨汇款》统计，民国27年泉州侨汇总额为2500万元，其中直接从外洋汇入的有1500万元，间接汇入的有1000元。 民国27年(1938)7月泉州中国银行请准邮局将合昌信局牌照移泉，并仍在鼓浪屿留分局办事，这样，泉鼓两处均可收发国外批信。同时一面在永春、洪濑等地增设机构，以便解款；一面拟具解款联系办法，通函海外各信局。解款办法规定:海外各信局或其他商人开始委托代解之前，可先汇款到泉州中国银行开立往来存款户，开户后，委托人即可利用支票为汇款之用，委托人按每帮应解信款及手续费等金额开出支票，寄交泉州中行合昌信局，合昌局即可凭信款清单照为解交。 海外信局收到厦门沦陷后合昌信局解款回信及侨信解款种种办法后，认为合昌信局解款安全迅速，信用好，愿意委托代理，而民营各信局大都因信用关系，委托代解者甚少。几个月之后，合昌信局就代理南洋百余家信局的委执，办理侨信分解业务。此时，海外华侨汇款几乎全部集中合昌信局代解。合昌信局自由中行承办以来，业务兴旺发达，所收侨汇款数额与日俱增。现将抗战期间合昌信款解付信款情况统计如下: 上表仅是南洋各信局委解侨信的信面额总计，不包括信局开付泉州中行支票替代汇票交收款(信)人支领的及委解电汇的款项。据侨批业老前辈回忆说，菲律宾华侨汇款大都使用支票(或汇票)，且一般要比信外款的金额大得多。对于装入信内支票(或汇票)的办理，中国银行合昌局一般不对海外委托局收取手续费，但透支时，除订有透支契约，一般也不予垫款。此期间，泉州社会治安混乱，土匪抢劫时常发生。用支票或汇款放入侨信内汇寄，受票的侨眷须有商号或政府机关单位作保证方可领款，这样，支票(或汇票)即使被土匪抢去，侨眷也不至于受损失。另一方面，海外信局采用支票或汇票汇寄侨款，可免付国内解付局的批佣，从中增加收益。所以，支票或汇票在当时是信局和侨胞的主票汇款形式，它的汇款金额也就比信外款大得多，尤其是菲律宾等地。 民国28年(1939)以后，税州(当时为晋江)邮局也兼营侨信派解业务，其先后代理了星马华侨银行、中菲汇兑局、澳门民信银号等委托的侨信款的分发。虽然业务量不算多，但也是批信局的一种竞争能力。 民国30年(1941)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1月17日和12月4日华侨最后寄出的两批侨信由香港运往厦门鼓浪屿。前一批侨信于民国31年1月29日才由鼓运至晋江邮局；而后一批侨信在香港邮寄后，正遇大战爆发，邮件辗转失落，无从寻查。前一批侨信达泉后，时届农历年关，晋江县即召集党政军各界开会讨论分发事宜，议决组织成立侨信审查委员会专职处理，责成银信业同业公会将各信局所收侨信、帮单及帐簿交会登记审查。审查后，所有侨信(空信)及信内附夹汇票(支票)均由信局信差及邮局邮差分发。该批侨信经登记审查，计有国内信局23家，侨信1万多封，其中菲属信内夹有汇票1525张，总计侨汇款300多万元。见表1、表2。 表1.民国30年11月17日批信情况表 表1.民国30年11月17日批信情况表 注:菲岛各信局均有信内汇票款. 表2.民国30年11月17日批信件中菲属信内汇票情况表 大战爆发前后，泉州批信局由于战时混乱及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积压侨汇的现象严重，据估计有上千万元。尤其是侨胞最后寄出的两批信汇，有的信出款未出，有的信款同时到，有的海外来电停止解付，国内信局无从处理，或有的只解付空信，信款都大被积压、被侵吞。此时，处于战时贫困的侨眷舆论纷纷，但也无可奈。抗日胜利后，民国35年1月，省政府通知晋江县政府进行限期清理偿还，其中菲律宾侨汇处理办法是，按照信内汇票及信外所载法币金额加49倍偿还。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香港和南洋各地相继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交通梗阻，侨胞与家乡通信阻隔，侨汇断绝，侨眷因此惨遭影响，生活无着，一日三餐难度，有的典卖家具、衣饰、房屋、田产，有的被迫卖女鬻儿、改嫁、行乞，有的甚至跳水上吊自杀。 抗日胜利后，交通恢复，困居海外的侨胞纷纷寄信汇款回国，赡家侨汇激增，侨批业随之复业并迅速发展。此时，部分侨批局迁回厦门营业，泉州也先后增设10多家批信局。信局业务发达，抗日胜利后，至民国35年底，泉州(现今的鲤城区、晋江县、石狮市)侨批业共经收侨汇160.78元，见如下表: 抗日战争时期泉州侨汇情况。抗日时期，国家财政困难，抗战亟需的外汇资金极为紧缺。为争取外汇，国民党政府一方面通过金融、邮政储汇局等国家机构加紧对侨汇的经营和控制，另一方面采取一些便利保护侨汇措施(如开展华侨汇款总动员运动)，激励华侨汇款，加上海籍侨胞捐款支持抗战的爱国热情高涨，华侨经济呈现复苏景象等原因，因此，尽管法币通货膨胀加剧，国内物价趋涨，外汇官价与黑市价的距离拉大，但华侨汇款额还是呈逐年增加趋势。现将抗战时期泉州华侨汇款数目列表如下: 泉州侨批业战后经办侨汇情况表 单位:亿元 注:本表只列批信局经办侨汇数字，不包括泉州中国银行附设合昌信局的数字. 抗战时期泉州华侨汇款数目情况表 上表侨汇数字，并不全属泉州(现今鲤城区、晋江县、石狮市)所有，约有一半的侨汇要转送南安、永春等地。厦门沦陷之前，厦门为闽南侨汇中心，泉州侨汇绝大多数由厦门承转。此时，侨批业一般在厦门设立总局，负责接收海外批信、承转侨汇买卖、收寄回批等；而在泉州等侨区遍设分支机构，负责将厦门总局移来的侨信款按址分发给侨眷，并收取回文。厦门沦陷后，外轮不能在厦门港停靠，有的就直接停靠泉州(后渚)港，泉州信局始能直按在泉州收发海外批信。据侨批业老前辈回忆，泉州直接接收海外侨批的批次并不多。这样，此期间泉州侨汇一部分是由南洋或香港直接汇入的，一部分则由鼓浪屿、上海等地转汇的。民国28年4月至6月，泉州城区被日机轰炸，沿海被日寇封锁，外轮无法进入泉州港。之后，泉州所有批信及回批的进出，均须由鼓浪屿承转，泉州就不能直接对外接收侨批了。 抗日战争期间，泉州(当时的晋江县)批信局没有“银信局同业公会”组织。民国26年(1937)元旦，公会理事长所在的锦昌信局倒闭后，公会组织涣散。民国27年5月厦门被日寇占领后，厦门批信局先后有20多家迁往泉州继续营业。同年12月，公会奉令整理，选举顺记信局经理林国梁为常务副主席，林鼎铭、张懋修为常务委员，许应林、李成田、林世联、施至钗、曾文池、林海藤等6人为执行委员，白圻中、陈本源、黄振成等3人为候补执行委员。民国29年(1940)12月公会奉令改组，改组后第一届公会常务主席为谦记信局经理张懋修，常务委员为建南信局主体人吴再钵、正大信局经理林海藤2人，执行委员有6人，候补执行委员3人，监察委员3人，候补监察委员1人，会员有20左右家。民国30年底太平洋战事爆发，侨汇中断，批信局无业可营，银行业同业公会停止活动。抗战胜利后，侨汇渐通，公会组织恢复。民国35年4月公会进行第二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改选。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泉州分行) 注:本文已经张法功、吴善法等同志的审阅，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