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救亡团体，募捐物资 早在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时，以蔡廷销为首的十九路军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推动下，奋起抵抗。消息传到南洋后，越南华侨组织华侨抗日救国救济总会，公推颜子俊(永春人)为主席。爱国侨胞踊跃捐资，将募捐到数百万巨款尽数汇给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蒋光鼐，慰劳抗日将士和遇难家属。 1938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后，陈嘉庚等人即倡导和组织南洋地区第一个统一的华侨救中团体，即“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大会在新加坡宣布成立，陈嘉庚被推举为主席，并在大会宣布:“大会目的专在筹款……必须有人首捐巨款提倡”。当时，同安华侨叶玉推先生自动认捐国币十万元，陈嘉庚先生自认“常月捐至战争终至，每月国币两千元。 同年夏天，印尼侨领庄西言和菲律宾侨领李清泉(晋江人)联合写信给陈嘉庚先生，建议组织南洋华侨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陈先生对此极表赞同，并主动承担组织和筹备工作。10月10日，来自英属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等地华侨代表164人，代表南洋各地区45个救亡组织，聚首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作为东南亚地区救亡斗争的最高领导机关，选举陈先生为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大会通过《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宣言》，号召海外侨胞:“增筹捐款，推销公债，以救济中国之难民”。 在“南洋总会”统一领导下，泉籍华侨节衣缩食，以常月捐，特别捐，娱乐捐，航空救国捐，购公债，义演，义卖，献金，献机等形式，踊跃为祖国捐款献物，创造了巨大成绩。除陈便生带头认捐外，李清泉认购公债40万元。当他在美国为祖国抗战奔波时，不幸病逝于美国加州。他在临终时写下了“将十万美元的遗产献给祖国作为抚养难童之用”。马尼拉侨团和李清泉生前好友决定再筹40万美元，作为救济难童经费共同表达海外赤子爱国之心。 二、回国参加救亡杀敌 1937年12月，菲律宾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在报上刊出广告，征召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日，华侨青年中的工人，学徒，店员踊跃报名，六、七十人参加学习训练。分会派得力干部，泉州人沈尔七训练这支队伍，挑选精干队员28人，组成菲侨救国义勇队先期回国，其中闽籍华侨有沈尔七、郑映明、戴血民、杨血映、陈扬德，王大华、林振声，陈藻亨、庄志忠，林谋援、孙仲英、戴铁民(永春人)等二十二人，他们都在二十岁左右，沈尔七为民武分队总领队，戴血民为队长，郑映明为政治宣传员，共同回国抗战。他们在战场历尽千辛万苦，许多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在军队中的优秀干部。沈尔七曾在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工作，又先后奉派返菲，组织第二批菲华回国慰问团五十多人回国，其中包括新四军乐队成员，带回大量捐款，药物和军需品。1941年，他第二次回国时，在广东乐江游击队参战，在同敌寇的殊死搏斗中壮烈牺牲。 在菲律宾还有高作楫(晋江安海人)领导的“怡郎华侨抗日救亡会”，也培养了一批抗日救亡骨干分子，救亡会成员分三批共二十多人回国，第一、二批十多人，到延安参加“抗日大学”、“陕北公学”学习，第三批七人直接参加新四军，走上抗日战场。 三、对日罢工，配合抗战 泉属华侨跟其他华侨积极参加抗战外，还采取其他形式对日斗争，以配合祖国的持久战。 马来亚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要军事工业和钢铁原料基地，有大型日营铁矿，雇佣华工达五千多人，他们“备受苛待和剥削”。“七七事变”后，日本急剧地增加铁矿的开采量，由原来日产十万吨增到三十万吨。1937年12月，当华侨获悉生产的铁矿和铝片，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制造屠杀同胞的枪炮和飞机时，丁加奴州龙运铁矿的华工一致罢工离矿，打响了华工对日罢工的第一炮。紧接着，其他各厂华工相继罢工，蜂散离职。原籍德化的陈节侯，长期在铁山经营商店，已成巨富，龙运铁矿罢工后，毅然停止营业，振臂高呼抗日罢工，发动所有工人集体离开矿区。1942华日寇占领马来亚，指名道姓拘捕陈节侯，夫妻，父子，全家五人被害，其高风亮节深为后人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