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笼担”里的孩子 上个世纪末的一个深夜，一挑“斗笼担”悄悄地游入寂静的田野，沿着惠西山村通向晋江(今泉州市)的坎坷小路疾行。担子很轻，一头是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另一头是几件简陋的生活用具。担子又很重，挑着一个家，挑着一家人对生存的沉甸甸的渴望。 “斗笼担”里的孩子就是黄锡福。他后来成为泉州市工商界、中医界和中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黄锡福，惠安县黄塘乡后郭村人氏，生于公元1895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卒于公元1965年农历十一月初六。父黄刚毅，母曾足娟(又名银娘)，均系赤贫农民。由于在原籍艰于生存，只好夤夜举家离乡出走。 “斗笼担”终于在晋江城(今泉州鲤城区)内停下来了。 在贫瘠土壤中萌发希望 幼年的黄锡福是在极端贫困中苦苦挣扎的。为了在举目无亲的异乡中养家糊口，母亲受雇为人磨豆腐、洗衣裳，父亲则充当本地绅士林翀鹤的专用轿夫(因为这个缘故，黄锡福在事业有成之时，发誓永不坐轿)。幼年的锡福则四处捡柴割草，分担着艰辛和苦涩。 大约在八、九岁，锡福曾入私塾念过两年半书，后因家贫辍学了。这几年的读书生活在他的一生中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斗笼担”中人生给他的第一个记忆是屈辱，举家出走后的窘迫又使他备尝了生活艰辛。当他从短暂的学习中，从书本上看到与生活、与父辈的路子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时，他懂得一个道理:未来，必须靠自己的奋斗! 14岁，锡福进入“泉泰”药房当学徒。锡福在晚年常常回忆这一段充满奋斗激情的学徒生涯:学徒是店员中最低的等级，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微小的过错被赶出门。他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起床，干完杂活后，大约5点就要扛门板开店门，到夜间八、九点钟关了店门最后一个歇息。最苦最累的活抢着干，为的是给老板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奋斗的热情在燃烧，他感到精力充沛，他渴望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向老板陈世禄学习药物知识。他每天清晨都要利用开店门前的一段时间，边干杂活边背诵药性三字经，又拜当时家居桂坛巷的黄颜先为师，学习中医知识。由于身在中药店，各种知识与工作实践结合得紧，进步很快，颇得老师器重。 学徒日间必须干活，不能看书，夜间学习又需熬灯费油。那时的学徒是没有工资也买不起油灯的。为了得到一盏煤油灯，锡福主动向老板提出，义务做帐房工作。于是每天关店之后，他兢兢业业地把帐目清理得分厘不差。老板很高兴，这个诚实又勤快的学徒，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而且不要酬薪；锡福也很高兴，因为不仅学到做帐房的本事，更重要的是拥有一盏“公费”的煤油灯，可以潜心钻研中医典籍。他每天读书到鸡叫，稍眠片刻后，又第一个起床完成学徒工的职责:扛门板，开店门。渴求知识的心如干涸的土壤，每一滴知识的甘露都被尽情吸收了。尔后他在医、药两方面的建树，正是从夜夜昏黄的孤灯下牢牢扎下根基。 尽管积累了相当的知识，但一个药房的小学徒是不可挂牌行医的。民国初年，泉州一带曾流行过瘟疫、霍乱，千村薜荔，万户萧疏。瘟疫大流行时，稍有身份的人都远走他乡了，连药房的老板也不例外，把店铺交给锡福等人留守。那时街面上常有横尸，有染上瘟疫后在路边辗转挣扎的病人。凄凉和恐怖严严地笼罩着小城，人们连上街都不敢了。锡福却分外忙碌，他在街上看到那些虽已染病而存奄奄一息的病人，就用自己开的药方，自己熬成的汤药，撬开病人的嘴灌下去。有的终于不治，他帮助掩埋；也有不少人灌了药后居然好转了，痊愈了。这是锡福在回顾平生时颇为自豪的一段往事。他崇尚传统的医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对于自己天天泡在病人中而奇迹般地未染上瘟疫十分自豪，感谢穷困的生活给了他顽健的身躯；他尤其对于使自己的医学知识在那种年代能派上用场，屡次从死神手里夺回生命而深感喜悦。在解放前流行一次瘟疫，他就多了一次救死济危的善举。 这种传奇般的经历，后来也救了他自己的长子黄启元。一次黄启元染上霍乱，上吐下泻脱水痉挛，不及时医疗一两天之内就濒于死亡。锡福知道后，沉着地开了药方，同时指定要到某山某处挖来赤土，就用赤土水熬药灌下，果然一服而愈。锡福说，古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他为自己的职业而自豪。 在激烈竞争中惨淡经营 1920年，锡福将准备成家的一笔钱拿出来，邀回他原来的老板陈世禄和家住青阳镇的一位老中医(姓氏已失记，人皆称为利器先)合股，在泉州中山中路庄府巷口开了一爿小药店。因系合作经营，故起名为“共和参药行”。锡福出任经理。三年之后，其余两人经协商后退股，由锡福独资经营。 “共和参药行”在黄锡福的精心经营下，规模逐渐扩大，业务日渐拓展，很快在中医界脱颖而出。其门市业务一直称居全首位，其批发业务则仅次于“昌隆药行”，居全市第二位。 一、医药兼精 独特优势 黄锡福经长期刻苦自学，在医、药两方面都有相当深的造诣，他不仅了解各种流行病、常发病的运行规律，及早备好适销的药物，而且由于长年的实践，对药物的产地、品种、药理、品质、价格以至各种丹膏丸散的泡制原理都了如指掌。千差万别的中药材，只要经他目测、手拈、口尝，都能准确地报出它们的产地、等级、药性药理。这种广博的知识自然是经营者的极大优势。 有一则小故事颇能表现出他的业务水平。那是在1945年，中药界的同行，泉州“恒丰”药行老板罗玉树来求助于锡福。原来，他曾售给某客商一支名贵的犀牛角，由于抗战期间货路不畅，价格下扬。客商感到吃亏，便仗着其同乡在晋江法院及警察局的势力，以“假犀角”为理由诉诸法庭，想追回货款。 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真假”二字上。那时没有完备的检验设施，只能凭经验判断，客商则想凭政治势力的贪偏袒胜诉。锡福明知这种官司不易打，但仍慨然允诺出庭作证。当原告与被告对薄公堂，唇枪舌剑，真伪莫辨之时，锡福胸有成竹，侃侃而言:上等犀角，是公犀之角，公犀角纹理细腻，而最明显的证据是，角内有一道白贯通上下，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即指此。不妨将犀角当场剖验，真相即可大白。法堂上当面剖验，果有白丝贯通，众目睽睽之下，只好判客商败诉。 由于锡福对药材极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保证了“共和”的药材绝伪货源，保持了较高的声誉。 二、修身立诚 和衷共济 锡福一向认为，无论是医是药，都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应有救人济世的志向，修身立诚。这种思想铸就了他一生严谨方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也影响了“共和”的员工，影响了子女家庭。 中药材品种一千多类，即使同一种药材，由于产地的不同和等级的差异，其药性和药效也有明显的区别。伪劣和变质的药材还直接影响到人的生命与健康。因此，锡福要求他的店员，从采购到加工到门市人员，都有较强的业务功夫，敏锐的判断识别能力和竭诚敬业的态度。这方面他的严格要求是有名的。他喜欢那些勤快、好学、追求上进的店员，并亲自辅导指点，精心培养了一批业务上的行家里手。如其内侄王清海(曾任“共和”经理，后任泉州市医药公司中药部业务主办)、蔡天炳(原“共和”批发部负责人，后任泉州市医药公司经理)及王秀围(曾任“共和”高级药材采购人员)，都成为泉州市中药界公认的权威人士。其他一批曾在“共和”供职的人员，如王慕农、杨好生、萧俊明、陈英球、刘秋金、陈英武等，也都是泉州医药界的知名人士。 这些店员后来有的独立开店，如刘金秋创办了“仁和”，陈英球创办了“源和”，陈英武创办了“大和”，都把铺号缀上一个“和”字，以示对“共和”的纪念，由此可以想见“共和”那种和衷共济氛围的影响力。 “共和”中荟萃了这样一批精兵强将，加上锡福本人夙兴夜寝、兢兢业业的惨淡经营，遂使“共和”的信誉日增。当时“共和”的货源主要来自两个渠道:一是药材的原产地，一是到全国各通商大埠采办。无论从哪个渠道进货，锡福都一定认准地道产品。如高丽参要南韩开城的；洋参需是美国野生泡参；红参要吉林又安的；燕窝要暹罗产的“金丝燕”(又称“踩脚窝”)；鹿茸则以东北梅花鹿的幼茸为佳。贵重药材的真伪品格标志着一个药行的经营水平，锡福对此极为重视，一般只委派最为信任的人员专门采购，并亲自验收。对于常用药材，也强调货真价实，绝不允许以次充好。尤其在加工泡制工艺上严格要求，清除杂质，保证药效。那时还没有“社会效益”一说，但锡福每次强调，经营药材不能只想到赚钱赢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药材经营者应该是品行端方的人，就做人和赚钱相比，更重要的是做人。 三、多谋善贾 迎接竞争 “共和”从一个本微店小的合股小药店发展到颇具规模影响的参药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冲杀出来的。尤其是门市业务，在全市中药铺中一直是独领风骚。 “共和”除了极其注重货源的正宗地道外，还十分注意建立经营网络。它与上海、天津、武汉、温州、福州、厦门、漳州、香港等著名商埠都有直接的业务关系。同时，在各主要商埠都要委托当地药庄采办，及时通报参药市情价格，调剂货源互通有无。在晋江、南安、惠安、永春、德化、莆田、仙游，也与批发商们建立密切的联系。凡来“共和”批发药材的客商，都予免费食宿招待。大客户则宴请如仪，熟悉的老客户遇到银根抽紧的困难，又予以赊销，先付货，待“年关”结帐。当时战乱频繁，交通不便，外出采购常常要单身跋涉，既辛苦，也有很大风险。锡福对采购人员一是予以充分信任，全权委托，二是予以20%的红利分成，使采购人员悉心尽命。 在门市业务上，锡福要求不问穷富官民，童叟无欺。所有经过加工的药材都必须清爽均匀。如到店抓药，一般都是同一个药方几副药。大部分药店都是同种药一次称好，目测估计分成几副，“共和”则要求每副药都需过秤，使药量均匀。一些须现场加工研末、加纱袋、切片的都不厌其烦，如法泡制。这些措施深得用户的欢迎，增加了信任感。 “共和”还尤其注意对贫苦的顾客予以优惠，例如中药味苦，“共和”免费供应一些蜜饯以配药，一些外地客人不方便，则备好代煎药的炭炉。每逢盛暑或疫病流行期，“共和”门口必定有清凉解暑、祛病保健的药茶，免费供应过往客人。这些细微的措施，固然是由于锡福不忘贫苦的童年所做的善举，但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行号影响、增强吸引力的作用。 四、严以治店 宽以待人 黄锡福治店，注意宽严相济，恩威并施。他十分看重“人和”，认为一个店只有上下一心、群策群力才能搞好。他对本店员工的生活相当关注，员工的薪酬一般高于其他店家。平日发放毛巾、肥皂及洗理费用，逢节日加餐，必与员工共享。每年两次加发双薪，按员工劳绩另送红包。对一些有特殊贡献的员工尤为关照。遇到员工家中有婚丧嫁娶或临时困难，均注意予以帮助。在人员的去留上尤为气量宏大。一些由于穷困来投奔“共和”的亲朋故旧，也都予以接济，设法为之安排或介绍工作。一些羽毛丰满者想独立出去闯荡，也从不留难；闯荡失败后要求重新回店的，他也乐于接纳。新加坡巨富黄沧水，系惠安族亲，初年曾在“共和”做店员，多得锡福的栽培；出洋时又是锡福予以方便和资助。锡福平日很少谈到他对别人的施惠，他说过“善欲人知非真善”。况且由于我国与新加坡长年没有外交关系，亦少民间往来，锡福的后人大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位显赫的族亲。直到1973年，黄沧水得机返乡探亲，当时他已经是经常出入新加坡总统府的巨商了。他返乡的一个重要日程就是拜访早年恩助于他的锡福先生，其时锡福已长眠8年了。黄沧水夫妇还特地到坟茔前祭奠哀思。 锡福治店颇严，他平生痛恨吸毒、赌博、嫖妓、偷窃以及好逸恶劳等劣习。店员中凡沾此恶习且屡教不改者，则予辞退不贷。旧俗逢农历七月“普渡节”，泉州有放假娱乐的风俗。锡福也允许在春节及普渡节期间在店内开放麻将牌，但不许赌钱。他自己则用一把藤椅坐镇店门，不许员工外出参赌。 由于锡福以厚道宽容的胸怀待人，因此与外地客商、本店员工以至本业同行、街坊邻居都有着相当融洽的关系。据王秀围回忆，他结婚时在“福建药行”供职，曾向锡福贷借婚款，锡福专门从“共和”拨出2000元“国币”给他。借期满后，王秀围屡次申请延缓，直到数年后才清还，时国币已贬值，锡福亦不计较。解放初期，“共和”按当时政策实行“四马分肥”的分配制度，许多职工的预支款超过应得份额，锡福往往在结算时一笔勾掉。至于平日对职工或亲友的资助借贷，锡福更是从不催迫。他相信“以诚待人，人必以诚待之”的道理。 “共和”的蒸蒸日上使锡福充满扩大经营的信心。他先后开办了几个分号，计有: 1930年在涂门街与杨好生合资开办的“福建参行”，杨出任经理，盈利颇丰。1943年因火灾关门。 1938年，投股开办“华洋药房”，6年后因企业亏损撤股。 1941年，合资开办“南山药房”，因经营不善失利。 1942年，又投资开办“东南药房”，到解放前夕收盘。 医药兼精的名老中医 黄锡福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广受尊敬的一代名老中医。解放后，亦在泉州中医界是颇具名望，并受聘为福建省中医研究所研究员。 锡福在中医学上的造诣，主要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得益于对药物的全面熟悉和了解。中医一向有“用药如用兵”之说，讲究“君臣佐使”，讲究宽猛并济、泻补相辅。同一种症状，可用的药有几种甚至几十种，要根据个人的体质、病情、遗传、脾胃承受能力等，选择最佳的药物。锡福长期从事中药贸易，对各种药材的药理药性烂熟于心，因此在用药上便有得心应手、用兵如神之妙。他常常针对病人和身体状况，别出心裁地使用某种药材，使同行们惊讶叹服不已。大约60年代初，“计划生育”刚刚提出，他又精心研制出一种绝育的方剂。大约用40多味中草药，还要经过煎蒸熬等许多工序，经一些要求绝育的妇女请求，服后的确达到绝育的目的。但此方他不愿公开，专门秘抄于一个小本子。前面还弁有短序，大意为天地之大注而生，故生生不已。绝育之药，违背天道的正常运行，除了确因生育过多危及母体之外，不宜多用。尤其怕这类药被心术不正的人所掌握，成为绝人后嗣或用于不正当关系。这一秘方在他辞世后还存于世，如今大约已佚失了。 其次，他的中医学问得益于长期孜孜不倦的自学和深入钻研。他原非科班出身，只有几年私塾底子，拜过一两位入门医师。其广博的医理知识，全靠平时一点滴的潜心研读积累。据子女们回忆，一些经典医书，如《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千金要方》，以及日本人所著的《皇汉医学》，历代中医国手们的专著专论、医案医话，都是他日日不离左右、精思深研的工具书。正由于他的知识得自于博览，得自于实践，无门阀之见，无刻板之嫌，又常有匠心独运、妙验如神的医例。他常常自豪地谈到某某某某病人被某大医院判为不治拒绝收留，而经他的处方转危为安。他也常常治愈一些疑难怪症。在“泉州医案”中曾记载这样一例怪病:某病人因受惊后生理变态，大便从尿道出来，小便由肛门流出，各医院对此怪病均束手无策。经锡福诊视，断为“交肠症”，即大小肠易位，处方后连服三剂，霍然而愈。 锡福仅一胞妹，嫁延陵，务农。中年后得乳癌，已溃烂如糜，诊为晚期不治。锡福以兄妹之谊，不惜重金，以上好药物敷治数月，终于溃口愈合，年复如初。但再三嘱咐，半年内不得动怒郁火，必能根除。但其胞妹因家务事肝火又动，遂致更凶猛地复发。锡福知道药石已无灵，只能尽兄妹之谊，减少其痛苦至死亡。每谈及此事，犹叹息不已。 其三，锡福的医术，还得益于他平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他认为勤可补拙，可弥补学历的不足。平日手不释卷，深研医书过夜半。偶遇疑难病症，他不摆名医架子，草率处方，而是嘱咐病员改日再来。于是夤夜不息，博览精思，一方之立，踌蹰终日，没有十分把握，不肯轻易动笔处方。 他于1960年退休后，经批准开设私人诊所，专门印制了“黄锡福处方笺”以示负责，同时，建立完备的医案登记，所有的处方、病史、症候、诊断结论，均一一登记。专业行医后的几年间，各种医案登记只两尺多高。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巨细不遗，绝无潦草从事之页，阅之令人感叹深深。 泉州医案中还载有他的另一医例:某产妇横位难产，入院时，婴孩的手已先露出。当时的医疗设备技术有限，医院提出，大人与婴孩保住一个。病家大恸，请锡福救治。锡福答应尽力，一面飞速开出处方，令煎好药为产妇灌服。同时亲赴产房，令病家燃一束香备用。等药力在产妇腹中发作，以点燃的香炙婴儿横出的手臂，婴儿负疼猛然缩回，药力又恰到好处地助胎儿翻身复位，终于顺利产出，母婴平安。此事锡福也是冒着风险的，事后一身大汗淋漓。由此也可以想见锡福在医学上的独到颖悟和心得。 其四，锡福在医术上的声誉，还有赖于其高尚的医德医风。他一向不仅仅把行医当作求生之道，还当作行善积德的事业。慕名前来求医就诊的，不管是政界要人、商业巨子，还是平民百姓、穷苦人家，他都一视同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一丝不苟地辩证施治。不趋炎附势，不以名望骄人。早年，印尼富侨李光前(系陈嘉庚亲属)委托其族人李五香回南安梅山创办国光中学，因公务繁忙，而兼旅途劳顿，致染顽疾，遍求国内外名医，均未见效。慕名登门求锡福诊治，初时锡福因故拒绝出诊，后听说李五香先生是为家乡事业奔劳致疾的，遂全力以赴，认真诊治，不久即告痊愈。李邀锡福赴南安出席侨代会，拟在会上为其扬名，并负担全部旅差费用，锡福婉言拒绝。后来李专程送一袭高级皮大衣作为答谢，并送镜框篇额。以后两人成为至交。 锡福退休后在家中设私家诊所专职行医。当时社会生活平均水平较低，他收受的诊金酬金也很低，大多是二角三角，而一切医案处方笺等办公用品均自理开支。遇到生活穷困的病人，常常分文不收，而诊治依旧认真，绝不马虎从事。这也是他在中医界一直享有较高声誉的重要原因。 还有一件事颇能反映他的坦荡胸怀。60年代初，在石狮颇具名望的蔡垂钱中医师，拟来泉州开设私家诊所，又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点。锡福慨然请他来家中，同处一室，各自挂牌。两张办公一字摆开，相隔仅五尺。每有病人登门求医，锡福必先含笑问道:你找黄医生还是找蔡医生看病。就这样相处一年，虽是竞争对手，锡福却毫无芥蒂。这种胸怀、气量也一时传为佳话。 追随时代的步伐 黄锡福不仅是工商界和中药界的行家，也是个顾大局、识大体的爱国主义者。由于出身寒微，在旧社会无论经商或行医，都曾受到地方官僚势力的压榨欺凌。他对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十分不满，曾说，像那样官僚恶霸横行乡里、欺行霸市的社会，不亡无天理。解放后对于共产党在短期内迅速镇压了猖獗一时的土匪恶霸，社会治安面貌一新，政府官员廉洁奉公，人民生活稳定改善等等政绩都由衷赞叹。 在解放前夕，锡福的长子黄启元倾向革命，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地下党员王传炉常来“共和”，邀集热血青年一起学唱革命歌曲，并组织他们为闽、浙、赣游击队筹集医药用品。启元等人在王传炉的带领下，常于深夜将店中的药物偷运出去，转输革命军队。 泉州于1949年8月底解放后，锡福积极拥护党的政策，奉公守法，对入城的解放军部队热情欢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部队的一个几十人的住宿营地就设在共和的内宅。解放初期“共和”店员们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大唱革命歌曲，开展各种活动，气氛十分活跃，都得到锡福的支持。 锡福还积极响应号召，奔走筹集军粮、军饷，支援解放全国的斗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锡福率先捐资，并号召全店职工积极集资捐献飞机大炮，积极参与全市工商业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宣言》的签名活动。同时遵照政府的指示，配合职工改善劳资关系，搞好企业经营，改善服务态度，完成国家税收任务。在尔后的一系列运动中都能以主动积极的态度投入运动。1951年他是泉州市出席晋江专区土产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员；1952年，在“五反”运动中他积极参加学习运动，被评为基本守法户；之后又响应政府号召，与职工一起为活跃市场、稳定物价、粉碎美帝经济封锁作出贡献。 1951年“共和”在工商登记中，核实资产为75000元(新人民币)，全店人员19人，其中职工16人。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他在工商界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将“共和”全部店面、货仓、加工场所，估价定股为51956元，实行公私合营。后来“一步登天”成为地方国营企业。并经政府安排为市医药公司顾问。 锡福在泉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即被选为工商界代表，自1953年至1965年，历任市工商联一至五届执行委员(二届后为常委)，还被邀请为泉州市第二、三届政协委员。他还支持长子黄启元参加市工商联工作，支持其次子黄炳辉参军入伍，支持其妻王淑端参加街道工作。 端正的人品 严谨的家风 由于锡福出身贫苦，经多年挣扎奋斗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此他笃信能坚忍、能吃苦、能立志、靠自己的奋斗安身立命才是正途。他品格端方，克勤克俭，自奉淡薄。终其一生，几乎不曾将“享受”二字放在心中。尽管拥有相当的资财和地位，却绝不沾染半点恶习。平日的衣食住行，力求俭朴。他在世时，一般富裕人家都有的电风扇、电话、收音机之类也从未建置。 但他对公益事业却十分热心，平时周济有困难的自不待言。他是泉州“花桥亭”慈善事业长年的热心董事。或许由于幼时深感接受教育的难能可贵，在“共和”他极力鼓励店员读书钻研，免费供应照明。他在家乡惠安黄塘乡后郭村创办了小学，任董事长；后又参与创办惠西中学，任董事。在“共和”公私合营后，靠每月80元工资维持家计之后，依旧年年捐资兴办，支持故乡的教育事业，乡里亲友有口皆碑。他还独资兴建故乡一座石桥，取名“惠恩桥”，以示不忘故乡养育之恩。这些乐善好施的钱款，都是从平日极为简朴的生活费用中点点滴滴节约下来的。 锡福对子女的要求亦极为严格，几乎不给任何享受奢华的机会。粗布衣服，常常是从老大穿到老五老六，缝缝补补，视俭省为荣。孩子们入学直至高中，几乎不给零花钱，雨天顶斗笠，常常显得比一般市民的子女更为“寒酸”。他常以自己的奋斗经历教育子女，要求子女刻苦勤劳，自力更生。遂致形成俭朴的家风，对子女影响极大。 锡福有子女十人，现健在八人。长子黄启元在父亲支持下早年参加工商联工作，后调省任职，现为民建中央委员、省民建副主委、省职教社副主任。其余九子女，或从医，或从教，或做干部、工人，或在政府机关任职。有两个儿子受过高等教育。几乎人人都成为单位的骨干人员、先进工作者，受到政府或单位的各种奖励。子女的健康成长，与锡福的严谨家风、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锡福先生于1965年辞世。起初仅为一般的消化不良，住院后因医务人员不负责任，对他病历上患糖尿病的病史未予注意，竟施以葡萄糖静滴的方案。静滴一日后，锡福自感反应不良，要求自开药方，又被拒绝。病危时，泉州市中西医界名流均来探视会诊，急令取消葡萄糖静滴，但为时已晚。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师，竟因医疗上的误诊过早结束了生命。这也是极为令人叹息的一幕，特此追记，以为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