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石狮是一个足以令人思考和回味的地方。 陆开锦离开石狮已经多年，但他对石狮的发展仍满怀关注和期望。 陆开锦说：“建市最初几年，石狮曾以其鲜明的个性，以其改革所具有的先行意义，在整个中国，甚至海外华人社会中，大红大紫。但，石狮的个性，石狮改革的先行性现在已经不那么突出了，甚至可以说，已经逐渐消失了。换句话说，石狮越来越缺少品味了。我希望：石狮，保持你的个性，继续你敢作敢为的精神，拒绝平庸，追求崇高，高昂起你的头！” 二 1996年夏，陆开锦正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他的国际经济管理学硕士学位。在一本纪念北京大学100周年的刊物上，刊有陆开锦的简历： “陆开锦1963年10月21日出生，福建古田人。他8岁入小学，13岁入中学，17岁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21岁到南开大学读社会学研究生。1986年(23岁)到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工作，1991年(28岁)被任命为省委办公厅经济二处副处长，旋即又到石狮市挂职锻炼，任石狮市委常委(1991－1993)。1994年－1995年在上海外语大学、厦门大学、福州大学进行近一年的外语专业培训，1995年7月被定为正处级，8月作为福建省首批出国留学的领导干部，被组织上派往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国际经济管理学硕士，1997年8月按时学成归国，是年底，被任命为福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成为福建省委智囊团和秘书班子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几年来，他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为福建省委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意见，并在各类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经济学与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其中5篇获得省级奖励。由于他出生的那个村庄贫穷而又闭塞，尽管父母终日劳作，幼年生活仍然较苦。中学时他曾因丢失5元钱而哭了好久。所以，无论是从政或做学问，他总是提醒自己，千万别忘了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兄弟，总希望着尽自己的力量为他们做点事。他认为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他的追求是永远不离开北大那种对国家对民族有强烈责任感的校风、学风。能成为北大人，实在是他此生中的大幸福。” 陆开锦的简历记录了一个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生命的足迹。 三 陆开锦，他不属于那种外表高大英俊之类的青年，而是一个虎虎有生气、有思想、有理想、有个性、有实践经验、有进取精神，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责任感的青年知识分子。 陆开锦先生 陆开锦现年35岁，正是风华正茂，奋发有为的年纪。他说：1978年考入古田第一中学，1980年从古田一中考入北京大学，1991年从省委办公厅到石狮挂职，1995年到英国留学，这几个关键环节被我抓住了，构成了我人生途中几个重要阶段，也就是从农村、传统、落后、封闭逐渐地向城市、现代、先进、开放迈进。 陆开锦少年时代家境艰苦，但他励志笃学，奋发图强，即使山村交通不便，远离县城，也是风雨无阻，求学益坚，终至学业优秀，考上名牌大学，并且贯通中外，获得双硕士文凭。 “我的父母都没有太多的文化，为了把六个儿子抚养成人，他们成年累月地劳作，日子过得挺艰难。但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信念，即只要孩子们能念书，即使变卖家中的东西也要让孩子上学。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虽然父母在学习上始终没有给我什么帮助，但他们对读书的态度给我激励很大。对我影响甚大的还有我小学时启蒙老师的谦和、温文……” 为铭感乡情与父老亲朋曾经的培育，为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陆开锦在工作之余仍不断为家乡古田的各项建设出谋献策，无论是建校铺路或是山村农业的综合开发各项，他均竭力贡献智慧，穿针引线。在家乡人们的眼里，陆开锦虽身居要职，然而却礼让谦恭，富于乡情。凡此种种优秀品德和情操，家乡人有口皆碑，当地父老乡亲与各级领导也同样深感挚情。 一个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才可能爱祖国。 陆开锦小时候在家乡见到的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促使他去思考中国农民的问题。 “小时候的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贫穷加愚昧乃万恶之源。” 但是，1991年10月，当陆开锦作为福建省委办公厅的一个青年干部，到石狮市挂职锻炼时，他所面临的现实已经不是贫穷的问题，而是富裕起来的石狮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四 陆开锦在挂职期间，对石狮有了他自己的认识和把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石狮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从原有的一个农村集镇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新兴的城市，石狮市值得研究和总结的东西很多。我认为，石狮的成功，更重要的还不在于其自身的发展，而是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许多启发。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同样的人，国家同样没有多少投资，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就创造了如此的业绩，超越了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历史？虽然其中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使石狮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在石狮挂职锻炼，使我更强烈地体会到党的政策的威力，更直接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效率，从而加深了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高了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在石狮两年时间，陆开锦发表了对石狮改革探索的文章有23篇之多。同时，他还与其他同志一起编写了《石狮试验：——我们的思考与实践》、《迈向现代文明——石狮精神文明建设研究》、《石狮，大变迁与新趋势》等著作。 而陆开锦写下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论石狮姓社不姓资》，该文刊于1992年《福建通讯》和《理论学习月刊》，获泉州市党建理论研讨会一等奖，福建省理论刊物联合征文二等奖，并被中共石狮市委作为文件下发。 五 对石狮姓“社”还是姓“资”的议论，由来已久。 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人把石狮称作“小香港”，或者“小台湾”，其中虽然隐含着石狮市场繁荣、商品经济发达的含义，但主要的是认为石狮姓“资”而非姓“社”。某些人甚至把石狮说成是福建省的“一国两制”。建市以后，石狮实行了“小政府、大社会”体制，又有一些人认为“小政府是共产党的，大社会是资本主义的”。对于这些看法，石狮的广大干部群众虽然很不服气，但在认识上也并不清楚，谈起这个问题总是不敢理直气壮，而往往采取回避方式。这个问题给石狮干部群众带来了相当大的思想压力，成为影响石狮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 陆开锦认为，对石狮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来源于对石狮经济发展中如下一些现象的不同看法：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石狮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小，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大。从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和产值来看，前者大约占20%，后者大约占80%。 “第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上，石狮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各种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比较发达，价格基本放开，政府对经济的运行很少进行直接的干预。 “第三，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石狮有一部分企业家的财富积累相当迅速，估计在1992年时，资产在百万元以上的将近300个，其中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6个，5000万元以上的有8个。 “第四，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石狮存在着走私、嫖娼、赌博、封建迷信等社会消极现象，社会治安形势也比较严峻等。 “因此，对于石狮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争论，其根本原因在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到底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如果我们用抽象的社会主义理论，即社会主义在所有制方面是‘一大二公’，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是高度集中的计划调节，在分配方式方面是完全的按劳分配等原则来观察，那么，石狮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要求，而得出石狮姓‘资’而非姓‘社’的结论。然而如列宁所说：自从社会主义理想变成现实之后，它的理论和原则，都要由实践来检验，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发展。只要我们不是从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认识社会主义，从石狮的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理解其经济发展的道路，那么，我们对石狮姓‘社’姓‘资’问题就可能得出另外一种看法。” 陆开锦在文章里写道，“判断任何一项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是姓‘社’还是姓‘资’，其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根本标准，乃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其中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着生产关系，所以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的根基。衡量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最终要以生产力为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首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人民之所以跟着共产党起来革命，否定旧社会而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因为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使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显然，邓小平同志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任何赞成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丝毫不应忘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 陆开锦说：“用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石狮改革开放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毫无疑问，石狮是姓‘社’而非姓‘资’。从自然条件来分析，石狮地少人多(人均耕地不到0-3亩)、资源缺乏(除了石头、沙子、海水，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生产条件比较恶劣，很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许多石狮人正是迫于生活而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海外谋生。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石狮地处海防前线，属于农村集镇建制，国家不愿也无力进行投资建设，加上极‘左’路线又把群众从事一些商品经济活动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不断地进行割除，严重影响了石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980年石狮、永宁、祥芝、蚶江四个乡镇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到100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00多元，许多群众生活靠海外侨胞寄回的侨汇维持，生活极为艰苦。从社会结构来分析，由于人多地少，就业问题无法解决，许多百姓无事生非，社会治安问题相当严重。加上石狮是个著名侨乡，海外华侨与本地人口几乎成为1∶1(约28万人)，每家每户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与‘侨’字有关。由‘侨’所带来的与海外的频繁交往，冲击着石狮人闭关锁国的观念，而更多地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两相比较，许多石狮人产生了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看法，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情比较淡漠，一些人想方设法，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离开家乡去海外。由此证明，如果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 “生产力标准的基本内容，首先是解放生产力，也就是首先要有人的解放，尤其是对劳动者的解放。社会革命，就是通过暴力形式，变更旧的生产关系形态，实现对劳动者的解放来解放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特别是初级阶段，由于种种原因，仍然存在着阻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生产关系，消除这种生产关系，不能再通过社会革命的形式，而只能采取改革的方法。因此，邓小平同志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建市以来，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解除了束缚在人们身上的不许择业、不许流动、不许投资非农产业的绳索，充分地调动了海内外石狮人投资、经商的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石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建市前几年，石狮经济发展年均递增速度都在35%以上，经济发展水平三年翻一番，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亿元，是1987年的3-5倍；财政收入从1987年的1900万元上升到1991年的8925万元，而且还累计上缴上级财政4000万元，出口创汇3600万美元，为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贡献。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提供了出路，石狮不仅消化了本市农业剩余劳动力三万多人，还为市外(包括省外)解决了六万多人的就业问题。1991年，石狮农民人均纯收入1250元，城市居民生活费收入2500元。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石狮还确立了以城带乡、以富帮贫、城乡一体的发展战略，注意处理好‘小市区与大农村’的关系，大力加强农村经济的发展。市政府每年从乡镇企业中收取近一千万元的各种管理费和捐赠款，用于支持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把人均收入700元以下的20个村作为扶贫对象，采取倾斜政策、财政拨款、社会集资、部门挂钩、先富与未富结对等措施，帮助这些村发展科教事业，改善投资环境，投资创办经济实体，使这些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石狮只有先富与后富、大富与小富的差别(虽然这种差别还比较大)，而不存在两极分化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开始从理想王国回到现实土地上，增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吸引力。1987年前，石狮还是一个农村集镇，如今已成为一个新兴的侨乡城市，成了祖国东南沿海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人的素质和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人们感谢党和政府为他们提供了勤劳致富的机会，除了积极扩大生产规模外，许多人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1991年华东发生水灾，石狮人就捐献了30万元资金。过去，许多石狮人总想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到1991年已有三百多位海外华侨回来投资搞实业，其中有些就是改革开放前想方设法逃出去的。这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证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我们永远地记住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或忽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六 这里，陆开锦描述的是1991年的石狮。从那时到现在，又七年过去了，石狮的经济总量又翻了几番，石狮人已不再为拥有百万家产而骄傲，就是亿万富翁在石狮也不再稀奇。在实现小康后石狮人正在为建设宽裕型生活而努力。 或许，当陆开锦以邓小平理论为武器，斩钉截铁地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时，在他的心中，少年时贫穷打下的深刻铭印，此刻还在隐隐作痛。 陆开锦通过对“石狮姓社不姓资”的论述，勾画出了社会大转折的一段历史，勾画出了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一段历史，勾画出了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力重新被证明的一段历史。 在洋洋万言的《论石狮姓社不姓资》一文中，陆开锦不但用“生产力标准衡量”发展中的石狮，还从“所有制结构”来看石狮，不但论述了石狮“经济运行机制的特点”，还强调了“上层建筑的性质”。 陆开锦说：“邓小平同志提出衡量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时，不仅提出了社会生产力这个核心，还特别提到了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问题。综合国力是由各种力量组合成的国家实力，除了社会生产力等物质力量外，还有政治和精神的力量，也就是还包括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不用怕，政权在我们手里’就是这个含义。因此，在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中，还应该包括政治制度中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以确保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也是生产力标准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毫无疑问，石狮也是姓‘社’不姓‘资’的。 “改革开放使石狮商品经济迅速崛起，市场急剧扩大，社会生产力和群众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同时也出现了走私、赌博、卖淫嫖娼、假冒伪劣商品等社会消极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首先，应该承认，社会进步总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改革开放也不例外。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社会消极现象的存在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对石狮来说，第一，非公有制经济占较大比重，这种经济形态具有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则，对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次，石狮是著名侨乡，对外交往频繁，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乃至反动的东西也必然要渗透进来；第三，石狮又是海内外颇有声誉和争议的地方，社会历史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可能视之为一个突破口，隐蔽战线上的斗争比较尖锐；第四，石狮乡镇企业和市场比较发达，来此做工和做生意的流动人口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也必然更重。因此，由于石狮历史与现实的特殊性，社会消极现象更难以避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根本没有消极现象，而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消极现象。我们不能因为消极现象难以避免就放任自流，也不能因为消极现象的存在而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减少社会消极腐败现象，根本的办法是要进行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地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才不会失去其内在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才能进一步地前进。” 七 陆开锦在石狮挂职锻炼期间，协助市委副书记黄源水分管市委办、宣传部、文明办工作。1992年还协助吴彦南副书记分管农村社教工作，兼任市社教办主任。 陆开锦谈起他在石狮度过的这两年时间，充满感情地说：“那两年，在石狮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确实收获不小，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在省直机关里学不到的东西，开阔了视野，增强了工作能力，丰富了多方面的知识，大有‘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之感。” 除了有感而发，写了二十余篇探索文章，并组织创办《石狮研究》外，陆开锦在协助黄源水副书记分管宣传思想工作过程中，注意学习和把握上级的有关精神，突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突出为经济建设服务，从石狮实际出发，加大对外宣传的分量，并注意宣传的系统性，使宣传工作具有较大的声势，取得更大的效果。 1992年以来，他组织了《福建日报》“石狮经济谈”系列宣传活动，在《香港商报》开辟了每月一次的专版，与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举办了《话说石狮》系列等等，还具体组织了上下集的电影政论片《石狮启示录》、4集电视专题片《石狮之谜》及《华侨将军李子芳》等影视的拍摄。《石狮之谜》于1993年9月2日在中央电视台“经济专栏”中以4个频道，连续4天播出，引起很大反响，并通过电视卫星向全世界播出。为加强对干部、党员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系统介绍石狮市场经济发展情况，他多次给各部委上党课，还被省委办公厅、省直机关党委、及驻军部队等单位请去办讲座，均获好评。在参与创办《石狮消息报》过程中，他积极吸收多方面的意见，以改革的精神来设计报社今后的发展路子。在组织农村社教活动中，他紧紧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开展各项活动，突出宣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群众大办实事好事，使社教活动开展得扎扎实实，富有成效。 陆开锦说：“那两年，我利用抓社教工作及其他一些机会，跑了石狮四、五十个村庄，在与群众的接触中，了解和掌握了许多基层的实际情况，学到了许多东西。那两年我所做的一点工作，所取得的一点成绩，都是在石狮市委的直接领导和同志们的辛勤工作下取得的。尤其是刘成业书记和黄源水副书记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令我感动。两年的时间虽短，但无论我今后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那两年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它对我生命的意义。我真诚感谢组织上让我去石狮挂职学习，真诚感谢石狮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感谢石狮人民创造了这样一个发展现实，让我从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启发……” 八 在石狮挂职期满后，陆开锦带着石狮市委对他两年工作的高度评价回到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1995年8月，受福建省委组织部派遣，陆开锦远涉重洋去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伯明翰地处英格兰中部，是仅次于伦敦的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大学是英国的著名学府，其工商管理学院享有很高的声誉。 陆开锦说：“根据组织安排，我这次出国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即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知识，争取把MBA学位拿回来。” 在西方国家，MBA被公认为是一门较为难学的课目。它除了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如金融、财务、营销、人事等等的培训外，还非常重视对现代企业家素质的全面培养。有人把这归为“3C”教育，即CONFIDENCE(自信)、COMPETITION(竞争)和COOPERATION (合作)。3C教育贯穿于MBA课程的全过程。案例分析，是MBA最重要的教学法，也是它与经济学偏于理论分析所不同的地方。此外，商战模拟、辩论、演说、专项调查、实际推销、甚至体力、技巧的训练，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些活动，常以团队对抗的形式进行。每个团队常由4－5个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男女组成，以培养学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合作、领导的能力。 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一样，在英国两年，陆开锦经历了语言的障碍，生活的不适应和精神的苦闷等困难，但凭着坚定的意志和艰苦的努力，他终于完成了学业，拿到了MBA学位。陆开锦认为，除了拿到学位外，两年留学最大的收获是开阔了视野，尤其是跳出中国看中国，对邓小平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陆开锦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像英国这样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3%－4%的年经济增长率就算非常好了。这两年中遇到的无数点点滴滴的事实，都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国家富强与民族尊严之间的内在联系。1995年11月间，一位教授在班上讲述他80年代初作为投资顾问来到中国，中国同行模仿他拿刀叉吃西餐的事，其语气显然带着一股鄙视的意味。1996年11月，这个教授在课堂上再次讲到中国时，那语气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刚从中国回去)，他惊叹‘上海是我此生见到的最大的建设工地’，‘长此以往，中国的未来不可想象’，对中国充满溢美之辞。还有一次，我邀请几个英国朋友到我的住处观看介绍福建和上海改革开放的录像带‘这是一片热土’和‘辉煌的五年’，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无不表现出惊讶、羡慕的神情，显然，这与他们从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个别的人甚至担心中国强大了，会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客们正在叫嚣‘中国威胁论’)。我深切地感受到，虽然西方人看待中国的心态或许不一，但都在肯定或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不可忽视。尤其是香港的顺利回归，洗雪了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的一大耻辱。置身英国，看着昔日掠我国土的帝国那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景，在我的心中，民族的自豪感从来没有体会得这样的强烈和深切！” 陆开锦认为，不可否认，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依然有着很多值得我们羡慕、学习的地方。从国家的法制到百姓素养，从生活的环境到服务的质量，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记。 陆开锦说：“与它们相比，我们确实落后许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也还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其中包括西方一些国家给我们制造的麻烦，诸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经济磨擦之类。西方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与统一，他们总是以‘人权’‘民主’‘中国威胁’‘文明冲突’等为借口，干涉我们的内政。例如，1996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炮制了一部片子叫‘回到死亡屋’，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中国在故意地、大规模地残害孤儿院里的儿童。还有一个片子说中国政府如何破坏西藏的宗教文化，甚至竟说中央政府每年从西藏掠走上亿元的财富。类似的恶意报道有时到了无耻荒诞的地步。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自由’、‘民主’等等，一涉及到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时，马上就脱下了其崇高的面纱。英国前外交大臣道出了至今许多人不好意思说出的话：‘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永远的利益。’虽然西方国家在舆论与行动上还可能继续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设置一些障碍，但我们国家前进的步伐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国外学习两年，我对祖国前途看得更为清楚，也更有信心了。” 陆开锦谈到他在英国留学的业余生活时说：“那两年，我虽远离祖国和组织，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在学习、生活中都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并努力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例如，由于受传媒影响，西方的普通百姓对中国的认识非常有限且常常是负面的。在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总是积极地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进步。几个住在我附近的英国人起初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有的问我：‘台湾真的属于中国吗？’有的说‘中国政府真的不迫害基督徒吗？’有的甚至问‘中国也产桃子吗？’逐渐地，他们不仅成了我的朋友，而且简直成了中国迷，逢人便讲中国人好。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1996年6月和1997年7月，他们甚至为我们组织了两次‘中国文化之夜’，参加者总计有80多人，他们看介绍中国的录像，喝中国茶，听我和其他几位中国留学生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改革开放的情况，我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时，是以石狮作为例子的，许多老外听了都感到不可思议。社会效果很好。” 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1996年6月，陆开锦还专门去购买了一部录像机，他经常从中国银行伯明翰分行(他同前后两任经理都成了好朋友)及其他渠道借来春节联欢晚会、香港回归系列庆典、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及其他介绍中国的节目，组织中国留学生一同观看。次数多了以后，他的住所就被中国学生戏称为“旅伯支部”。 那两年，他积极地同来自香港、台湾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学生交朋友，积极地向他们介绍我们的对台、对港及改革开放政策，并前后两次参与组织商学院华人同学联欢会。那两年，他还对英国(以伯明翰为主)的华人社区做了一些调查，也结交了一些当地的华人朋友。 为增长知识，扩大视野，在英国两年，陆开锦在繁忙的学习之余，还抽出时间，利用假期，走了许多地方。除英伦三岛外，他到过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爱尔兰等。除了观察西方社会的风土人情，还注意了解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写了许多优美感人的散文，为此《石狮消息报》曾专门为他开辟了一个小专栏。 陆开锦说两年的留学生涯，“就像在石狮两年一样，在英国两年的求知求学，不仅在工商管理的专业知识方面学到了很多东西，获得了硕士学位，而且在世界观、责任感等方面，也是一次超越，收获是巨大的。我非常感激组织上给我这样一个难得的出国学习机会。我相信，这两年的学习收获一定会在我以后的工作中体现出来，我会努力工作，尽力将自己所学的知识回报于社会，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不辜负组织上对我的深切期望和培养。” 九 陆开锦是幸运的。尽管他生在共和国缺吃少穿的60年代，但是他却成长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到2000年，80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将是社会的中坚，他们肩上担负的将是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日益汹涌澎湃，它已经引起，并将继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促使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新的变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技术相对落后，正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大国来说，这场世纪末的科学技术革命既是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机会，又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 陆开锦和他的同时代人正好赶上了这样一个既具挑战又奋发有为的时代。 陆开锦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过农村的贫困，曾为丢失5元钱而痛哭失声，然而，当他学有所成回到自己的家乡福建，他看到的却是我们广阔的农村正在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这个意义深远的转变向他们这一代人展示和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陆开锦正经历着从农村、传统、落后、封闭逐渐地向城市、现代、先进、开放迈进的全过程。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使我们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设备、管理方法的同时，如何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袭，如何保持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样是一场严峻的挑战。 无论陆开锦在石狮挂职的经历，还是他远涉重洋去到英国伯明翰留学的经历，都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思考空间。 十 建市十年，石狮作为福建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来到石狮挂职锻炼的干部为数不少。那些来自北京、福州、泉州以及全国其他城市的挂职干部都曾留下过自己的声音。 陆开锦在石狮留下了他的足迹和声音，他的《论石狮姓“社”不姓“资”》和其他一些著述，给石狮留下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笔精神财富。 当石狮人民昂首阔步向前迈进的时候，相信他们偶尔也会回首自己城市的往事，回想起当年的石狮是怎样从姓“社”还是姓“资”的迷惘中解脱出来，回想起当年的石狮小镇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回想起凤里庵前那尊穿越千年时空，却依然迷惘而执著的石狮子…… 是的，石狮人民不会忘记自己的过去。 石狮人民将会记住那许多曾经来往于石狮的人和事。 人过要留名。 雁过要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