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城，字念庭，号殿臣，惠安县洛阳镇岭头村人。清嘉庆七年(1802)二月二十三日生。父陈纯仁在外为塾师。金城幼年颖悟，随父就学，所阅之书，过目成诵。金城年甫十三，参加县试，考中秀才。后入泉州清源书院读书，与陈庆镛、苏廷玉、黄宗汉、杜蕉林等人同窗。十六岁，师从同邑经学家孙经世攻读经学，孙以其才华许配以女。道光二年(1822)，金城参加乡试，以第十三名入取举人。时称“四书文脍炙人口，经文进呈御览，弱冠文名大振。” 道光七年(1827)，在惠安知县仝卜年倡议下，金城与孙衍、孙其青等八人为董事，孙经世等十六人为襄事，出面募集两万金，择地于县城东门外建造文峰书院兼考棚，余资存商生息，以供司职膏火。 十一年(1831)冬，金城与恩师、岳父孙经世随福建省乡试主考官、礼部侍郎、浙江学政陈用光赴京。十二年(1832)正月，途经扬州，随陈用光拜访经学家包世臣，深受教诲。二月抵京后，在孙经世指导下，于住处京都泉州旅邸开设讲堂，讲演易经、礼经。十五年(1835)、十八年(1838)，金城两次参加会试皆不中，后遇大挑，以二等选署古田教谕，旋授连城训导。任职期间，对百姓“循循善诱，到处咸有声称。” 二十年(1840)七月，英军进犯福建。金城撰写《平夷论》，提出了“未至则防守为先，将至则瞭望为要，既至则策应为重”的御敌策略和“兵以卫民，民以卫兵”的兵民团结共同抗敌的军事思想，强调了军队士气：“总使我军有必吞逆夷之心，毋使逆夷有轻视我军之意。”二十二年(1842)，英军再犯福建，金城撰写《筹守福州议》和《筹守泉州大坠议》，力主整顿海防，保卫福建，提出“古今争胜之法，能进战而后能退守”的积极防御的策略和“人自卫兵，家自为敌”，“倏然变生，仓促可集”的民众战争思想，指出“古今固国之道在人心，原不在地利”，“天下无民不能兵，则夷民自望风而退之”。闽府当局“照议商办，民赖以安”。六月，江南提督陈化成在吴淞口督部抗击英军，为国捐躯，金城为其撰写神道碑文，沉重哀悼。 二十三年(1843)，金城为陈庆镛代拟《申明刑赏疏》，指控卖国权贵、败将逃官，申明必须以法治国才能得民心。奏文一上，“直声震海内”。 在此至二十五年(1845)，先后撰写《杞忧私记》十一篇政论文，其用意“是用隐忧敢怀远虑，用征世变焉尔”。极力反对清廷对列强“讲和”、“互市”及开设闽、浙、苏、沪、津五处码头，指出“况我朝祖宗疆土不可尺寸与人，若以五处码头与夷人，与割地求和无异。”重申必须主动抗敌：“驶夷人之法，必能战而后能守；能战能守而后可言和。”总结了当年斗争的一条规律：“大概百姓畏官，官畏夷鬼，夷鬼畏百姓，与蜈蚣、蝎子、蛇无异。如此情形而入告曰：‘民夷相安。’安乎？否乎！”此外，金城还在《福州团练记事》(1845)等文中论述固疆御侮问题。 二十七年(1847)，林则徐在道经金城家乡时，于该村岩山崖石上题词“观文化成”。 此期间，金城调京为内阁中书，嗣改官刑部云南司主事。金城到任六个月，同僚们“震其名”，遇到疑难案件，都来找他商榷；每次拟奏稿，也向他“殷殷求质”。金城皆悉心指点，知言尽述，因此名声更大，上司都很倚重他。 三十年(1850)夏，金城请假归里省亲，途经上海，恰遇英人计划在上海开建马路，准备毁占民田和民墓，遭到居沪的福建人的反对，双方相持不下。当地的官吏也束手无措；莫可如何。金城遂约请这些闽人立下禁约，理直气壮地抗拒英人。他还向地方官吏提出交涉，慷慨敢言。英人听说后心惊气泄而不敢实施其计划。自此淞江一带的妇孺都知道陈金城的大名。 金城博学诸说，尤其精通《易经》，融汇汉、宋诸家言而“独出已见”。他治学严谨，且教授有方，如取五礼道政，各绘为图，补以汉经与旧说，“令学者豁然易晓”。他又工于书法，曾在洛阳桥中亭上题词“海内第一桥”，闻名闽郡。遗有文、史、哲学著作《怡怡堂文集》六卷二百九十二篇。 (陈信堂 林瑞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