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型“为人” 西方式“做事” 黄宜弘，1938年12月23日出生在福建厦门的鼓浪屿，祖籍福建泉州；1948年随父母到香港，先后在轩尼诗道小学和皇仁书院度过了少年时代；之后到澳大利亚的悉尼求学；1959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深造，主修电子工程，并获工程学硕士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美国宝莱电脑公司任高级工程师。 黄宜弘青年时代非常勤奋、刻苦，并显示出他的聪明过人和出众才华。 他在美国读大学时，书念得好，被人称为“数学天才”。虽然他父亲供他上学费用，但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一直进行勤工俭学。课余，他不是给人理发、开车，就是给人剪草、修树、种花，或打扫、油漆房屋…… 回到香港以后，黄宜弘在从事金融业和工商业之余，又先后考取了美国修兰大学和加利福尼亚海岸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连数年，他几乎停止了一切社交和娱乐活动，以顽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接连获得了法学和工程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把自己造就成多学科的专家。 早在美国宝莱商业机器公司工作期间，美国万国宝通公司就用黄宜弘设计的先进电脑替代了他们原来的电脑。结果，使这家公司在技术上居于领先地位，业务上得到很大发展，连美国的商业巨子也不得不对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刮目相看，回到香港以后，最初黄宜弘被安排在电子厂工作，他设计的电子钟，当年在香港曾获得“最佳设计大奖”。进入80年代中期，黄宜弘又因成功设计香港联合交易所电脑系统，促进金融证券业务更趋现代化和科学化，在1986年荣获当时香港商界最高荣誉奖——“拿破仑商业奇才奖”。 香港首间股票交易所成立于1891年。现在的香港联合交易所是由以前的4间交易所合并而成，于1986年4月正式成立开业。 联交所成立前，就已酝酿要实现电脑化。既属电脑工程师，又对股票买卖程序十分熟悉的黄宜弘，被选中承担此项重任——由他负责策划和设计一套适合香港股市结构的电脑系统，在联交所开业时启用。从1981至1986年，黄宜弘用了整整5年时间，精心研究、设计和监管这个系统。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奋战和使用前的最后4次演习，这项投资7000万港元的电脑装备终于获得成功，在1986年4月2日联交所开业时正式使用；由过去每日平均处理8000宗股票业务，而变成每日起码可完成2-3万宗股票证券买卖，电脑交易量可达到原“四会”总数量的五六倍，使香港成为东南亚地区，第一个装上最先进电脑的股票市场，从此香港的证券交易进入了新的纪元…… 实践证明，由黄宜弘策划和设计的这套电脑系统，目前已成为全世界最先进的电脑系统之一。自1986年4月正式使用至今，历经10年时间的检验，从未出现任何问题。 黄宜弘的妻子梁凤仪，是近年来深受香港读者欢迎的著名女作家，又是香港商界和出版界事业有成的女强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丈夫，说他“受过西方教育，具有科学的理论和周密的头脑，在做事情方面属西方型；但他天性善良，在为人与感情方面，非常传统，属东方型”。黄宜弘非常支持妻子的事业，他鼓励她把香港回归祖国过程中有意义、有代表性的事件写成小说，让内地人民对香港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市民生活有所了解，让香港同胞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 爱国爱港 旗帜鲜明 在黄宜弘香港南区薄扶林道的寓所里，收藏着两件他最珍爱的东西： 一件是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平时，他珍藏起来，每到国庆期间，就把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悬挂在家中的客厅里，让每一个到访的客人都能分享一分喜悦。 另一件是1995年他父亲书赠他的“诚信为国”的条幅。 在黄宜弘香港中环德辅道中公司写字楼的会客室墙上，挂着许多帧近年来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他的彩色照片，以及他积极参与香港回归及平稳过渡事务的剪影。 这些陈设，充分反映了黄宜弘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爱国爱港，旗帜鲜明。 在80年代，黄宜弘为香港联合交易所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为世人所公认的巨大贡献。从1989年至1991年，他接连两届担任联交所第一副主席，在会员中威信很高，在证券界内外深受拥戴。按照他的业绩、水平和工作经验，如依惯例进行选举，下一届主席无疑非他莫属。但因他在社会政治活动中高举爱国爱港旗帜，在联交所维护港人利益，不断揭露和批评英国人欺诈港人的阴谋伎俩，被港英当局视为“眼中钉”。港英当局为支持外资向华资夺取联交所的控制权，竟然决定不让黄宜弘出任联交所主席，并采用极为卑劣的手段，劝黄宜弘“辞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黄宜弘虽然无奈地“辞职”了，但他对港英当局的可耻行为，永远是愤愤不平的。他说：“港英当局迫令联交所改组，是一种用政治手段取得经济利益的做法。”通过此事，他进一步看清了殖民主义者狡诈阴险的真面目，也使他在爱国爱港的道路上，更加义无反顾。 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于1900年，全部由华人实业家组成，至今已拥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6000多个，是香港最大、最有实力和最有代表性的工商社团。 黄宜弘早在1980年4月，就加入了香港中华总商会这个历史悠久的爱国社团，并为永远个人会员。在入会后的最初4年，他被选任会董；从1984年至今12年间，他连任6届副会长(或司库)。在历届会长的领导下，他在中总脚踏实地做了许多工作，在北京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切的接见。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中，香港曾一度出现思想混乱。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黄宜弘和一批爱国爱港人士在1989年夏天发起成立论政团体新香港联盟。新港盟坚持爱国爱港原则，明确支持“一国两制”，拥护基本法。黄宜弘为创会会员，后来被选为义务秘书，现任该会副主席。为增进港人对中国的了解，黄宜弘曾多次组团访问北京、上海和西安等许多城市，促进内地与香港的往来交流，获得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人的好评。 1985年7月1日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同时成立了由180名香港各界各阶层代表组成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黄宜弘获选为委员，并任其中一个小组的召集人。在历时4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他埋头苦干，尽职尽责。 1992年3月，黄宜弘被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聘请为首批港事顾问。对此，他说：“我乐意担当港事顾问，并将以忠实、诚恳的态度，以爱国爱港的宗旨，为国效劳。”他说到做到，多年来用各种方式，为香港事务出谋献策，主动提出不少宝贵的意见，总计不下几十次之多。 1993年7月和1996年1月，黄宜弘先后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任中英联合小组关于香港过渡时期财政预算编制以及有关问题的中方专家组顾问，参加香港财政预算编制事宜。几年来，他不辞劳苦地奔波于香港与北京之间，紧张而卓有成效地工作。 坚持原则 效港报国 自1991年至今5年来，黄宜弘连续两届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 据不完全统计，黄宜弘在立法局近5年来，先后参与140多个小组委员会，并17次担任多个委员会的主席或召集人，据立法局秘书处统计，他的平均出席率达85%。 在立法局议员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措施进行辩论时，在有关政治方面的多次发言中，黄宜弘总是站在港人利益的立场上，自觉地维护“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拥护祖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吁请改善中英关系；同时，对于有损国家和港人利益的事，对于英国人在1997年前在政治、经济、金融、证券、基建工程、社会福利、人权问题和财政预算等方面的种种阴谋诡计，他总是有理有据有节地公开加以揭露。 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1992年7月到香港上任，10月7日在施政报告中，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基本法、中英外长关于政制的承诺和协议，单方面公布了他的所谓政改方案，企图取代基本法所规定的政制方案，挑战中国主权，破坏中英合作。中方向彭定康提出意见，他拒不接受。当时在立法局多数议员一边倒的情况下，黄宜弘不惧港督的淫威，以大无畏的精神，于1993年1月13日在立法局提出议案，严正谴责彭定康“三违反”的政改方案背信弃义，倒行逆施；要求港府不要提交这个方案给立法局审议；要求彭定康立即撤回他那个徒然带给香港祸害的方案，重新回到与中方合作的正轨上。议案虽然未获通过，但时至今日的实践证明：彭定康在错误的道路上已自食其果，变成了孤家寡人；而真理，恰恰是在黄宜弘这一边。 1993年9月15日，黄宜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对港英当局的一些做法，绝不能苟同。他说，英国人在1997年撤出香港之前，政治上制造混乱，经济上巧取豪夺，法律上做些手脚，如有人企图改变多年来行之有效的行政主导为立法主导，其居心何在？不能不令所有真正关心香港前途的人们提高警惕。 在距离香港回归祖国1000日时，黄宜弘撰文呼吁：“应提防英国人言行不一。”在立法局辩论彭定康1994年度施政报告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施政报告的要害是“政治上坚持对抗，经济上制造包袱”。 在立法局辩论彭定康1995年度施政报告时，黄宜弘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是一份包藏祸心的“反面教材”。他吁请议员和市民关注后过渡期的财政稳定，他一再强调“基本法规定的‘量入为出’的审慎理财原则，我认为不但必须重申，而且必须以行动来坚持。” 1996年3月26日，在立法局就港英独自制订的最后一份财政预算案辩论时，黄宜弘在发言中揭露：英国人在撤离香港前大搞福利，是在散布毒害社会的“精神鸦片”。他认为，英国人大力鼓吹一种“社会富裕了，应该照顾你”的不劳而获的“新观念”，对社会进步的祸害，有甚于鸦片。 几年来，立法局对议员提出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黄宜弘总是凭着自己的专业经验和效港报国的夙愿良知，从香港整体及长远的利益出发，使用好自己的神圣一票。 黄宜弘也曾就港人和工商界关注的问题向港英当局提出书面或口头质询；并提请当局尊重港人意见，重新评估填海工程和策略性排污计划，尽快将有关规划资料提交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磋商。 祖国至上 积极奉献 黄宜弘不仅是著名的电脑、工程学、法学等多学科的专家、资深的金融家，而且是有作为的务实的爱国企业家。他自从1971年由美国返回香港以后，长期从事金融业和工商业，现在主要担任大正国际集团、永固纸业等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以及合兴食油集团、亚洲金融集团、亚洲保险集团、金利来集团、中旅国际投资等公司的董事。香港公司雇员在200人以上者为数不多，他的公司即属此范围。他兴办的永固纸品厂，在香港同业中颇具地位，口碑甚佳。除香港外，他在深圳、福建、北京等地均有投资。多年来，黄宜弘和他的父亲黄克立及他们黄氏家族，凡遇内地有灾情，或帮助老百姓脱贫，让青少年复学，改善卫生条件，振兴体育事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给家乡和边远地区兴办教育……都慷慨解囊，大力捐赠。美仑美奂的“厦门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和近年来不断筹募给“希望工程”等项目的捐献，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他们从不让传媒报道，只默默无闻地做好事。黄宜弘动情地对笔者说：“我们捐款，不是为了出名，不是为了表扬，只不过是对祖国母亲尽做子女的一点爱心和孝心。以我们家的小本生意来讲，我们已量力而行，尽力而为了。过去是这样，今后我们还会是这样。” 黄宜弘不但在香港的商政两界身居要职，而且在香港和内地的公共服务以及经济和教科文领域也堪称佼佼者。 每逢国庆节到来，或内地在港举办重大活动，黄宜弘常担任筹办机构负责人。他还应聘担任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名誉顾问、广东省闽南经济促进会名誉顾问、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顾问、福建省国际文化经济交流中心顾问、福建省科学协会特邀顾问、福建省留学生同学会副会长、中华三资企业报社名誉顾问。他也是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和湖南大学商学院等中国知名高等院校的客座教授。 黄宜弘是一位博学多才、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社会活动家，在香港和内地的经贸、工商、金融、法律、治安、房屋、基建、社会福利、文教体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等领域，都留下了他辛劳的足迹和感人的真知灼见…… 黄宜弘为人平易随和，宽容大度，思想很开放，富有幽默感，喜交朋友，向以“诚信”和“己所不欲，毋施于人”作为待人处世的座右铭。他尊敬长辈，礼贤下士，上下左右都能很好相处。他与身边的助手肝胆相照，患难与共，也对他们严格要求，赏罚分明。他作风一向谨慎、务实，分寸得当，颇受人们由衷的敬重。 黄宜弘从小喜欢运动，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无不精通，田径、游泳更是强项。中年以后，他迷上潜水、滑雪和高尔夫球。 黄宜弘既是舞会能手，也是桥牌和麻将的高手。他常抽空欣赏古典音乐，喜欢收藏中国名家书画，出差途中在飞机上抓紧时间阅读小说和散文。 黄宜弘的日常作息很有规律，他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他是个具有“举重若轻”大将风度的人。他总是把工作分成重点和一般，保证重点，兼顾一般；然后再按轻重缓急来处理。 “黄先生，多年来你以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无报酬地投入国家的公务活动，这必然要影响你自己经商赚钱。这是一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你是怎样看待和处理这个矛盾的呢？”笔者向黄宜弘，提出这个现实而严肃的问题。 黄宜弘说：“我父亲经常教导我，国家是伟大的永存的，个人和家庭是渺小的短暂的，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国家摆在第一位。” 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指日可待，身为香港特区首届政府推委会委员的黄宜弘盼望已久的大喜日子即将到来，为此他精神振奋，孜孜不倦地参与香港回归及平稳过渡的事务，为确保香港稳定繁荣和“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作出不懈的努力。 (选自《中华英才》，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