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猷，字仲嘉，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卒于庆元六年(1200年)，享年81。登绍兴十五年(1145年)进士。宋孝宗对他的评价是“疏通详雅而善议论，有用之才也。”当汪大猷升迁刑部侍讲时，十分重视制定可循之法制。他针对其时新、旧法混用，有司无所遵承，奸吏乘时贪虐的混乱现象，“请明诏编纂”法律条文。他主持编写法制书本和法律条文，得到宋孝宗的赞许。他还著有《适斋存稿》20册，《适斋备忘》17册，《漫录训鉴》和取唐宋名家诗，集编成《诗韵》40册。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乾道九年，(1173年)，以政绩优异，除敷文阁直学士，再任泉州郡太守。前后在泉州任职3年。 宋政权南渡，政治腐败，经济拮据，粮食歉收，社会凋敝，一切倚办海舶。时泉州为“剧郡”，号称“富州”、“乐郊”，为福提举市舶司之治所，蕃舶、海南船及广米船，每岁乘四至九月南太平洋上刮的西南季风，扬帆而来，以供国课、民食和军需。但从杭州、泉州到广州的海道不靖，海盗经常出没，劫掠船舶。为保护海上生命线，福建道设安抚司负责海、陆巡守，地方各州郡又设州县同巡检，配合禁军，定时分区海上严密巡逻。 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汪大猷刚赴任泉州郡太守，有菲律宾群岛上的毗舍耶人近千人。登上澎湖列岛，尽掠岛上泉州移民所种粟、麦、麻等庄稼，洗劫一空。然后以澎湖列岛为跳板，顺西南季风在泉州晋江县的围头、水沃(今永宁)和漳州漳浦县流鹅砦登岸。这批毗舍耶人在晋江沿海俘乡民为导，恣行凶暴，奸淫妇女，已而杀之，戕人无数。但毗舍耶人喜爱铁器，见老百姓门圈则尽挖去。倘若被毗舍耶追赶紧急，只要投掷以铁汤匙，他们则俯而拾之，可延缓其追逐。毗舍耶人见官军铁骑，则包围而上竞相剔挖战甲上铁片，因此往往而就戮。他们作战时，标枪系绳十馀丈，投射毕拽回，皆因酷爱铁器缘故。汪大猷派出土军、水军，配合禁军进行合击，杀死一批毗舍耶人和几个带队的酋长，俘虏四百馀人，分配到各郡为奴隶。 为保护泉州沿海的安全，保证泉州港的海外贸易不受威胁，维持泉州、澎湖、麻逸(今菲律宾)航线的畅通，汪大猷在澎湖列岛造屋二百间，遣将兵分屯，人数多达千人。初，宋军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的定期戍守，军民十分劳扰。乾道八年春，宋军尚未出发赴澎湖，毗舍耶人又来侵犯泉州沿海。为此，汪大猷把对澎湖的定期戍守改为常年戍守。此项重大军事措施，保护了澎湖岛上泉州移民的农业、渔业、牧业生产，维护了泉州、澎湖、麻逸航线的安全，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汪大猷此举，为中国政府正式在台湾地区设立常年军政机构戍守的开始。它比《诸蕃志》所载“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的纪录早54年，更比《岛夷志略》所云，澎湖“地隶泉州晋江，至元间立巡检司”的设立军政机构的记载还要早120年。 不久，有4艘真腊国(今柬埔寨)商舶来泉州贸易，其中两艘商舶已安全到达，馀两艘商舶在海上被骄横的巡海禁军“以疑似”毗舍耶的罪名，“径捕至庭，自以为功”，随即向汪大猷要求分发奖赏。这件事涉及外贸政策和国防政策的大事。因此，汪大猷亲自“验其物货、什器”，又亲自辨认这些真腊商人，然后说：“毗舍耶面目如漆，语言不通”，而这些人“服饰俱不类”。经过认真的审察之后，确定“仍真腊大商”。可是，巡海禁军固执地认定这批人为毗舍耶人。汪大猷严正地说：“既知为商旅”，又凭什么陷他们入冤狱！便立刻命令有司，“即使尽入来远驿”，按外商礼遇之。对商船上“所贩黄腊，偿以官钱，命牙僧(僧人翻译人员)旬日间遣行”。此举维护了泉州港的国际正常贸易。 汪大猷任泉州太守期间，泉州港与阿拉伯各国的贸易继续发展。这时，在泉州的“番商杂处民间”。以前的郡太守和有关官员，因贪污受贿，讨好外商，在番汉的民事争讼方面，篡改了宋朝政府的法制。汪大猷出任泉州太守后，发现泉州的民事争讼法规定，番商“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这显然是阿拉伯人之习俗。因此，泉州番汉争讼事件频频发生。为维护中国法制的尊严，汪大猷不因循苟且，严厉地宣布：“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此后，“始有所惮，无敢斗者”。既维护了泉州的社会治安，又有利于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朝原有铜不下海的禁令，但绍兴以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铜钱仍大量流往外国，危及政府财政的维持，于是禁令愈严。有一次，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使者请求宋孝宗，孝宗下诏“就郡铸铜瓦三万片”。杭州提举市“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守臣监造之”。汪大猷得旨，“上疏极论其不可”，其理由是“既犯中国之禁，又为外夷所役”，终“独不与。”汪大猷依据法制犯龙颜直谏，维护了中国法制的尊严。 南渡之初，江淮一带战事连绵，江南社会动荡，海道不靖，诸多社会问题汇集一起，可谓捉襟见肘。南外宗正司和西外宗正司南迁福建之后，这些宗室又大多是寄生虫，造成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尤以泉州、福州为甚。其时泉州的粮食严重不足，“岁入不足以供军费，赋十而加五、六。贪吏乘时虐取，而民不堪命。”且福建市舶司设置泉州，“远朝廷而多奇货，吏鲜自洁，商人亦困于侵牟，公私两敝。”居留泉州的宗室，虽其身份特殊，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但因政治腐败，地方官吏贪暴和宗子的不争气，以至于宗子“所得请给，或有或无，颇多失所。或寓旅邸，或在市廛，与民庶杂居，饮搏斗讼，诚可嗟悯。”所以，泉州的宗室成为历任泉州郡太守的棘手问题，被认为是“岁广久以为病”的难治之顽症。 汪大猷废弃前任地方官的苛取百姓以供宗室的措施。第一，他“撙节用度”，即裁减官署费用。第二，在解决粮食不足问题上，采取“增价以籴民”的办法。其具体做法，是根据泉州“故少田，岁藉广米以给”的特点，“籍上户航海者，贷以数万缗钱为籴本。比归粜，以其赢与之，而收其本。”即由泉州地方政府贷款给商人，帮助米商往广南籴米，赢利部分归商人所有，政府只收回本钱。这样，调济泉州民食、军粮和宗子粮食的供应。第三，汪大猷根据泉州南外宗正司分配给宗子的田产，后因各种原因“宗田多户绝，又为豪右所占”的情况，清理出这部分隐田。然后，“谕见佃人，岁以所纳之数输官，听其永耕。”既增加宗子粮供给，又减轻对人民的苛征，稳定了地方政局。 汪大猷任泉州郡太守三年，解决泉州的粮食供给问题，加强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保护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在对待外商方面，既维护了中国法制的尊严，又正确对待到泉州进行国际贸易的外商，是南宋一位比较贤明的郡太守。 汪大猷事迹，详见宋楼钥撰《攻媿集·汪太猷行状》、宋周必大撰《周文忠公文集·汪大猷神道碑》和《宋史·汪大猷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