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邦光，字汝韬，号莱山，晋江人。生于清朝高宗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年)，卒于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享年54岁。 许邦光世家书香，曾祖许世模，是雍正乙卯科举人，诰赠中议大夫，晋资政大夫；祖父许才高，为县学生，诰赠与曾祖同；父亲许继元，是乾隆庚子科举人，累赠中议大夫，晋资政大夫。 许邦光于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年)16岁，补郡博士弟子，旋食饩；仁宗嘉庆十三年(1808年)戊辰29岁，中了举人；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33岁，会试中式，“与侯官林文忠公则徐同以高第捷南宫”，赐二甲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过了5年，即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二十三年戊寅(1818年)，大考翰詹，钦定一等五名，擢詹事府右赞善，寻转詹事府左赞善；不久，晋右中允。嘉庆二十四年乙卯(1819年)，充会试同考官，旋督湖南学政；嘉庆二十五年庚辰(1820年)，转左中允，寻除翰林院侍讲，秩满入都，累迁侍读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 道光四年甲申(1824年)，许邦光复恭膺大考，钦定二等四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转侍读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与修《大清一统志》，历充文颖馆、武英殿、国史馆、治河方略馆协修篡修，及至文渊阁校理、咸安宫总裁、起居注总办。 道光十一年辛卯(1831年)，补大理寺少卿，迁光禄寺卿。未几，母忧，即去官归里，窀穸毕，自己也病倒了。越二年，即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年)八月辛亥，卒于故家。 封建王朝中较想作一番事业的官僚，都很讲究忠君爱国。许邦光在为官的准则上，认为应该是“君臣相正”，虽然“臣有大小之不同，职则尊卑而当敬。”即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极品，也应该时时刻刻以“俭”作“箴诫”，“闻言而却郑赂，改过不惮其烦”，做到“动无踰法”(《大法小廉赋》)。 许邦光确实也实践了他的“箴诫”，不管在京在外，不论在朝在野，都是“廉而不刿，正而不阿”，坚持以法护法，严明赏罚。那时，当官的俸给是微薄的，许多窃权走险的大官小吏，不顾廉耻，使其伎俩，百方罗致，搜刮脂膏。诸如外官对京中大僚，常有馈赠，节寿送礼以外，还有别敬、炭敬、冰敬、瓜敬等许许多多的名称。其实，这些花样，都是变相的搜刮、贿赂。小吏更是上行下效，不择手段，巧立名目，施尽敲骨吸髓之术，相沿成风。许邦光在京畿的时候，对这种恶劣风习早有所闻，直至他“视学楚南”，便下定决心要严绳和剔除这种勒索财物的恶习。果然，在他任内，经过一番整束，“禁绝干谒苞苴”。 那个时候，有一个卫千总叫廖某，“恃符武断，素以架陷生童，俟榜揭，勒索为生。”许邦光搜到了他的真凭实据之后，立即奏闻，“如律法办”。 许邦光任大理的期间，同样“明罚勅法，以为是职。”他不像别的官僚，喜欢作福作威，滥施酷刑，草菅人命。如审问“粤猺一案，与同官往复筹议再三，得平反，活者百数人”。于是，深受百姓的爱戴。 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位较想有所作为的官员，许邦光比起那些昏官贪吏确是更接近下层百姓。所以，在治道的中心问题上，许邦光提倡应当“黜华”、“戒虚浮”、“惩丽靡”。也就是“迹弗涉乎铺张，习莫沿乎汰侈。”这是因为他看清楚这种毫无原则的“粉饰乎太平”，实在是“难资黼黻”(《黜华崇实赋》)。对此，他呼吁“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提出“义以正民”，“而实先乎正我”的自我改造、自觉修养的主张。这就是说：只有“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此中，“且必以礼制之，而后心得其正矣。”这样方能做到“义以方外”，“礼以修内”(《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论》)，从而才能够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长期维护其封建统治。 其实，清朝至嘉庆一代，吏治之坏，已臻极点。“官吏则视为利源，国家则成为漏卮”，如此年复一年，糜帑无算，确实面临“山雨欲来”之势。至道光改元，宣宗皇帝虽然有心锐意改革，且有阮大陶、澍松筠、林则徐、许邦光等一班忠心爱国的大臣同心赞助。可是风习治术，种种等等，都拘守成例，不敢稍有踰越或变通。因此，即有灵丹妙药，也无处投放！ 许邦光为官虽然多半“侍书内庭”，但却很关心农教，重视农业生产。他认为：国家要富强，农业生产首先应该搞好。这和他出生于农村，深刻了解农民疾苦有很大的关系。对此，他留下不少诗章，《赋得农教先八政》一首，这样写道： “……由来乃粒民生入，只在其耕国本先，爱宝何曾财弃地，含饴总赖食为天……” ——(《榕轩诗赋钞》) 又如《赋得锄禾当午》一首，既抒写农忙季节耕稼的场面，又有意用心激励乡亲勤耕细作，去赢得好的收成： “……田家力作当农节，为护嘉禾好把锄。正喜占庚开霁色，刚逢卓午课新畲。长兄每赖培根厚，携幼都缘茀草除。犁痕尚带晨阴润，笞影非关旭日馀……” ——(《榕轩诗赋钞》) 许邦光为人温文和厚，器识远大，在对人事的看法上，他认为“善不善各有其类，而好与恶即从此分。”并以清楚、沉着、冷静的态度提出“既为同类之所归，目必为异类之所忌。”本着这种思想观念，他直摅血性，好学勤修，“根柢经史，不务艰深。尝乎录先儒理解，择其与笺注相发明者辑成帙，寻绎弗倦。”且不论“居家居官，以扶植名教为己任。所修贤祠、试馆、义莹，皆斥橐全，不责同事襄助。”同时，还经常“扶助孤寒”，救济‘困乏”而“好学”的士子。 许邦光的同里旧史官陈庆镛在《光禄寺卿许公神道碑铭》上这样写道：“余于癸未(即道光三年，1823年)计偕始识公……壬辰(即道光十二年，1832年)通籍，公以同馆为前，后辈不忘下顾，凡笔法、点画、训诂、声音，娓娓言之不倦，诚得如公主持风教，士气何患不敦。”几点笔墨，把许邦光写得謦如生！ 许邦光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短短的一生，其著作却是多种多样，有《二思堂史论》4卷，《诗文稿》6卷，《使湘小草》3卷，《进奉文》1卷，《榕轩诗赋钞》4卷，《师鲁试艺》2卷，《湘南纪游志》5卷。还有《国史拟稿》和《大清一统志拟稿》百数卷。许邦光的书法艺术，也“噪一时为同辈推重”，尤其“内庭绢帖出自公缮为多”，“的是翰苑珍品”。 许邦光子七，长曰祖培，道光辛卯优员，试用训导；二日祖钦、殇；三曰祖泌，从九品职衔；四曰祖更，五日祖武，六曰祖衡，俱殇；七曰祖淳，道光已酉年拔贡，刑部七品。女二，长配曾撰；次配李云岫。 〔笔者附言〕 许邦光传早拟撰写，只碍手头资料缺乏，嘱托多人，终未成篇。至今年3月，于泉州某会上逢陈泗东先生，获赠影印本一套，展读之间，原来是《许光禄父子遗集》。此时，大有“得来全不费工夫”之喜。才知此集重刊，全赖、香港吾闽耆宿曾纪华先生(系许邦光之外曾孙)，和泉州知名人士陈泗东先生(系许邦光之外玄孙)等人鼎力而成。感于此书应学术研究所需，传成，爰笔为志，借以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