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移居与人口 宋代，泉州人前往占城的渐多。仅见之宋代史志的即有鄂邻、邵保、王元懋等。 据赵汝适《诸蕃志》载，宋代泉州与越南的通贸主要在占城。南宋末年，有些不甘臣服蒙古贵族统治的义士，随张世杰离开泉州，后逃往占城、交趾。 明初，不少泉州人随郑和往占城，居留其地。明中叶，越南开放云屯(屯方州)，后因越南南北纷争，北朝开放兴安宪铺，南朝开会安为市。泉州人赴越日众，以往会安为多。时泉州乏粮，广潮之米不敷供应，泉州商人多以乌艚船，赴越买大米，被称为艚人。安南大米开始成为泉州粮食的主要来源之一。明代泉州人侨居越南，证之侨乡族谱，史实昭然。如晋江安海《霞亭东房颜氏族谱》载：“颜玺，字道节，号西泉，生正德乙亥年(1515)6月20日，隆庆丁卯年(1567)9月13日卒于占城”。安海《存耕堂柯氏族谱》载：“柯兆，字心荣，号润予，乳名寅。生万历壬寅年(1602)正月初五寅时，卒顺治辛卯年(1651)九月初七日辰时。公30岁往安南，遂家焉，葬安南清夏”。 清初，因耻事清朝及迁界、毁镇影响，泉州人移居越南者甚众，晋江安海黄、曾、柯、颜等姓族谱均有记载。明末以前往越南的华侨，曾称为越南“明乡人”。 清代中期至清末民初，仍有不少泉州人由亲友牵带前往越南。如晋江安海金墩的黄金邦，清末往越南，1905年卒葬安南。永春的颜子俊，亦系1902年经同乡吴青云牵引前往越南谋生。 1938年越南华侨人口达19万人，其中有4万福建人，而以泉州人居多。抗战期间，有76名永春归侨，取道畏汀、赣州、曲江、东兴前往越南。 抗日战争胜利后，有682名回国避难的越南归侨向厦门侨务局申请重返越南，其中申请往西贡的有606人。据厦门《星光日报》报道，1947年从厦门往越南的有2306人，1948年有1272人。二年出入国对抵，净增出国数1327人，其中多数是泉州人，目的地主要是西贡。 据资料介绍，1955年在越南150万华侨中，属福建籍约30万人，60%以上为泉籍人，多数居住在南越的堤岸、西贡及迪石等地。 1956年，南越吴庭艳政权曾强迫华侨加入当地国籍。1975年西贡解放后，越南政府进行人口普查时，华裔和不少“明乡人”都填写中国国籍，使越南华侨数量上升至180万人。 1975年越南统一前夕，越南上层华侨纷纷移居美国、法国，其中祖籍泉州的有数千人。1978年3月越南政府掀起排华浪潮，百万华侨、华裔被迫离开越南。有约10万名的泉籍华侨、华裔流向世界各地。1990年，越南的泉籍乡亲估计约有10万余人，占越南华侨、华裔总数的10%。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 二、职业与经济 泉州人往越，除少数商人外，多为手工业者舆小农园主及雇工。事业无成者往往转赴他埠；稍有成就者，则父子相承，父老荣归子往相替。清乾隆五年至嘉庆年间(1740－1820)，安溪西坪尧阳即有王冬、王阁、王锭、王孝矫、王纯等往安南开茶行。其中王冬的冬记茶行在西贡、婆寮、米荻等12个省、区设有分店。该行配制的冬记大红铁观音驰名印度支那半岛。 近代，泉州人在越南逐步形成以经营茶叶、米谷、树胶、布匹、五金商、金融(典当、汇兑、银行等)、水陆运输、石油代理、零售杂货商、地产商、小农园主为多的格局。其中也有部分人在同乡的商店、企业中为佣工。发达成为巨富而载诸史志或见诸族谱者为数虽不多，但在越南华侨经济中也占有一定地位。著名的有： 郑昭明，永春人，早年往新加坡，后在越南堤岸经营万联酒饷于新大市东门旷场。为清末五位福建帮侨领之首，1904年出任南圻中华总商会首届总理。 谢玛延，原籍泉州，清末民初人，住堤岸市，专营营造业和房地产业，他的大厦占4个街口，为20世纪初著名的慈善家。 颜子俊，永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自开启华英布店，后发展为商行。又投资工业和文化事业，开办纺织厂、印染厂、中国国货公司、陶业商行、鼎新布商、堤岸中国大戏院，并任越南《匡庐报》社社畏。 林彦罩，南安人，谙法语，为越早期工业家，拥有颇具规模的机制蜡烛厂——三光蜡烛厂。曾出任南圻中华总商会第13届会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少数定居港口城市的华商，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泉籍华商有： 蔡沂煊、王华生，均晋江人，系师兄弟，在南越经营黄金铸造业“金城金银号”。蔡历任中华总商会监事畏，王任越南金银珠宝首饰业公会主席。龚纯礼，晋江人，旅居越南海防，致富于战前，经营米绞、运输业，战后初期已拥有海防约半数的火车厢。王金锭，石狮人，40年代后期创办金城银行，并置有直升飞机，为南越著名银行家、巨商。 1956年起，南越政府开始限制华侨经营11种传统行业，以强迫华侨加入当地国籍，不愿加入当地国籍的华侨店铺被迫纷纷停业。嗣后，华侨商业资本纷纷向现代工业转移，并迅速步向现代化、多元化经营。至60年代后期，泉籍华侨因有金融资本的支持，经济获得畏足的发展。其中原籍泉州北门外的杨朝坤在二次战后初期创办的裕华行，至1969年分支构已遍及美国旧金山、菲律宾马尼拉、泰国曼谷和新加坡等地。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采用对华侨经济强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3月底起，大批倾家荡产的华侨，为谋生计被迫逃亡。 1986年10月以后，越南政府允许华侨经营各种工商业；并采取退还没收的部分房产等措施，鼓励外逃的华侨回越南投资。华侨工商业正在逐步恢复中。 三、文化教育 1923年，由于设于霞漳会馆的闽漳学校校舍不足，霞漳会馆与温陵会馆联合择地建福建学校，1924年完工，1940年增办中学，1948年改为福建中学，将小学改为附小。1956年该校有初中10班、小学27班，学生2300余人，教职员60多人；另附民众夜校8班，学生300余人。该校全盛时，日夜校学生总数达1-1万多人，教职员350多人。 泉籍人士参与创办的著名华校还有：西贡的集友学校、城志中学、清源高级职业学校、东川的中华学校、芹苴的全民学校等等。其中堤岸福德学校系于50年代由杨朝坤为首创办。学生最多时达8600多人，附设夜校收生3000多人；东川成功中学系于1968年由惠安人谢侠夫为首创办；杨、谢均任所创学校董事畏。 1931年，陈国础(金门人)参加创办堤岸《安南民报》，出任社畏；抗战爆发后还出任华文报业公会主席。1938年底，越南华侨救国总会创办《全民日报》，颜子俊任董事。晋江人王永建60年代起曾先后出任西贡《侨联晚报》和《大厦日报》社畏兼总编辑。 四、社团 1815年，越南河内兴建福建会馆。据1817年所立《福建会馆捐题录》、《福建会馆兴创录》两碑载，32名捐款人中董事王新合(晋江人)捐银1100两名列榜首；捐款人中有同安7人、晋江4人，安溪2人、南安1人，龙溪、诏安、海澄、畏泰四县计13人。 在会安(会铺)，也建有福建会馆。在西贡漳、泉人建有二府会馆(又称二府庙)。泉属七邑(包括同安，初成立时为五邑)同乡，在西贡创建温陵会馆和凤山寺。旅越惠安、永春两县同乡还于西贡建立安南惠安同乡会和越南永春同乡会。 1918年以后，越南各埠帮公所均纷纷改称中华会馆。西贡、堤岸还设立中华总会(原七府公所)统辖西贡、堤岸十个中华会馆，会畏互推各帮领袖担任。林彦罩等曾出任该会会长。 1940年8月，日军占领越南，各华侨团体停止活动。1945年9月以后，各中华会馆陆续恢复活动，改称中华理事会。1948年，西堤福建公所分解为堤岸福建中华理事会(即堤岸福建公所)和西贡福建中华理事会(即西贡福建公所)。1959年各中华理事会均停止活动。 在经济社团方面。1904年，南圻华侨商务总会成立。第一、二届会长(总理)是永春人郑昭明。1949年该会改名为南越中华总商会，设董事20名，由闽、潮、广三帮各5名，客家、海南二帮合推5名董事组成。南安人陈(敦)升任该会会长、理事长21年。该会所属同业公会多达100个。未属该会的南越华商行业公会尚有40多个。1938年，越南北方在海防成立越南东京中华商会，成为北越地区的综合性商会，龚纯礼当选首届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会复办时改名为海防中华商会，龚纯礼任首任理事畏。 1956年，南越政府下令解散各帮中华理事会和同乡会，将华侨的同业公会和工会并入越南人的组织。1960年，查封了大部分华侨社团。仅慈善机构和体育、文教、宗教团体得以保存。 50年代后期起，南越华侨慈善、体育、宗教团体获得较大发展，其中由泉籍人出任领导人的有： 福善医院，原为西贡福建中华理事会所属慈善医院。二次战后，闽南籍旧五金商将所得溢利悉数捐献该院为经费，使医院获较大发展。西贡福建中华理事会被封闭后，该院成为南越福建帮首家团体。60年代，杨朝坤被推举为董事长后，进行大举扩建，使“福善”成为越南设施最完善的医院。 侨青体育会，50年代后期由许庚祥、李文赐等闽南籍人士组建，属下篮球队蜚声东南亚。 励志体育会，前身为杨朝坤于50年代后期发起创办的青白体育会，后“青白”与西贡劲联篮球队合并，改为励志体育会。由朱陈造、杨朝坤等先后出任会长，实际是杨氏主持会务。该会有三支男子篮球队，并有女子篮球队、羽毛球队、太极组，举办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京剧、西乐、柔道、象棋等诸多活动，为越华最大体育团体。 东川市龙山宫理事会，1968年由谢侠夫发起重建龙山宫时组建，谢氏出任理事畏。 以上慈善、体育、宗教社团均于1976年停止活动，会所均被当局占用。1986年以后，准许华侨社团复办，退还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