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缙，字宗谦，号衷一。晋江城厢(今鲤城区)人。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生。户部主事李仁之子，4岁时父殁。 光缙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作文举笔成章，19岁为诸生，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尤擅古文词。他拜著名学者、解元、会魁苏浚为师。苏浚对他的道德文章非常赏识，认定他“异日必成大儒”。 万历十三年(1585)乡试第一。他每天专心研究经史典籍，朝廷章报和民间稳情，以备将来经世济民。他对以科举为“敲门砖”的一些文人的“制艺”文章十分厌恶，积极主张为文应有的放矢。由于他学识渊博，泉州士子登门求教络绎不绝。凡得到他指导的，大多数擢取科第。 十四年上京赴试，下第。光缙功名之心本来淡薄，从不沾沾举子业，于是遂绝仕进之念。有人对他不了解，仍劝他做官。他说，古人早就把一州之牧看成是缀缝在裘毛大衣腋窝下的一块皮毛，而今我拥有图书万卷，为什么非南面王城、为官作宦不可呢？于是一心一意研究学问。他认真钻研《四书》、《易传》，做下大量读书笔记。光缙治学严谨，“其文章悉呕心而出，不轻下一语”，“其理洁净精微，其词平正适达”(清乾隆《泉州府志》本传)。 光缙生活年代，正值中国资本主义处于萌芽状态，他思想开放，大胆摒弃传统的“农桑为本，商为末”的小农经济观念，以及鄙薄商人，视商业活动为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道德规范，与安平(晋江安海)商人交往甚密，高度评价他们的商业活动。其族兄、安平商人李寓西从12岁开始，随人海上行贾，周游四方，遂成巨富。光缙对此十分赞赏，他说：“吾兄弟一匹夫，挟汉薄物，而岁取其王面钱以归也。……凌大海之波，泛条枝之窟，睹扶桑之上下，识鱼龙之变化，而掉三寸之舌，通华夷之情，行忠信于蛮貊；此亦魁然一奇大夫也。何必读书，而安在其凡兄伯为？”(《景璧集》卷三)，他称赞另一安平商人曾友泉“公为贾，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能权变，勇能决断，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倾资延士，设财役贫，盖有儒侠之风焉。”(《景璧集》卷十八) 他主张儒者为贾，认为读书为贾，可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于国于己莫不有益。他说：“但他人谱(普)讳言贫，余不讳言贫，亦耻言贾，余不耻言贾，以为儒不厌贫，而广求田问舍者，非君子之道。人世起家，自读书下，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史》列《货殖》不灭贾。”(《景璧集》卷六)。同时赞成妇女经商，对经商致富的郑氏、沈氏等妇人大加赞扬，以为“妇人能用财致富，遂有以名闻”；“岂不亦女中名流”(《景璧集》卷四)。 光缙为人正道直行。座师黄懋忠之儿子到福建为官，两人虽未谋面，但通过书信往来，互相探讨学问，议论政事，关系十分密切，但从来没有涉及个人私事。万历四十年(1612)。泉州知府阳思谦主持编修《泉州府志》，聘请光缙参加。同事们要为他父亲李仁立传，他坚决反对，说，司马迁修《史记》，班固修《汉书》，他们的父亲司马谈，班彪只在自序中一笔代过；淳父(宋史学家范祖禹)修《仁皇祖典》，对自小抚育他成人的叔祖父景仁(仁宗朝户部侍郎范镇)的事迹也避嫌不提，以留待后世。先父道德、政绩虽符合立传条件，但我目前参加修志，还是不要立传的好，以免人家因为我的缘故说三道四。他还公开反对官商勾结，恃势任威，凌辱乡人，反对土地兼并。 光缙生活俭朴，谦和大度，初与诸弟计口而食，后来人口增多，析产分家，好田好屋让给弟弟，自己则居“环堵之室，终生不改”。 天启三年(1623)，光缙病逝，年75岁，殁前十天，作“文之不用，道之不行，不处不去，总以成仁”十六字铭以遗其子。 光缙平生著作甚多，特别喜欢为作记，表彰好人好事。著有《景璧集》20余卷、《四书要旨》、《四书指南》、《四书臆说》、《四书千百年眼》、《易经潜解》、《南华肤解》、《读史偶见》、《苏文抄评》、《杜诗注解》、《独照醒言》等。 (张吉昌 撰稿 杨清江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