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猷，字仲嘉，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生于北宋宣和二年(1120)，登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 乾道七年(1171)四月，以敷文阁待制知泉州。乾道九年，以政绩优异，授敷文阁直学士，再知泉州。前后在泉州任职3年。 大猷刚赴任泉州知州，有菲律宾群岛上的毗舍耶人登上澎湖列岛，尽掠岛上泉州移民所种的粟、麦、麻等庄稼，然后以澎湖列岛为跳板，顺夏四月西南季风在泉州府晋江县的围头、水澳(今永宁)登岸。俘晋江乡民为响导，恣行凶暴，奸淫妇女，戕人无数。见老百姓的铜铁门圈则尽挖去，见官军铁骑，则包围而上竞相剔挖战甲上铁片，投标枪上系绳十余丈，投射毕拽回。大猷派出土军、水军和巡海禁军合击，杀死一批毗舍耶人，俘虏400多人。 大猷在澎湖列岛造屋200间，遣将兵分屯，人数多达千人。初，宋军是春夏遣戍，秋暮始归的定期戍守，军民十分劳扰。乾道八年春，宋军尚未赴澎湖岛，毗舍耶又来侵犯泉州沿海。为此，大猷决定对澎湖的定期戍守改为常年戍守。这重大的军事措施，保护了澎湖岛上泉州移民的农、牧、渔业生产，维护了泉州、澎湖和麻逸(吕宋岛)航线的安全，加强了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此举，为中国政府正式在台湾地区设立常年军政机构戍守的开始。它比《诸蕃志》所载“泉有海岛日澎湖，隶晋江”的记录早54年，更比《岛夷志略》所云，澎湖“地隶泉州晋江，至元间立巡检司”的设立军政机构的记载还要早120年。 不久，有4艘真腊国(今柬埔寨)商舶来泉州贸易，其中两艘商舶已安全到达，余两艘在海上被巡海禁军“以疑似‘毗舍耶’的罪名，”“径捕至庭，自以为功，”并向大猷要求分发奖赏。大猷亲自“验其物货、什器”，又亲自辨认这些真腊商人，然后说：“毗舍耶面目如漆，语言不通”，而这些人“服饰俱不类”。经认真审察，确定“仍真腊大商”。可是，巡海禁军固执地认定为毗舍耶人，大猷严正地说，“既知为商旅”，又凭什么陷他们入冤狱！即刻命令有司“尽入来远驿”，按外商礼遇之。对商船上“所贩黄腊，偿以官钱，命牙侩旬日间遣行”。 泉州的“蕃商杂处民间”，以前的知州和有关官员，因受贿讨好外商，在蕃汉的民事争讼方面，篡改了宋朝政府的法制。大猷出任泉州知州后，发现泉州的民事争讼法规定，蕃商“与郡人争斗，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这显然是阿拉伯人的习俗。因此泉州蕃汉争讼事件频频发生。大猷不因循苟且，严厉宣布：“安有中国而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此后，“始有所惮，无敢斗者”。 宋朝有铜不下海禁令，但绍兴以来，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铜钱仍大量流往外国，危及政府财政的维持，于是禁令愈严。有一次，应三佛齐(今苏门答腊)使者请求，孝宗下诏“就郡铸铜瓦三万片”。杭州提举市“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守臣监造之”。大猷得旨，“上疏极论其不可”，其理由是“既犯中国之禁，又为外夷所役”，终“独不与”。大猷依据法制直谏，维护法制尊严。 南外宗正司南迁泉州，造成地方政府沉重经济负担。时泉州的粮食严重不足，“岁入不足以供军费，赋十而加五、六。贪吏乘时虐取，而民不堪命”。且福建市舶司设置泉州，“远朝廷而多奇货，吏鲜自洁，商人亦困于侵牟，公私两敝。”居留泉州的南外宗室，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增加了泉州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成为泉州历任知州的棘手问题，被认为是“岁广久以为病”的难治顽症。 大猷废弃前任地方官的苛取百姓以供宗室的措施。他“撙节用度”，即裁减官府费用。采取“增价以籴民”的办法，解决粮食不足的问题。根据泉州“故少田，岁藉广米以给”的特点，“籍上户航海者，贷以数万缗钱为籴本。比归祟，以其赢与之，而收其本”。即由泉州地方政府贷款给商人，帮助米商往广南籴米，赢利部分归商人所有，政府只收回本钱。这样，调济了泉州民食、军粮和宗子的粮食供应。根据泉州南外宗正司分配给宗子的田产，后因各种原因“宗田多户绝，又为豪右所占”的情况，清理出这部分隐田。然后，“谕见佃人，岁以所纳之数输官，听其永耕。”既增加宗子的粮食供应，又减轻对人民的苛征。 大猷著有《适斋存稿》20册，《适斋备忘》17册，《漫录训鉴》，以及取唐宋名家诗，集编成《诗韵》40册。他针对其时新、旧法混用，有司无所尊承，奸吏乘时贪虐的混乱现象，“请明诏编纂”法律条文。他主持编写法制书本和法律条文，宋孝宗称赞其“疏通详雅而善议论”。 大猷任泉州知州3年，解决泉州的粮食供给问题，加强台湾海峡的国防力量，保护和发展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在对待外商方面，既维护了中国的法制尊严，又正确对待到泉州贸易的外商。大猷卒于庆元六年(1200)，终年81岁。 (吴幼雄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