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方言与闽台文化溯源
作者：陈荣岚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凝聚一个民族的感情乳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研究汉语闽南方言所蕴含的深厚的民族历史、社会哲学、艺术等方面的文化积淀，探讨海峡两岸闽南方言和闽台文化的渊源，对两岸同胞共同继承和弘扬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两岸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从闽南方言看闽台地缘、血缘、语缘的亲密关系闽南方言的形成与闽南人的历史休戚相关。今天的闽南方言区早在秦汉之际就有中原汉人移居，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南移入闽，是在“五胡乱华”年代。当时中原一带处于兵荒马乱之中，大批北方汉人相率离乡背井，来此避难落户；及至“永嘉之乱”，又有“衣冠八族”移居闽地。唐五代，更有成批汉人从中原迁入福建。这些闽南人的祖先，绝大多数来自河南，他们带来了不同时期洛阳一带的中原汉语，跟当地原有的语言和方言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闽南方言。客家人习惯上称闽南人为“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便是这个缘故。时至今日，古河洛话在洛阳本土已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却还保留在今天的闽南话里，成了闽南人根在中原、闽南话源于中原汉语的佐证。例如，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并明显地表现出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层次，其中既有秦汉上古音的残余，如“飞”读[b；]①，“猪”读[di]，即所谓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又有隋唐中古音的保留，如“接”读[zidp]，“节”读[zidt]，“席”读[sik]，“沉”读[dim]等，即完整保留着中古汉语L—P]、[—t]、[—U三套入声韵尾和r—m]、[—n]、[—ng]三套鼻音韵尾；还有历代语音的变异，如“三”读[snd]，“石”读[zi6h]等等。这些正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北方中原汉语在闽南话中留下的痕迹。
　　闽南方言是随着历史上闽南移民东渡台湾而传播到台湾的，如今它已普遍通行于台湾全省大部分地区。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语典·自序》中说：“夫台湾之语，传自漳泉，而漳泉之语传自中国。其源既远，其流又长。”这里所说的“台湾之语”，实际上指的就是台湾的闽南话。从广义上说，台湾话包括山胞话、闽南话、客家话和北方话。从台湾全岛使用闽南话的人口比例看，目前台湾岛内使用闽南话的人口多达1200多万，约占全省人口的80％。闽南话可以说是台湾的主要方言。
　　从福建各地的一些族谱可以看出，早在宋元时期就陆续有闽南人移居台湾。如《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说：苏氏一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永春、尤溪、台湾，散居各处”。这是苏家七世祖苏钦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年)撰写的，序文写于南宋初，而移民到台，自然会更早，且当时去台的移民也绝不止苏氏一家。·元代在澎湖设置了巡检司，入台的闽南移民就更多了。从《永春帖山陈氏族谱》和《南安丰州陈氏族谱》等一些闽南族谱可以看到一些线索。②
　　闽南人大规模迁移台湾则始于明代。明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郑芝龙领头开发台湾，招募了不少龙溪、海澄、泉州等地的人到台湾屯垦定居。1661年，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后，在台施行屯兵制，分兵到全岛各地拓荒垦殖。郑成功是泉州府南安县人，他的将士也多是泉州人。因此，初期移往台湾的闽南人中，尤以泉州人居多。据《台湾在籍汉民族乡县别调查》(1928年)表明：“当时全省福建系人口计312万，占总人口的73．5％；其中以来自泉州府者为最多，占福建系总人口的54％；漳州府次之，占42％。”②因此台湾闽南话有泉州音和漳州音之分。台湾许多闽南话的地名也为我们提供了闽南人移居台湾的历史线索。这类地名是随着闽南垦民赴台开拓的进展而增加起来的，“它凝聚着垦民由祖居地带来的多种文化要素”④。据专家考证，以“盾”(闽南话用作“房屋”义)来命名地名，这同中原汉人南迁入闽的历史有关。⑤至于象“省”(小丘的山背或山顶)，“婉”(边沿)这类独特的地名用字，更是闽台以外其他地方所罕见的，体现了闽台之间地名文化的同一性。其次，这类地名往往冠以闽南故乡的地名或家族姓氏，凝聚着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思亲念祖之情。台湾一些以寺庙命名的地名，既是闽台民间文化上共同信仰的记载，又是该地移民史的佐证。如清水祖师是安溪籍民的信仰对象，开漳圣王是漳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王爷主要是泉州籍民的主要信仰对象等等。“寺庙转化地名中所包含的信仰习俗、开发史等文化要素，都说明两岸文化的密切关系。”⑧
　　目前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的闽南方言尽管存在着某些土音乡调的差异，但总的说来，内部还是相当一致的。闽南方言声韵调以及词汇、语法方面的基本特征，台湾话都具备，它同今天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大同小异。这是因为当年无论从泉州、漳州还是厦门迁来的移民，入台以后，只有极少数聚族而居、自为村落，多数人是交错杂处，来往频繁、经过长期的历史交汇，全省各地的闽南话自然终于熔冶于一炉。台湾学者丁邦新在《台湾语言源流》中说：“如果我们把台湾闽南话比作当年厦门开埠以后的厦门话，说它不漳不泉、亦漳亦泉、拥有几种方言的特点，实在是很确当的。”⑦台湾闽南话这一特点反映了闽南人移居台湾的历史过程。闽南话中有“踩水过台湾”的古谚，台湾话中有“人同祖，语同源”的俗语。闽南和台湾都有所谓“陈林半天下”的说法，至今闽台两地陈林两姓仍然都是大姓。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闽台之间亲密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语缘关系。
　　二、闽南方言是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明证特定的文化常常把某种烙印加在语言之上，语言里往往包含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亚尔(Edward SaPir)所说的：“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息息相关，我们不难看到，两岸的闽南方言在语言诸要素上的许多特点既体现出闽台地方性共同文化之源，又显示了其统一的中华历史文化之根。
　　闽南方言的语音系统有文读音和白读音两种读音的区别，在社会交际中这两种读音又是并行不悖地使用。文读音与《切韵》一系韵书所反映的中古标准语音系比较一致，所以闽台两地的闽南人用文读音吟诵唐宋诗词就显得韵律和谐，平仄相合。⑥白读音则是活跃在群众大量的口语词中，如闽台两地都称浇水为“沃”[dk]，这是白读音。“沃”作“浇灌”义是有其来历的，《广韵》：“奉沃盟”，疏：“沃，谓浇水也”；当“沃”出现在“肥沃”这个词里头时，又得改用文读。可见文白异读同词汇的构成和社会交际是分不开的。同时，文白异读也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在两地的闽南话里，一个文读音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白读音的现象屡见不鲜。如“精”文读[zZng]“精神”，白读[znZ]“宿精”(精灵、滑头)，另一白读[zni；]“精肉”(瘦肉)；“成”文读[slng]“成功”，其相应的白读就有[snid]“几成”，[znid]“成才”(一表人才)，Lcnid]“成尾”(把收尾工作做好)。这些文白对应的语音材料，为我们了解汉语语音发展演变提供某些线索。⑥
　　在语法方面，闽台两地都将“公鸡”、“母鸡”说成“鸡角”、“鸡母”，“公猪”、“母猪”说成“猪哥”、“猪母”，语素的排列次序与普通话正好相反。这种被修饰成分在前，修饰限制成分在后的现象，正应合了汉藏语系中大多数语言的词序，很可能是远古汉语语序的残序。而象“食饱也末?”(吃饱了吗)、“好势无?”(行不行)、“伊较悬我”(他比我高)等这样一些与普通话不同的特殊句式，也是古代本有的用法。如：六朝吴处厚《青箱杂记》“(刘焊)问左右曰：'汤滚也未”，、唐代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画眉深浅入时无”、韩愈《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在词汇方面，从《诗经》到六朝笔记小说，从唐宋诗词到元明话本戏曲，举凡历代经传典籍，无不在闽台两地的闽南话中留下了许多明显的痕迹。这些不同历史层次的古代词语的积淀，更是集中体现了闽南方言和汉语共同语、闽台文化和中华文化之间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闽南方百里所保留的这些古代词汇成分，尤其是一些日常生活用语往往反映了词的较原始意义，藉此可以帮助我们去寻找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中华物质文化。例如：“鼎”为古代一种烹铰器具，中原汉人南下时将这个上古词语带到福建，在闽南话里保留至今。在北方，后来曾以“锤”替换了“鼎”，《淮南子·说山》注：“有足曰鼎，无足曰键。”闽台两地炒菜用的“鼎”，普通话说“锅”(铁锅)。这些不同的叫法，体现了“鼎”这种炊具古今形制的变化。两地的闽南话里还保留着不少反映历代社会政治生活、典章制度、风俗礼仪、婚姻家庭以及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领域的古语词，为我们了解古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历史的印证。例如：“礼教”原指礼仪的等级，《左传·庄公十八年》：“礼亦有数”，今闽台两地闽南话泛指“礼节”。“法度”本指“规矩”、“制度”。《书·大禹漠》：“做戒无虞，阁失法度”；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庭。”今两地“法度”均为“方法”、“办法”义，如“伊无法度”(他没办法)。一些亲属称谓仍沿用古代的说法，如两地称媳妇为“新妇”、“婆婆”为“大家”[dage]。汉乐府《为焦仲卿妻作》：“新妇初来时，小姑姑扶床”，“新妇”指的就是“媳妇”。唐代赵磷《因话录》：“昨夜大家小不安适，使人侍之”，“大家”指的就是“婆婆”。闽台两地为满周岁小孩做生日称做“度脾”，这是古代习俗的沿袭。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之五《育子篇》：“生子百日置会，谓之百脾；至来岁生日，谓之周碎。”《说文》：“孵，周年也。”
　　海峡两岸闽南方言所具有的上述这些共同特点，无不镑刻着中华民族历史上各个时期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种种烙印，有力地证明了中原汉语是闽台两地方言的共同之源．中华历史文化是闽台文化的统一之根。
　　三、从闽南方言看闽台文化的地方风貌从海峡两岸所使用的闽南方言中，我们可以看到，闽台文化既从属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又展示了自己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风貌，它是闽台人民共同的社会文化心态的生动写照，也是两地人民血肉相连亲密关系的有力证据。闽台有些方言词汇反映了闽台两地岁时节日、宗教信仰、丧葬礼俗、婚姻生育等民俗文化的共同特点。例如，妊娠反映称“病因”，孕妇临产月称“顺月”，产后一个月称“月内”。又如，闽台传统丧礼沿袭儒家以“孝”为核心的周礼丧制，以厚葬死者和做佛事敬鬼神为基本内容，融合了地方文化色彩。闽台民间丧礼有一系列繁绸的礼仪名称，如人临终的时候，要移至住屋正厅，并放置于用两条板凳和三块木板临时搭起的“水床”上，这叫“搬铺”。丧家为死者送葬叫“出山”，于死者死亡之日起每七天一次的祭柏称“做旬”，一般要做到“七旬”。丧家延请僧道来祭枢称“做功德”。每年于死者死亡之日举行祭拜称“做忌”。人死后满一年，丧家为死者举行祭把称“做对年”等等，这些习俗，不仅两地的叫法一样，而且至今仍在两地民间流行。
　　闽台两地人民口语中有许多寓意深刻的方言俗语，凝聚着广大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是地方风土人情和生活习俗的投影。如“紧炊无好耀”(欲速不达)、“破柴看柴痕”(因势利导)、“恿猪挥灶，恿图不孝”(不能溺爱孩子)等一类俗语，是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种经验和体会对现实生活的讽诫。启发人们吸取经验教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似，两地沿用’的一些方言俗语大都又与山上海里相关的东西或现象有关。如“掠蚜走蛾”(顾此失被)、“铺面烃、浸水螺”(以假象欺人)、“近路明行行山坪”(舍近求远)等等。另有一些俗语反映了民间习俗，如“末冬节就L孽圆”(迫不及待)，“冬节”就是冬至，闽台两地都有冬至搓汤圆的习俗。“一年补霜降，较好规年补富窃”，闽台民间习俗在农历节气“霜降”这一天，人们通常要进食补品。
　　闽南方言还同流行于闽台两地的民间戏剧、曲艺、音乐有密切关系。如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芗剧)、南音、答缘鼓、锦歌；布袋戏(木偶剧之一种)等；无不深深扎根于闽南方言，进而又对闽南方言的丰富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这些为两岸人民共同喜闻乐见的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都是用闽南话说唱的。其唱词及语音又是以发样地的语音为标准的。如被誉为“中国民族音乐瑰宝”的南音，唱词是以泉州话为标准。尽管千百年来南音唱词辗转流于海内外，但至今仍与泉州话的语音相当一致。其次，由于源于民间，南音及地方戏剧的唱词与诗文比起来，显得更加口语化，表现在语音上便是以白读音为主，而对于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唱词，出现书面语的地方才改用文读音。根于闽南的台湾歌仔戏源于漳州锦歌。在台湾扎根后又再移植于闽南老家，闽南人称之为“芗剧”，实为同一剧种。随着各种形式地方戏曲的广泛传播，对闽南方言的发展和流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今闽台两地都有一些俗语是源于地方戏曲的，其中有的直接借用戏文，有的则是来自戏曲故事、人物或表演。如泉州戏谚06‘三十六仙嘉礼搬百万兵”(比喻吹牛皮)；“李固见员外，无话通说”(理亏词穷)；“搬戏头，乞食尾”(形容旧时艺人凄凉晚景)。又如“答晓鼓”是从“念四句”发展而来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它采用押韵的闽南话对话形式，恢谐风趣，具有浓郁的乡俗民情。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答晓鼓从闽南传入台地，并一直流传至今。由此足见闽南方言对闽台民间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陈荣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