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城龙湖寺

湖北麻城柏子塔巍峨挺拔

李贽寓居之地麻城市阎家河镇风光

俯瞰阎家河镇的油菜花海，不知当年李贽是否也见过这景色。

麻城龙湖附近的唐王洞是知名文化景点

核心提示

明万历八年（1580），李贽辞去姚安知府职务，应著名理学家耿定理之邀，来到位于湖北黄安的耿家“天窝书院”著书讲学。然而，天不遂人愿，李贽来耿家不到四年，耿定理就病逝了。之后，李贽被迫离开黄安前往麻城。在麻城，他与后来的两位弟子频繁交往，一段殊缘就此展开……

与丘长孺“一见莫逆”

耿定理临死前，抓住他兄长耿定向（时任左副都御史协理院事）的手说：“大哥！我恳求你在我死后，能仍像对我一样关怀卓吾（即李贽），至少不要陷害他！大哥，我拜托你啦！”耿定向看了看围在床头的众人，回答说：“子庸，你放心吧，为兄答应你就是了！”

可是，耿定理死后，李贽和耿定向的对立白热化了，势不两立。在耿定向暗里怂恿下，同在书院讲学的吴少虞攻击李贽教坏了耿家子弟，还说：“楚倥（耿定理）放肆无忌惮，皆尔教之！”李贽批驳说：“楚倥‘眼空四海’，而又肯随人脚跟走乎？我倒很清楚，你少虞一言一行，皆自耿公来，你是耿门的一条狗！”

吴少虞的话虽侮辱性和伤害性极强，却基本是事实，因为李贽来此讲学，只为了收徒传灯，抛弃“宋明理学”的那一套害人的“假道学”，引领弟子与时俱进，走出一条新路来。李贽感到“天窝”并非久留之地。正当他失望的时候，麻城友人周友山、周柳塘、丘长孺、杨定见等邀他到湖北麻城讲学。李贽便欣然前往。

著名学者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二大教主》中说：“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丘长孺一见莫逆。”

丘长孺何许人也？丘长孺的父亲是万历初年轰动士林的风流才子、潮州太守丘齐云，崇尚王阳明心学。受家庭影响，丘长孺从小也对科举晋身之路鄙夷不屑，放浪不羁。李贽在《焚书·八物》中评价丘长孺时写道：“丘长孺、周友山、梅衡湘者，固一见而遂定终身之交，不待再试也……若丘长孺之在麻城，则麻城诸俗恶辈直视之为败家之子矣。吾谓周友山则世之所称布帛菽粟是也，其不知也宜也。梅衡湘则古今所称伯乐之千里马，王武子之八百骏是也，其不知也亦宜也。若丘长孺虽无益于世，然不可不谓之麒麟凤凰、瑞兰芝草也。据长孺之为人，非但父母兄弟靠不得，虽至痛之妻儿亦靠他不得也。盖但妻儿靠不得，虽自己之身亦终靠他不得。其为无用极矣。然其人固上帝之所笃生，未易材者也。观其不可得而亲疏敬慢也，是岂寻橙伦可比耶！故余每以麟凤芝兰拟之，非过也！”

李贽眼高，性情孤傲，交友偏狭，给丘长孺“麟凤芝兰”的评价，在他一生中绝无仅有。

《金瓶梅》作者或为丘长孺

丘长孺思想叛逆。在伴李贽读书中，其思想又更进一步，特别是李贽在龙湖对《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的研究和所撰写的《童心说》对丘长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丘长孺的好友袁宏道说：“丘郎所喜者，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胜，不与他长期亲密接触，是很难看过究竟的。不说别人，就是我弟兄三人在他面前也逊色呢！读他的诗，无一字不佳，五言七古及诸绝句，古质苍莽，气韵沉雄，独往独来，自舒其逸，真是作者。当为诗中第一，现在第一，我辈实难企及！这是为什么呢？俗众都亦步亦趋地跟着古人走，而他不模仿任何人，只写自己的心性，率性而为。我从长孺身上方才悟得：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丘郎诗，丘郎也不须与他们交流！”可以说，丘长孺思想及其文学实践都是在李贽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丘长孺还是大金吾刘守有的女婿。刘守有因其祖父兵部尚书刘天和“武荫”袭职，进入王朝核心，掌印锦衣卫十余年，也是张居正有力支持者。在张居正遭清算后，刘守有也日渐失势。也正是这时，李贽来到麻城龙潭湖芝佛院。近年，麻城学者经长期研究认为，“兰陵笑笑生”即丘长孺，他将在岳父刘守有家的所见所闻写成《金瓶梅》。新发现的《麻城县志·康熙本》（手稿）有丘长孺生平小传更能证明这一点：

丘坦，号长孺，少有俊才，励志学古，丙午武举会元，征歌学诗，耽情游览，为乡先生。长孺儒雅，风流命世，喜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川之盛。读书如父，“笑竹蒲之犹系”，挥洒少年场，笑抛千金，笑游南北，笑品惠山泉，笑施义冢，笑选歌妓，笑立名石，笑让美姬。时称“笑笑生”，与温陵友善，得其心。著书隐其名而传世焉。

与丘长孺相友善的多为“公安派”朋友圈，如“公安三袁”、陶望龄、谢肇淛、董思白、许筠（朝鲜）、潘之恒等，还有刘承禧、冯梦龙、刘东星、梅国桢、僧无念、汪可受、李长庚、彭好古等，多是《金瓶梅》早期传抄者（详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期和2017.3期《金瓶梅作者是谁》）。多重线索交集所呈现的历史事实十分清晰。

毛主席曾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如果《金瓶梅》确为丘长孺所作，仅从《金瓶梅》对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看，丘长孺不愧是李贽的好学生。

师生同为《水浒传》“狂热粉丝”

李贽还有一位好学生——杨定见。

杨定见，字凤里，湖北麻城人，是住在龙潭湖边的一个秀才，未取得功名，却是位很有胆、才、识的文化学者，尤喜研究《水浒传》。他治学刻苦，益坚益励，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是明代藏《水浒传》原本最多的藏书家。

李贽与杨定见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焚书》《续焚书》中，涉及“杨定见”的书稿有数十篇；即使李贽外出巡游，两人也书信不断。李贽曾说：“如杨定见、如刘近城……直至今日，患难如一，利害如一，毁谤如一。”又称赞杨定见“十年相守如兄弟”。李贽还在《三蠢记》里称杨定见、僧无念和他自己，同是麻城山中三蠢物，故作《三蠢记》，并指出“若能不恨我，又能亲我者，独有杨定见一人耳。”足见在李贽寓居麻城龙潭湖的数年中，杨定见“事卓吾先生”不离。

李贽与杨定见有个共同爱好，就是都十分喜欢研究《水浒传》。但是，当时流传社会的“梁山泊故事”有很多，关于《水浒》的本子也有好几个，但并不统一。杨定见家各种版本都有，其中最好的版本就是“郭武定”百回本，俗称“郭本”。当时，李贽认为这个本子是最好的。他所评点并作序的就是这个本子。因为这个本子是将明初罗贯中编写的《水浒》和嘉靖时托名“施耐庵”编写的《水浒》合二为一，取长补短，是“梁山泊故事”之集大成者，大大好于其他版本。内容上，写了“征辽”“征方腊”。李贽因此认为是“施、罗二公”写的。后来人也据此认为他俩是同时代的人，联手合作，或认为是元代的人。其实，他俩并不同时。施、罗是明人而非元人。

杨定见在自己的百二十回《水浒传》前写的《忠义水浒传小引》中说：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无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阅弗阅。或曰狂，或曰癖，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殁而名益尊，道益广，书益播传。即片牍单词，留向人间者，靡不珍为瑶草，俨然欲倾宇内，猗欤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尔胸中，则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

自吾游吴，访陈无异使君，而得袁无涯氏。揖未竟，辄首问先生，私淑之诚，溢于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数过从语，语辄及卓老，求卓老遗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阅之遗书又甚力。无涯氏岂狂耶癖耶？吾探吾行笥，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义水浒传》及《杨升庵集》二书与俱，挈以付之。无涯欣然如获至宝，愿公诸世。吾问：‘二书孰先？’无涯曰：‘《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浒》哉！其先《水浒》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发《水浒》之精神，非无涯不能发卓吾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无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无涯矣！然无涯非吾，亦谁能发无涯之精神者？吾不负卓吾先生，无涯亦不负吾兹游也！’于是相视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叙《忠义水浒传》文，同声读之。胥江怒涛，若或应答。吾忘无涯矣，无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凤里杨定见书于胥江舟次。”

《小引》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事实。杨定见不但是卓吾的弟子，也是其生活物资的供给者之一。当李卓吾七十四岁高龄时，麻城地方官吏怂恿流氓以“逐游僧，毁淫寺”为名，把李卓吾居住芝佛院拆毁了，甚至把李卓吾准备的藏骨灵塔也捣毁了，亏得杨定见设法事先将李贽转移到河南黄蘖山中，才免于大祸。

这期间，杨定见又多次往返于麻城与黄蘖山之间照顾李卓吾先生。李卓吾迫害致死后，杨定见也受到了牵连，但他还是冒着极大风险，担着身家性命，一直珍藏着李卓吾的《水浒传》评本。

为文学史留下煌煌巨著

万历三十六七年间，杨定见将自己改编并经过李卓吾评点的百二十回《水浒传》带到江浙吴中，先找到吴县县令陈无异（字寄生、号石泓，万历三十五年进士，麻城人），又找冯梦龙、袁无涯和许自昌商量出版事宜。大家“相与校对再三”后并附上《（癸辛）杂志》《（宣和）遗事》，“精书妙刻”，终使《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全书》得以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即李贽去世12年后出版问世，其经过被许自昌详细地记载在《樗斋漫录》卷六中：

“顷闽有李卓吾名贽者，从事竺干之教，一切绮语，扫而空之。将作为《水浒传》者，必堕地狱当犁舌之报，屏斥不观久矣。乃愤世疾时，亦好此书，章为之批，句为之点，如须溪沧溪何欤？岂其悖教而逞机心，故后掇奇祸欤？李有门人（即杨定见），携之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犹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谬，附以余所示《（癸辛）杂志》《（宣和）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其大旨具李公序中，余屑屑辨驳，亦痴人说梦尔。”

袁无涯，字叔度，号无涯，苏州人（祖籍徽州新安），自称袁中郎门生，为书林中之白眉，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公安三袁的集子，大多为他所刊行，对袁中郎执弟子礼。李贽与袁无涯也有深交，其《焚书》初刻本，也是由他出版的。

杨定见的《新刻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书》也同时在苏州出版，且刻印精妙，在全国十分畅销，成为流传至今的唯一的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杨定见将《水浒传》演为百二十回繁本的功绩，就在于他将众多简本集撰成长篇章回体小说，使得半成品小说升华飞跃，质变为超一流规模宏伟的精品巨著，还写出了投降的恶果，提出了农民起义应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问题，为我国文学史增添了一颗光耀世界的璀璨明珠。

李贽是思想家，丘长孺和杨定见是实践者。同《焚书》《藏书》一样，《金瓶梅》和百二十回《水浒传》将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翰林院修撰焦竑说李贽可“坐圣门第二席”。那么，师事于李贽左右的当是丘长孺和杨定见。丘长孺、杨定见真是李贽的好学生。

（刘宏/文 肖小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