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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九日山宝祐石刻里的多重故事

发布日期:[2025-07-11] 阅读人:1637  字号:      

□融媒体记者 吴拏云 文/图

南宋宝祐六年(1258),元军在蒙哥汗的统率下分三路入蜀攻宋,战火燎原。而就在此前三年内,蜀中地震、浙闽大水、江南瘟疫横行,死者枕藉。南宋朝廷救灾乏力,导致百姓流离失所。内忧外患之下,国库渐致空虚。朝廷为此寄望于南方巨港泉州的舶司收入能稳中有升,以保社稷安稳。官方主导的祈风大典连续在泉州九日山隆重登场,而两位文豪名宦徐明叔、洪天锡,也借此机会相聚名山之巅,时空坐标里瞬间交叠着各种身影……

泉州成为宋廷的“钱袋子”

宋朝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朝代,其政治的自由度、经济的商业化、文化的多元化、社会的平民化程度等,无不冠绝华夏王朝史。宋朝创造的社会财富是惊人的,特别是在南宋,虽仅有北宋一半多一点的疆域,人口也不过是北宋的70%多,但政府收入却比北宋有了很快的增长。据历史学者统计,孝宗淳熙年(1174—1189)的岁入已超过八千万贯石匹(即钱币、粮斛、绢帛等财物的总和),比北宋末年增加了近一千万贯石匹;而到了理宗宝祐年(1253—1258),更是达到令人咋舌的一亿两千万贯石匹,而且增加的部分主要是货币收入(摘自余蔚《士大夫的理想时代》)。

然而,就是这么有钱的一个南宋朝廷,却时常陷于入不敷出的窘境当中。其根源就在于国内出现“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在南宋嘉定六年(1213),仅六品到九品的官员就有3.8万多名,军队总兵力逾百万,各类开支巨大。再加上各地灾害频发,各层官吏贪腐严重,致使南宋宝祐年间朝廷每年赤字高达一亿三千万贯石匹。也就是说,朝廷的年支出是年收入的两倍多。国家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

泉州自从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设立市舶司后,海外贸易激增,逐渐成了宋廷的“钱袋子”。到了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泉州市舶每岁税收已至80万贯(亦称“缗”),占南宋年财政收入(仅指钱帀)的1/50左右。两三年后,又突破百万大关。南宋朝廷在财政上是越来越倚重泉州,自然在政治上给予泉州更多支持,在经济上特别是市舶管理方面亦赋予泉州更多的权限,泉州踏上繁荣之路。南宋嘉定至绍定年(1208—1233),泉州人口再度攀升,按宋代每户平均5口推算,城内常住人口约20万至30万(含蕃商),全州总人口数约180万至200万(含海商、工匠等),规模相当于同期的巴格达、君士坦丁堡,是当时全球最繁华都市之一。

祭典也是朝廷施压手段

泉州在南宋皇帝眼里是“摇钱树”,在海盗的眼里又何尝不是?宁宗开禧(1205—1207)后,温州、明州(宁波)的海盗不断劫掠泉州海舶,海商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嘉定十一年(1218)四月,海寇王子清等率众侵入泉郡海域,官军初战告败。泉州郡守真德秀亲祭战死的士卒,授予方略再战,终于击溃海寇。绍定间(1228—1233),海寇再度猖獗。二次出守泉州的真德秀重拾海防政策,巡海滨、屯要害,遣将击寇于料罗,并经略料罗战船。一时间,海域得享靖平。

九日山中摩崖石刻众多

南宋在泉州有重要的祈风祭典,主要是为向海图强的海舶祈祷在海道上往返平安,祈风内容又分“冬遣舶”与“夏回舶”两大类。如今的泉州九日山上保存着10方祈风石刻,记录了南宋时期的11次祈风经历。这种祈风祭典的规格不低,一般既有赵宋宗室重要成员,又有泉州郡守、通判、左翼军统制,以及提举市舶、提舶市丞等人员,佐证了它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和地位。朝廷下令推行祈风祭典,看似只是在单纯向神灵祷告,实则也在对地方官员无形压施,敦促他们巡视海域,荡靖海中邪恶势力,保证海道通畅,力护海商平安归来。

宝祐六年四月,方澄孙等人留下的祈风祷雨石刻。

从现有的九日山10方祈风石刻的镌刻时间上看,时间最早的为南宋淳熙元年(1174),时间最晚的是南宋咸淳二年(1266)。刻石前后两次一般相距数年,有的甚至长达20多年。但也有特例,相距时间最短的为宝祐五年(1257)、宝祐六年(1258)留下的两方石刻。其刻石的确切时间是宝祐五年仲冬(即农历十一月)和宝祐六年农历四月,前后仅隔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两方石刻记载的祈风祭典主事者分别为谢埴与方澄孙。谢埴在宝祐五年十一月尚任泉州郡守,而方澄孙在宝祐六年四月时为泉州通判、代行郡守职权。更重要的是,他们执行的祈风祭典,实际上是在为同一批海舶进行平安祝祷,也就是在宝祐五年十一月送出去的那批海舶,在第二年四月又被迎回。这批海舶是否肩负着什么重要使命,或者说具有什么特殊的价值,以至于官方要如此郑重地两次刻石,留下为它们祈风的证据呢?如今尚无相关文献给予明确答案。

但在九日山还存有一方宝祐六年三月的石刻,看似是普通的游记石刻,但从其参与者中竟有朝中要员徐明叔、洪天锡来看,这方石刻似乎又暗藏玄机。

特殊时期留下的祈风石刻

南宋宝祐五年至六年(1257—1258),是个很特殊的时期。宝祐五年,元军在忽必烈的指挥下,通过武力彻底征服和统一了大理各部。大理的归附,意味着元军在形势上对南宋完成了包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宝祐六年,刚登上汗位不久的蒙哥迫不及待地让元军兵分三路,对南宋发动了进攻。宋元边境,瞬间烽烟四起。

宝祐五年十一月,郡守谢埴等人的祈风石刻。

宝祐五年十一月下旬,泉州郡守谢埴(字允道),邀请宗正赵师淯(字东之)一起参加了当年冬天在九日山昭惠庙举办的“遣舶”祈风祭典,并留下祈风摩崖石刻一方。该石刻今位于九日山西峰石刻群的上层、东向,上书:“宝祐丁巳仲冬下澣,郡守天台谢埴允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淯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骧父、莆阳方澄孙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道夫、南安宰三山王广翁居安、权舶干三山卢文郁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希膂。陟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谟之旧游,觞咏于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值得注意的是,泉州兵马总管纪智和(字子常)也出席了此次祭典。据《宋史·理宗本纪》载,就在宝祐四年,刚有一海盗团伙袭击了泉州沿海地区,地方守臣吓得遁走,十分不堪。这也暴露了泉州海防的空虚。纪智和参与祭典,形同为保障泉州附近海道安全而作的“官方承诺”。

而石刻中出现的南安邑令王广翁(字居安),福建长溪县(今霞浦县,时属福州辖内)赤岸人,是南宋参知政事王伯大的侄子。长溪赤岸王氏是地方望族,在宋代光进士就出了十几位。王广翁宝祐元年(1253)任南安邑令,由于他有实力雄厚的家族背景,故其名字在九日山的多方石刻中出现。莆田人方澄孙(字蒙仲)也在这方石刻内露脸了,当时他即是泉州别驾(宋代为通判的别称)。

宝祐六年四月,此时已成为代郡守兼提举市舶司的方澄孙,又在延福寺举行祈风祭典。仪式之后,亦留下一方石刻,上书:“宝祐戊午四月辛卯,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僠,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瓣芗纔兴,霢霂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可以看出,此次出席祭典之人与宝祐五年的大致相仿,但仪式除了祈风之外,又多了祷雨。在这一年,宋蒙两国已经实质性进入战争状态,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宋廷在全国积极筹钱筹粮运至前线,泉州作为重要“钱仓”自然也不能豁免。作为泉州父母官的方澄孙,祈求境内风调雨顺是应有之义。石刻上看似平常的记述,其实背后却深藏着历史演进的逻辑。

多位京官突然到访名山

宝祐六年三月徐明叔等人的纪游石刻

就在方澄孙祈风祷雨之前的一个月,九日山上还多了一方石刻,那就是南宋徐明叔等的纪游石刻(今位于九日山西峰东麓石刻群下方)。此石刻载称:“宝祐六年三月甲戌,徐明叔仲晦,洪天锡君畴,王广翁居安,方澄孙蒙仲,梁椿选寿卿同游。登怀古亭,酌菩萨泉瀹(yuè)茶,观石像,访姜秦旧迹,小饮聚秀,摩挲端明翰墨,探韵赋诗,抵暮乃返。期而不至,吕中时可。”光看文字表述,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是考虑到石刻提及的徐明叔、洪天锡、梁椿选三人的官职,又不免令人心生疑窦。

万历《泉州府志》关于徐明叔的记载

徐明叔、洪天锡、梁椿选都是南宋晋江人。宝祐六年时,徐明叔为户部侍郎,是从三品的高官;洪天锡为太常少卿(未正式拜官),从五品;梁椿选则是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七品官员。三人都是京官,按理说未经朝廷批准是不得擅自离开京城的,三人在宋元战争即将爆发大战之时,来到泉州与王广翁、方澄孙等地方官聚在九日山“访古探幽、饮酒赋诗”,怎么看都显得颇为“突兀”。或许他们是一起奉了什么差事,所以才来到泉州的也犹未可知,只不过史书没有详载罢了。王广翁身为南安邑令,在石刻中却排在了他的顶头上司方澄孙之前,只能说也许是考虑到他身后雄厚的氏族背景吧。

徐明叔、洪天锡曾与刘克庄、林希逸一起被尊为“闽坛文宗”。梁椿选早年以“省试经魁登第”,亦有“文学之誉”。遗憾的是,这次游历九日山,徐明叔、洪天锡、梁椿选三人都没有留下什么诗、赋传世。这与石刻中的描述,似乎也有些不符。或许是他们的诗、赋后来佚失了;又或许是这三人心事重重,没有真的动笔。石刻中提到的“期而不至”的吕中,是国子监丞兼崇政殿说书,同样也是京官。既然是有“期”,那就代表他与徐明叔、洪天锡等人事先有了约定要来,但却因故无法到场。吕中能来九日山的话,恐怕也是奉了朝廷的差事才对。

淳祐十二年(1252)夏,徐明叔与陈晋接、蔡次传、赵时焕等人在九日山留下的纪事石刻。

宝祐六年并非徐明叔第一次在九日山留名了。早在淳祐十二年(1252)夏,他就与名宦陈晋接、蔡次传、赵时焕等人在九日山留下一方纪事石刻(今位于东峰南麓崖前小岩间)。当时他们是为庆祝九日山“重建三贤祠”而来,随后“登秦君亭,摩挲石砚碾灶,啜茗石佛岩,复会于怀古堂、聚秀阁……”六年后,再游九日山,看得出徐明叔对这座名山是很有感情的。九日山之行后不久,徐明叔调任兵部侍郎。后来在元兵南下攻破临安时,忧愤而卒。这是后话。

九日山石佛亭(又称石佛岩)内的佛像神态安详。南宋宝祐六年,王广翁曾将石佛亭修葺一新。

宝祐六年还有一方王广翁单独留下的纪事石刻也耐人寻味。石刻文云:“邑令王广翁,癸丑集注前一夕,梦蹑山椒,上卢石佛。暨抵邑,山行访古,恍与梦符,遂令工饰而新之。时宝祐戊午,夏五谨识。”王广翁自称他在出任南安邑令前,曾梦登一座山,上有石佛像。到任后,他在登游九日山时发现石佛亭里的佛像,竟与他梦中所见相符。为此,宝祐戊午(即宝祐六年)王广翁令工匠将石佛亭修葺一新,并在九日山西峰东麓的石刻群上层刻石为记。“梦佛”一说或令人存疑,但王广翁修缮石佛亭之举,确实为他赢得了地方民众的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