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五世纪，泉州市舶司迁往福州。泉州人民失业的很多，只好往外地移民。当时最理想的移民场所一是东边的台湾，另一是南洋。清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后来迁移者日众，清政府才想出一种限制办法，即在台湾和福州、泉州之间设立两个对口港。台湾对渡口设在鹿港，泉州对渡口设在蚶江，称为“对口港”。 一、闽台关系 我和王连茂先生为证实闽台人民之间的血统和地缘关系，曾经搜集了一百部闽台关系的族谱。族谱中有世系，有行实，有名有姓，有生卒年月，有安葬地点，共约4000人。写成一部《闽台关系族谱选编》，作为闽台关系的物证，用具体事实证明泉州是台湾人民的祖籍，帮助台湾同胞寻根认祖。这部书对海峡两岸人民的骨肉关系，很有说服力。 泉州人民向台湾迁徙有其良好的条件。一是地理关系：闽台距离较近，顺潮只要一昼夜就可以到达台湾岛。二是历史关系：《唐书·地理志》中便记有从东南往台湾的路线，唐宋便有移民到澎湖去，宋时已经隶属于晋江，元朝《岛夷志略》便记明澎湖列岛由福建省晋江县管理。从移民历史看来，明清时期，有三次移民高潮： 第一次移民往台高潮：明末郑芝龙组织的。他请求福建把饥民迁往台湾，发给饥民耕牛与银元。当时迁往台湾的人数，被记载下来的很少，可是影响很大，因为他们为后人开辟了一条移民的新路。 第二次往台高潮：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两次各两万五千人，共计五万人。除一些战士外，大多是参加军垦的。当时，郑成功还救出了一大批迁界中的难民。如晋江衙口乡，在顺治辛丑十年（1661年）秋的迁界中，颠沛流离而去台湾者，约有二十人，其中只有五人在台婚娶。也有举家迁台的。这时期移民为集中于台湾西部沿海，尤以台南为多。 第三次往台高潮：在清朝统一台湾以后。自康熙至乾嘉，到台湾的已超过二百万人。清朝实行港口对渡，虽然还是一种“限制政策”，但对渡港蚶江港的开放，使泉州成为对渡交通的中心。正如《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记》所说的，可谓“群趋若鹜”。晋江县蚶江本地的锦江林往台五十人，蚶江一里莲埭往台四百人，蚶江三里石壁林往台一千人，其他如金井、东石、永宁、安海也都有大批人往台。一九二六年全国统计的往台三百七十五万人中，福建有三百一十万（占83%），其中泉州各县占44.8%，漳州各县占35.1%，这就是“泉州是台湾人民的祖家”的具体说明。 二、闽台对渡 泉州蚶江港是清初新兴的港口，清代指定为台湾鹿港的对口港。蚶江又名锦江，宋为安仁乡江阴里，附近有日湖乡，是永宁里的农村。蚶江在日湖附近，都是晋南的小海港，清代渐趋繁荣，设有蚶江和日湖港。《晋江县志》卷七说：“蚶江居民稠密，番舶所经，边海之地，佛堂（澳）蚶江，亦肘腋之虞也。”清《锦江欧阳氏族谱》中，同样有蚶江人经商的记载。又《柯辂文集》也提到蚶江的重要性。嘉庆年间（1796～1820年），蔡牵因清禁止渡台，谋生为难，发动海上起义，率领人民从泉州赴台，反抗清廷的限制政策。 泉州港目前保存的闽台交通史迹，除蚶江碑记外，还有台湾文物。一是鼓形石塔，刻有佛象一尊，旁刻“鹿港商捐资，锦里黄清文董事重修，道光四年（1824年）公立”。二是清代铁钟一口，铭文为“泉郡南关外，浯州（金门）铺塔堂，鹿港郊公置，道光十七年（1837年），岁次丁酉，阴月日谷旦”钟上刻有46家的商号，其中就有“鹿郊商”、“鹿港郊”，都是商业的行郊。这些石塔和铁钟，就是泉台关系的文物。从这些文物可以看到亲密的闽台关系。 （摘自《古刺桐港》） 普利大通桥 在晋江县四十里，宋绍兴中建，长三百丈。凡一百二十间。本朝康熙五十六年重建。 ——清·《大清一统志》 灵秀山 在晋江县南五十里，上有小岩，潮至则石润；潮退则石燥，名海潮岩。 ——清·《大清一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