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市蚶江镇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乡土志编委会以来，出版《蚶江乡土资料汇编》十二辑，共十四万字。现正由林为兴、林水强主编、由傅金星同志总纂成一部二十万字的《蚶江志略》，即将交付出版社正式印行。现选用其中两章，以飨读者。 蚶江鹿港对渡 蚶江和台湾西海岸鹿港对渡，对大陆和台湾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对蚶江和鹿港都是一段重要的发展历史。 对渡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开始，至光绪三十年（1895年）台湾被日本侵占终止，前后延续110年之久。 第一节 对渡的设置 蚶江和鹿港对渡，有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地理条件，还有清政府的政策措施。 泉郡负山濒海，田少人稠。当清政府终止惨酷的迁界之后，沿海一带居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发展生产，困难重重；加上豪绅滑吏勾结为奸，窜改人丁钱粮，城乡居民承受不了这种负担，只得向外求发展。而只有一水之隔的台湾，却是地多人少，沃野千里，不用施肥下粪，播种之后，听其生长，不必从事耕耘都可获得比大陆好几倍的收成。很自然的台湾是大陆人民向外求发展的重要目标。出现“民之渡台，如水之趋下，群流奔注”的情况（沈起元<条陈台湾事宜状>）。 清初，清政府对沿海居民渡台曾严厉禁止，但禁归禁，不畏死的仍然采取各种方法偷渡，并且出现包办偷渡的组织，偷渡者或用小渔船，或用大船，小的数十人，大的一二百人。 清政府平定台湾后，因部分地区人口内移，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统治权力也还没能收揽人心，绥抚政策尚未能令行禁止。另方面，大陆复界以后，也需要台湾一些物资，如大米、木材等，以利恢复生产，因而逐渐松禁。加上台湾刚统一，也需要一批大陆人员渡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台湾产生影响。 晋江（1988年10月前晋江县辖区包括现石狮市）历史以来就是重商的社会，早在宋元就有人到台湾贸易。而移垦台湾的多为闽南人，晋江人占相当的比例，因此在台湾也相应出现从事经商的习惯，并且和大陆有贸易往来。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指定厦门与台湾鹿耳门单口对渡，两岸的经济贸易，在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仍然逐渐发展。雍正时期就出现郊商，并向大陆和南洋拓展市场。漳泉富商所造的商船，将台湾的米、糖、油运销大陆沿海港口，回程又载去漳泉土特产品及沿海各地物资，泉州湾、晋江上游各地尤为繁忙。这样两岸通商对渡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须要在两岸找一个历史关系密切，两地距离较短的港口开设对渡，以适应这种需要。 台湾的鹿港，又名鹿仔港，在彰化县西海岸。明末郑成功政权时期及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泉州一带百姓移居、开发台湾多从这里登岸，是台湾较早开发的集镇。雍正九年（1731年）时，已经是清政府所设台湾岛内贸易九大港之一，贸易日盛。乾隆中叶，更发展成为烟火数千家，帆樯集的重要港口，台湾米谷集散地，成为台湾岛上最繁华的商业市镇之一，单“台运”粮食一项，按清政府规定，每年由彰化县转运就有2万余石。 福建晋江的蚶江，地理位置处泉州湾总口，北面襟带崇武、獭窟，下连祥芝、永宁诸港；以日湖为门户，以大小坠山为藩篱，控扼泉州湾。内则洛阳、法石、浦内诸港，直通晋江和洛阳江，泉州府所属各县货物运出和输入都很便利。隔台湾海峡与鹿港相对，如同房屋与庭院咫尺之间。自复界以后，民间贸易甚为频繁。由于这种贸易往往带有地域性、行业性或家族性，为了商贸竞争就出现行郊组织，蚶江、鹿港两地互相呼应。 由于商贸繁荣，就伴生许多弊病，有时就发生纠纷诉讼的事。如果事事都要到晋江县或泉州府去裁断，有许多不便。所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地方长官就把这种情况利弊向朝廷呈报，建议在蚶江设管理关口。经清政府批令，乃将福宁府通判移于蚶江，商渔挂验、海域巡防，督催“台运”，一概由通判官署处理，并就近处理民间词讼。同年指令蚶江与鹿港对渡贸易，于是蚶江成为大陆对台湾通商通航的中心港口。接着蚶江设海防官署，改属泉州府。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蚶江又与台湾八里坌（淡水河口）对口通航。 自台湾统一于祖国版图之后，靖海将军施琅曾请设置海关管理对台贸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派设户部司官员一名，榷征福建海关，一年更换一次。雍正七年（1729年），由巡抚兼管泉州海关，不久，巡抚转托道府榷征，再转由镇闽将军管辖办理。税口设在泉州城南关外一所、法石一所、蚶江一所。凡商船出入省境贸易的都由负责官员办理征税。厦门商运船只，不许越过泉州府所属的蚶江载运。泉州府所属的蚶江商渔船只，往江苏、浙江及省城福州、福宁、福安等处贸易，责令蚶江通判查察挂验放行。如有违例偷渡台湾，人照不符及夹带违禁物资等项，查获拿办究治。台湾运货至蚶江，出入稽查都由海防厅管理。对渡台旅客收费也限定标准。《清高祖实录》载：“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准官渡商船由厦门至鹿耳门，每名许收蕃银三圆；由蚶江到鹿仔港，南至八里坌，每名许收蕃银二圆，不准多索。” 第二节 对渡贸易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设蚶江海防通判厅并与台湾鹿仔港对渡后，泉州、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以及永春、德化各县的对台贸易，都经蚶江出入，设有海关、营盘、厘金（税务）机构，时称东西二十四澳，“大小商渔，往来利涉，利之所在，群趋若鹜。”据道光十七年（1837年），泉郡鹿港郊公置铁钟铭文所铸鹿港郊商号就有46家，即：美记号、建源号、泉记号、振泰号、裕成号、胜裕号、万泰号、振利号、复吉号、复升号、彝林号、义发号、鳌胜号、泰源号、盛泰号、长春号、义美号、源瑞号、振兴号、金顺号、德利号、宝源号、颖丰号、锦丰号、广裕号、厚裕号、振芳号、源茂号、德顺号、洽源号、谦泰号、泰成号、合裕号、滋源号、合瑞号、瑞源号、瑞泉号、资生号、正利号、盛源号、日升号、成顺号、振益号、德丰号、丰裕号、盈丰号。 这只是铸于铁钟的泉郡南关外浯江铺塔堂者，实际不下600－700家。据林再复《闽南人》记载，鹿港的郊商，以最盛时期的道光，咸丰间计算，有泉郊200余家、厦郊约100家、南郊约100家、郊约100家、油郊40－50家、糖郊18家、布郊70－80家、染郊30－40家，其中以泉郊创立最早。其贸易盛况，从商行之多可以相见。行郊商号最大者，为晋江县人林振嵩所创设之日茂行，为鹿港首富。 八里坌是台北地区早期的贸易中心，后移新庄，再移艋舺。早期八里坌和新庄也成立郊，艋舺在乾隆初期就有泉州郊和北郊。台湾其他较晚开发的港口，也与蚶江有商贸往来，如葛玛兰（今宜兰），道光年间也有郊行，郊船到过蚶江、崇武、祥芝等港。 为适应泉州－台湾的贸易，在台湾和泉州都有行、郊的组织。因为蚶江是对渡港口，所以行、郊在蚶江尤为集中。行、郊这种组织在雍正年间就已出现，至乾隆年间而大盛，道咸年间为最盛。所谓“行”，即商行，大多为批发商；所谓“郊”，即同行公会性质的组织，分为内郊和外郊，内郊对内贸易，外郊对外贸易。蚶江郊商都设有运输行口，著名的有三泰、晋源（皆内典外商）、万吉（渔运商），还有盛极一时的“九源”、“十八裕”（商行和船号），以及丰源、广元、福成、太丰等。据传乾隆中叶就有郊商近百号、运输船千米至三千米的帆船有三百余艘（每米为载重150－160市斤）。 蚶江郊商的组织，大部分都以家族为基础，资金也由本家族投入，如有不足，再招外股，但其郊号仍冠以为主者姓氏，如锦瑞林记、谦恭纪记等。在这近百家郊行中，较有名气的前埯欧姓的泉盛号、王姓的珍兴号、珍源号、和利号、后埯的泉泰、谦记、勤和、锦瑞、坤和、谦隆、泰丰、裕坤，纪厝的谦恭、协丰、谦胜和莲塘蔡姓开设的晋丰号。还有崇武郑氏的惠和号、泉州×氏的泉仁号。 以上所列行号，都属资金充足，经营有方，业务兴隆的行号。其中泉盛、珍兴、和利、协丰、晋丰、谦隆等行号，在台湾都设有分支构；其它各行都派出人员常往台湾，负责办理购销事宜，了解商情市情。 经营北方青岛、牛庄、天津、大连货物的行郊称大北，经营镇江、南通、温州、福州货物的行郊称小北。后埯的锦成、福成等号都属小北。经营厦、漳、镇下关、汕头的行郊称下南。还有以行业分的油郊、糖郊、布郊、染郊。 郊商为了业务需要，各家置有木帆船，佣聘公、水手，载运本号进出物资，兼收载客商货物。珍兴、和利两号行郊，都以一船之盈利作为行中开支和家庭费用，另一船之盈利作为购置良田。时间一久，珍兴、和利在台湾所购田地近千亩。 蚶江的郊商，因为是以家族为基础，所以郊行中的一切人员，如司库（仓管）、出采（驻外人员）、内柜（出纳）、出海（船上管理员）以及勤杂人员等，都在本族中选用，非不得已绝不雇用外人。这一用人办法有其优点，如果行里发生事故，族中人都会共同出力，排忧解难。 台湾郊的商船，运往台湾的货物，以陶瓷、家具、药材、茶叶、布匹、苎麻、金楮、烟叶为主。但为适应市场需要，什么货物紧俏就载运什么货物，货物一到鹿港，驻地人员就联系销售。货物款收取后，随即采购回蚶江货物，装船回运。从台湾回程货物，以大米、木材为多，其他如水果、罐头、鲍鱼、江贝、柴鱼巴及髻鱼巴均有配运；以后白糖、水泥、钢筋、建材也为数不少。泉州府属各县均有商贾驻蚶江，鹿港郊船回蚶江时，起货入仓，行郊即派员招呼客户，客户一接到通知，立即来郊看货议价。成交后，有的马骡驮运，有的船舶载运，近至安海、青阳、石狮、衙口，远至同安、马巷、南安、安溪。 据台湾《彰化县志》记载：“彰邑与泉郡遥对，鹿港为泉、厦郊商职要地”，“正对蚶江、深沪、獭窟、崇武者曰泉郊；斜对渡来厦门曰厦郊”，“鹿港水厅商船向上运载米、糖、油、杂初到蚶江、厦门。”泉郊、厦郊、鹿港郊号为三郊。《台湾通志稿》记载：“乾隆末年，三郊名著。嘉庆十二年（1809年）万商云集，各途生理皆为继起。”蚶江和鹿港对渡后，经济繁荣，泉属各县移居的很多，鹿港一变而“舟车辐辏，百货充盈”，人口增加到将近二十万，成为台湾岛上第二大市镇。 在这段繁荣期间，泉州、惠安等地商行在蚶江开设郊行、商铺、货栈。市上有五谷墟、牛墟、盐墟（设有盐馆），染坊、油坊、磨坊；由于作为泉州府对台移民的港口，客栈、酒肆等相应开设。这一时期比安海还要繁荣。 蚶江郊商和台湾泉郊，还出现“联财对号的经营形式，即与台湾的对口商号，按股集资，对口配运经销，年终结帐盈亏，这种初步股份式的跨海联营，是当时贸易繁荣的标志。除此之外还有船头行，有两种经营形式：一种是专为船户、商号承揽配载货运，从中抽取佣金；一是招揽外来客商货船，为其招徕买方或采货买主，从中抽取佣金，俗称“九八行”。经营“九八行”者多属当地大姓豪族。 道光中叶，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走私贩运鸦片的影响，蚶江港也成为鸦片流毒的地区。鸦片流毒最甚者为广东，其次是福建；而福建贩卖烟土最严重的莫甚于泉州和漳州。英夷奸商船舶常停舶于梅林和大坠海面。英夷奸商互相勾结，周围地区如衙口、深沪、陈埭、东埯、狮头、西船、溪边、水头、莲埭、永宁、高厝，及惠安之獭窟、墟边、下埯、芸头、白崎，以及南安之水头、岭兜等地，都是奸商走私接头的据点。奸商买通官府，当地大姓作为庇护，蚶江海防官署形同虚设。晋江、惠安二县商渔船只，借着挂验出口凭证，在外海向夷船贩卖，鸦片之流毒遍及海峡两岸城乡。 第三节 对渡终止 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战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其中一条：“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寄居贸易，英国可以派驻领事等官”。帝国主义纷纷在厦门开设洋行、银行、轮船公司并掌握海关，泉州港地位遂被厦门取代，蚶江的对台贸易从此中落。 由于洋轮的航运，洋货的倾销和海关的旁落，使得蚶江港一些帆运歇业，一些货物滞销。如洋布的倾销，使一向畅销台湾的惠安“青山布”、“北镇布”、福州的“绿布”，销不出去，农村副业大受打击。原来台湾每年要运八九十万石大米来大陆，也因为洋米的倾销，压得一再跌价，大量滞销。 这时期对台汽轮航运还不很发达，帆船运输尚居主要位置，所以到道光末年，蚶江还有郊商二十余世，44户，600多人。 ——锦江林氏宗支考 锦江林氏五房始祖八皋公，讳善，字元性，紫源公次子，敕封云骑尉。妣黄氏。生男一，曰即鲁。 八皋原住漳州府尤溪县福河庵边，明洪武三年（1370年）充镇海卫军，永乐二年（1404年）改调泉州卫屯军屯田，遂世居蚶江。 即鲁生五男，分为五房：长伯朋，东厝房；次仲珏，内厝房；三叔羽，下房；四季兹，上门房；五致政，东头房。 东厝房传至今约75户，300多人。 内厝房传至五世乐羲公生五子，曰荣金，荣木，荣水，荣火、荣土，传墙围三公，晋源大厝，下井，师公，同仁各柱。下井柱属乐羲公次子荣木派系下。其余各柱皆不知从属。传至今120户，600多人。 下房传桑边、山下二支，传至今380多户，1600多人。 上门房传墓口、东巷二支，传至今41户，约200人。 东头房传顶东头，下东头二支，传至今48户，约300人。 ——莲江东林后湖派（后堡房）和莲江东林引前派（东间房）。 清乾隆初年，十六世祖号肃晏、肃什者，从后堡，莲埭迁入。肃晏传二子（十七世）艾石、艾浒，居后堡，为后湖派传至今二十四世，有27户，200多人。肃什传艾吉（十七世），为引前派。传至今二十五世，有39户、169人。 昭穆相同： 君仕文华荣， 肃艾哲谋圣，积善有余庆。 ——锦江俊九林氏 据谱谍载：明初以贵公由东齐来泉为官，娶凌氏，遂居锦江里东堡下亭。生五子，分为五房。传至今十八世，20余户，人口100多人。 昭穆：国清才子贵，家富状元红。 ——玉山林氏蚶江山仔房 据《玉山林氏宗谱》载，一世祖林锡昌，由桂林分派择居西林，五世孙嘉宝迁居玉山，生五子：日智成、智定、智言、智祥、智尧。智成传六世道轩，迁蚶江；智祥传六世道进，赘于蚶江霞亭黄家。 玉山派传至今二十四世，约50户，200多人。 以现有林氏各支人口合计，约5000多人。 而其迁居台湾及侨居东南亚一带者，人口比蚶江多。 二、凌氏 据清源《丽史》校注（2）“凌翁”条，“凌氏于宋初从河间迁泉州之蚶江。从事海上贸易，遂成巨富。”北宋末与蚶江林氏联婚。元至元间，有凌恢甫者，捐资重建石湖塔。元末或明初，可能由于战乱的影响，凌氏举族逃往广东，部分逃往南安及泉州市郊。现在蚶江已没有凌氏足迹。 三、纪氏 据清雍正庚戌年（1730年）修的《蚶江纪氏族谱》记载： 蚶江纪氏始祖谥忠简，山东琅琊人，宋理宗朝枢密院使，因“呈诤犯颜”，迁谪入闽，隐居泉州府晋江县二十三都龙安里（东埭）。三个儿子同来，祖妣留籍山东。后长子奉命回原籍，次子居漳州，三子侍忠简起居。 十一世均进，号凤仪，自龙安迁居锦江，为锦江纪氏肇基之始。 十三世守道，妣林氏，生5子，曰钦惠，钦劳，钦育，钦泰，钦义。分为5房，传至今二十七世，近2000人。 昭穆：守钦思续世，则玄景光鼎， 为德方隆盛，传经乃华荣， 孙曾绳祖武，孝友振家声。 四、洪氏 晋江《英林洪氏族谱》载：“宋初六世祖子仰公迁蚶江，生一男曰伯谨。”“十一世天锡公第三子及翁来蚶，时为宋末。” 据厚福（后厅）洪氏宗谱载：洪岬族旧族无征，族人于今甚稀。洪岬蚶江之族与厚福之族已无可考、……相传宋尚书洪天锡为洪岬使，即今有墓在古山……然天锡为御使在宋宝祜间（1253－1258），与碧山府君同时。 “四世碧山公于宋谆祐间（1241－1252），由洪岬迁居焉。洪岬之谱殁于兵燹”。 又据厚福洪氏家谱序云：“自始祖介寿公，二世祖恺公，三世祖嵩公，仅知生卒而行谊厥”。又十二世环，字伯循，迁居蚶江。 据此，蚶江洪氏都是英林洪氏分支。其分支蚶江前后三次，即六世子仰，十一世天锡三子及翁，十二世环。 洪氏在宋代已与凌氏通好。凌氏成巨富，洪氏也襄赞有功。乃凌氏举族外迁，若大的家业都委托洪氏代管，如监管大门，管理库房，经营码头等等。以他们的职责分为“大门洪”“库房洪”“市上洪”三支传至现在，至临近解放他们还管辖后垵码头、洪厝埔和大洪埔等土地。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泉州六桂堂成立，发刊词有云：“由后厅迁蚶江四百多年，历传十七世”。世居蚶江塔兜厝，后称洪厝围，传至今有40余户，200多人。 部分迁往石头街，泉州城内新门街及台湾。 昭穆：讳行一文章华国宝 诗礼传家声 绳武宏图远，贻谋燕翼新 字行一孝友一堂瑞 雍和百世亲 明伦钦守道 立德重兴仁 五、欧阳氏 据锦江欧阳氏宗谱（金门本）载：锦江欧阳氏系唐首闽进士四门助教行周先生之苗裔。唐宋时居于潘阳乡（潘湖），传六百年，明洪武初，蜂螫为灾，纷纷迁徙，或漳、或兴、或泉。迁江公一支移居蚶江，为蚶江欧阳氏始祖。 一世迁江，讳掘，诰赠昭武将军，明洪武二年（1369年），自潘湖徙居晋江廿三都蚶江乡。祖妣程氏，生五子：分为五房，长房瑞斋，居霞路，二房瑞祥，居新厝；三房瑞荣，居顶厝，四居瑞轩，居草埔，五房瑞评居彭田。 二世瑞荣，字君赐，号塘涯，诰封骠骑大将军。迁江第三子。妣纪氏，诰封正二品夫人，又妣林氏，诰封正二品夫人。生七子：宗元，宗明，宗惠，宗赞，宗厚，宗续，宗统。 三世宗元，字直勇，号锦泉。瑞荣长子。生一子名贸斋。 五世文钦，明嘉靖间，出海漂往金门岛，遂定居。生五子，至一九五七年人口近500人，地名欧村。 欧阳氏传至今约二十世，63户，300余人。迁往台湾者未计算在内。 昭穆：德甫懋尔室 卿仕公侯伯 世兆钟彦良 可为宗中奕 继祖宣仁孝 沐天福寿益 富贵荣华夏 万方仰惠泽 六、陈氏 据颖川陈氏总谱载：世淑公于雍正年间从锦亭移住蚶江。按公之居址，先有倪姓肇基，百余年后，因人丁式微，招公同居，兄弟相称，公乃挈眷来此，遂家焉。 世淑生三子：曰时羌，时冗，时衍。传至今九世，17户，85人。 其他浙江及惠安迁入的陈姓人口，计23户，115人，合计40户，200人。 昭穆 克忠以孝传家室 由义居仁处世箴 聚会盛德源流远 设榻高风庆泽长 七、王氏 明成化间有继阳将军来蚶江定居，为蚶江王氏始祖。 蚶江王氏传至今有62户，近300人。迁台湾者蕃衍至今近3000人。 昭穆：文章华国 诗礼传家 修德克昌 为善必庆 七、黄氏 黄氏之族，有一支自兴化入泉州，明永乐间，有号梅心公者迁居龙美，生四男。长宗孟，留居龙美；次宗仲，迁居锦江，沙堤；三宗叔，迁居白叶；四宗季，居丰山。宗仲为锦江黄氏始祖。黄氏外迁者多，定居蚶江者较少。 八、李氏 锦江李氏，源出晋江凤池乡（今池店），据载，李氏宋代入闽，居于晋江凤池乡，万历间，明运荒竭，三世祖淳礼，淳章兄弟同避难于廿三都锦江乡，淳章设帐授徒，淳礼挈眷住锦江之后垵，传至今十七世，20余户，100多人。 附：保存各姓族谱 蚶江各姓族谱，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焚毁湮没殁尽，经调查获知，至今尚存者（完整或残篇）谨二十部。锦江纪氏族谱 清雍正庚戌年重修 莲锦林氏宗谱（亭内四册缺一） 清光绪年间修 锦江林氏长房宗谱（修至十八世） 民国初修 锦江林氏五房宗谱（修至十九世） 民国初修 锦江林氏三房墙围宗谱 清光绪间修 锦江林氏三房七公联美祧家谱 锦江林氏三房桑边柱锦瑞家谱 锦江林氏三房桑边祧二房三则 绍公派下家谱 莲江东林引前派（东间）宗谱 民国初修 莲江东林后湖派（后堡）宗谱 民国丁亥年修 锦江欧阳氏三房宗谱叙世录 民国十年修 锦江欧阳氏三房二支家谱 民国十年修 金澎欧阳欧氏族谱 厚福洪氏宗谱（后厅） 锦江陈氏家谱（修至民国丁卯年） 族谱1985年重修 锦江黄氏族谱 清乾隆二年修 玉山林氏山仔房蚶江世系考 锦江林氏二房（内厝房） 下井柱林敦渊家谱 锦江李氏家谱世系 民国十三年修 锦江俊九二房漳兴派支谱 民国二十八年重修 人口 姓氏 人无地无以蕃衍生息，地无人无以开辟尽利。所以历代以来，人口和土地的问题都是统治者应当关心的问题，治理好坏关系到社会治乱。 第一节 人口变迁 一般说来，人口的增加和减少与地方的繁荣和衰退有密切的关系。这两者的关系是有规律的相互作用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闽南一带经过几次中原的移民，因血缘的关系，形成以姓氏聚族而居的村落。这种现象是长时间蕃衍的结果。 一、蚶江人口变迁特点 蚶江的人口、姓氏的变化，有共同的规律，也有不同的特色。 第一，急剧的增加和减少。宋代蚶江，石湖都建有码头，中外商船泊靠，人口迅速增加，当时石狮、青阳都还是墟场集市，居民不多，蚶江已是人烟稠集的万人集镇。宋末元初战乱，人口迅速减少。元代安定后恢复并扩大对外贸易，人口又迅速增加。元末明初战乱，接着禁海防倭，人口再次减少。但因海防的加强和海上私商贸易的活跃，又有大量人口的移入。清初迁界，尽驱出境，鸡犬不留。统一台湾后，与台湾对渡，人口猛增，台湾被日本占领后，再次锐减。这种增减都是在短期间内骤然变化。 第二，姓氏大都不似内地一脉衍派。如北宋的凌氏，元末明初举族外迁。宋以前的林氏，明初已失去宗绪，现在的林氏系明代移入。还有欧阳、纪、黄、王、李等，都是明代先后迁入。清初的迁界、复界，失去昭穆、继绪的也不少。 第三，分支台湾的人口很多。蚶江人口流动性大，除战乱迁界外流外，迁移台湾的特别多，一方面是郑芝龙，郑成功先后在此招募水手和招募抗清义军；一方面是与台湾对渡而往台湾经商或定居。 二、迁界背井离乡惨状 清初，为了镇压东南沿海郑成功的反抗势力，除军事镇压外，还进行残酷的迁界，东南四省－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30－50里内居民分别内迁，堕毁城寨，尽烧界外民居房屋和船只。哀鸿遍野，赤地千里，几百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满目疮痍。蚶江曾为郑成功抗清驻地，不少人投入郑成功队伍，如薛祖武、林昌裔等。所以同样遭受这一浩劫。蚶江现存各姓谱牒、墓志、祠堂记中，都曾记载这一段惨酷的灾难。 蚶江石壁《玉山林氏宗谱》载： “际播迁之日，厥居拆毁，荒村灶冷。亲而壮者，散于四方；疏而老者，丧于沟壑……” “吾族因兵荒者再，迁移者再，予室漂摇，宁有安居。子姓散处四方者，不知凡几。” 御夫撰《纪氏家谱序》云： “见夫勋阀之家，今已凋零，乡先生人文之裔，今已离散。欲求其居里氏族，多淹没而勿传。” 《纪氏祠堂记》云： “迨甲子以后，海疆底定，族人渐归故里……原先迁界离乡背井者，经沧桑之后，回乡者不上半数。” 欧阳兆璜《蚶江欧阳氏宗谱序》云： “明朝鼎革，蚶江海氛四十秋，人多避地，沮洳不知何之……” 《蚶江林氏长房宗谱》载： “十世魁梧，皇旋等十七人，于康熙年间殁外洋。” 《蚶江林氏五房宗谱序》云： “其中遭海氛迁徙各处失详者，无法修纂。” 三、蚶江人口增长情况 蚶江人口的增长情况，由于宋、元、明治乱不同的急剧增减，以及清初迁界的扫地出门，本没有增长和减少的规律可言，加上历代以来均没有确切的人口记载，故不好作为比例，也不好作为史料。民国以来，就有较科学可信的数据，故以民国以来的数据作为比较。 民国廿三年（1934年），晋江县人口为672777人（见王家云《闽南乡土。统计数字下的晋江县》。民国三十年（1941年）为677000人，见林观得《福建地理》省教育厅1941年出版），平均每平方公里有512人。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减少为5700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为420多人。 蚶江为晋江县一个乡镇，人口密度没有县城高，而比晋江北部密，取其平均数计算。38.47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九四一年约有19700人，一九四三年约有16000多人。 一九七九年，蚶江公社人口为24798人（见《晋江县地名录》一九八二年出版），一九八八年人口普查为41600人。与一九四三年比较，四十五年间增加24000多人，与一九七九年比较，九年间增加16800多人。 1979年和1988年蚶江镇各村人口一览表 第二节 人口结构 蚶江全镇人口结构，从总的方面看：1979年、1988年人口数是历史上最多的，1990年前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生育率已控制在自然增长率千分之十一，出生率千分之十五。劳动力大量使用在农业方面；1980年以后乡镇企业发展，非农业人口逐年增加；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基本普及小学教育；掌握一定生产技术，技能和知识的人数大大增加。聚落人口的姓氏情况也发生变化。 人口组成比例（1988年统计） 蚶江镇总人口41000多人，城镇居民户口9000人。总劳动力12937个，其中女劳动力3688个，非农业人口6645个。半农半侨3049人，纯侨户1039人。少数民族近千人。在校中小学生5203人。 劳力使用情况。 农业5110人 林牧副渔3363人 工业1316人（乡镇办181人、村办776人，村以下办359人） 建筑业413人 交通运输邮电594人 商业饮服377人 居民服务17人 卫生体育社会福利24人 文化教育71人 科研事业15人 社务管理20人 外出临时工667人 其他劳动力950人 附录：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部分数据 一、蚶江镇人口 总数43954人。男22788人，占51.85%。女21166人，占48.15%。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9人，大学专科62人，中等专业119人，高中892人，初中5320人，小学20848人。 二、蚶江（镇区）人口 总数：7820人。男4133人，约占52.8%，女3687人，约占47.2%。 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4人，大学专科45人，中等专业63人，高中287人，初中1318人，小学3998人。 三、镇区外来人口 外来人口约4000人，除本省一些县市外，外省有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州、安徽、山东等23个省市。 就职情况，大部分在乡镇企业做工，部分为建筑业工人及饮食业等服务业当服务员。 全镇姓氏分布： 蚶江镇区主要姓氏人口： 第三节 氏族源流 蚶江是港口集镇，商业曾经称雄一时，四方商贾云集，故现在居民姓氏繁多。不到一万人口，居然有四十个姓氏。 在这四十个姓氏中，定居有先后，蕃衍有快慢、兴衰不同，发展各异，都以各自的家族来丰富蚶江的历史。对泉州乃至福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对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发生过重大影响。所以记述氏族源流，目的在记述先辈的开发和贡献，以珍惜前人的劳动，继承先辈的创业精神。 记述氏族源流，主要是依据现存各姓谱牒，有的谱牒无存便只好从略，有的虽有传说，没有文献足证，也不敢附会。如蚶江古时名沈江，因沈氏居住得名，查无文献不敢存史。 一、林氏 林氏居住蚶江，最早有林銮在石湖设林銮渡。但仅限于此，没有进一步记述。 北宋时期，林氏家族名重一时，为士宦望族。可山（今古山）人林洪，登绍兴间进士。妻德真女张兴。其祖父名全，即居蚶江，父名惠，娶富商凌氏女。这一世系见之于林洪自叙。其后却失去脉络。 有谱牒可稽者，今蚶江林氏，也不只一支。——锦江林氏宗支考（亭内、锦江五房） 族谱载：“本宗族谱，前藏在泉州府南门外新桥卫军房屋内，因弘治甲寅年（1494年）被溪流漂涨而失，故云以上诸祖考俱不得其序焉。今就本支可考者逐一纂明，俾后之子孙咸知其由，不至有冒他人祖之讥云”。 始祖紫源公，讳基，字启远，冠带乡宾，例赠云骑尉。生于元至大戊申年（1308年）元月初一日，卒于明洪武丁丑年（1397年）元月十日。妣江氏，谥淑惠，例赠安人，生于元至大庚戌年（1310年）元月十五日，卒于明洪武丁丑年（1397年）十二月廿九日。生男二：长曰贤（亭内始祖），次日善（后垵五房始祖）。 昭穆：讳行一维道世士秩，迪德为敦本，登科以显宗，忠孝传家永。 字行一子孙良有志，邦国振家声，存心宜守正，学古重勤修。——莲锦林氏族谱宗支考（亭内） 亭内始祖穆初公，讳贤，字天生，紫源公长子，例赠云骑尉，妣蔡氏，生男五，分为五房。传至今二十三家，港中大小船舶还有二百艘。 光绪初年，台湾艋舺日趋繁荣，台北设置府署，开辟台湾对外汽轮航线；1889年清廷又在基隆建港，并修筑通台北铁道，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逐渐由南向北移。蚶江与鹿港对渡已经由中落转入式微。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失败，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蚶江和鹿港对渡不复存在，海防官署也随之关闭，蚶江与台湾鹿港之间仅有少数民间贸易。 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5年），在这一百一十年间，蚶江与鹿港对渡的历史，经历了兴起、繁荣、中落和终止的过程。这一段历史是闽台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第一，她沟通闽台两地的物资交流，互通有无，对促进台湾经济发展和福建的经济恢复，特别是对泉州地区“台米”的支援都有重要作用；第二、由于对渡，泉州所属各县百姓迁往台湾，开垦、经商等等，促进台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一批新城市、新集镇；第三，泉州渡台的先民，把泉州一带的风俗、文化带到台湾，形成血同缘、民同俗的水乳交融的关系，直到现在，有的台湾同胞寻根的途径，还是沿着蚶江鹿港对渡的这条航线寻找。 蚶江和鹿港对渡，和台湾海峡的风浪一样，并不平静，两岸同胞，有不少以身祭海者，有不少在保卫台湾不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斗争，血染宝岛；共同为反对封建专制压迫而牺牲。所以，这一条对渡的航道，是血泪和汗水汇注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