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城隍是一尊名闻闽南，且在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地区均有较大影响的民间信仰神祗。石狮城隍系由永宁城隍移驾而来。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江夏侯周德兴到福建视察海防。周德兴鉴于永宁系边陲要塞，乃请旨建卫城，以作泉南屏障。 “古之建城，必有城隍。”周德兴在建造卫城时，又于永宁东南择地创建城隍庙，崇奉城隍。卫城竣工后，周德兴还奏请洪武帝敕封永宁城隍为“忠佑侯”。永宁城隍何时移驾石狮呢？据传，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寇攻陷永宁城，掠杀卫城百姓，永宁民众四出逃亡。有一陈氏信士随身携带永宁城隍，逃到石狮定居后，即把它供奉起来，祈求平安。后来石狮果然风调雨顺，百业兴旺。于是，石狮民众便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又一说为明万历十二年，笔者估计此乃传抄所误），在“券内”村（今宽仁街）兴建城隍庙，奉祀永宁城隍。此说流传甚广，不少学者加以引用，笔者也曾持如是说。 可是，笔者最近认真查阅了石狮城隍庙中还完整保存着的《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碑文，却对此说产生了怀疑，感到有必要对永宁城隍移驾石狮及石狮城隍庙的始建时间进行一番考证。故不揣浅陋，依据碑文及其他有关资料，试析如下： 一 《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系“乡进士、文林郎、候选知县、原任漳州府学司训朱莲”（永宁人）于清“乾隆肆拾叁年贰月”①所撰。碑文曰：“石狮之有城隍庙，自我永宁卫建奉卫城隍始也。……迨徙建石狮，虽仍旧时封号，但属在乡社，且出于播迁，土著欺玩侵占，旧卫人多方守护，先君子尝从事焉。”此段文字说明：1、永宁城隍庙徙建于石狮，是“出于播迁”；2、新庙建成后，当地居民曾一度欲侵占该庙地，经永宁迁居石狮诸人士“多方守护”才得幸免；3、朱莲之父也曾参与此事。 “播迁”，当指顺治辛丑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为切断沿海人民对郑成功部队的支援，厉行残酷的“迁界令”，将沿海居民内迁30里，史称“辛丑迁界”。民间俗称“播迁”。可见永宁城隍是其时（即清顺治辛丑十八年）迁往石狮的。也许有人会以为这仅是笔者估计。可是，碑文中又写道：“朔（应为‘溯’）卫自辛丑迁界，而庙则于康熙丁未告成。”我们于此可以明白无误地知道，朱莲告诉人们：永宁城隍是清顺治辛丑迁界时由永宁卫人士携往石狮，至康熙丁未年即1667年始建成这座城隍庙。 那么，永宁城隍何时移驾石狮呢？——是明嘉靖四十一年倭乱之时，或是清顺治辛丑迁界之日；石狮城隍庙始建于何时？——是明万历二十年，或是清康熙丁未年？笔者以为，均应以后者为是。理由如下： （一）从撰碑文时间看，“辛丑迁界”时永宁城隍移驾石狮较有可能。 《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系朱莲撰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乾隆四十三年即公元1767年。此时离辛丑（1661年）迁界仅有106年，距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乱也只有205年。其所说之事，比起现距离嘉靖、万历时已400多年的人们谈论当时的事情应该准确得多。 关于石狮城隍系由倭乱而从永宁移驾石狮的说法，据笔者所经眼，除当代人士的一些记述外，最早当推《温陵商氏家谱》。该谱“佛缘”载：“先代在永宁，遭倭乱出走，曾背负永宁城隍爷，金身大如十岁孩儿。偃蹇至石狮，安之土地祠庙中，盖暂寄也。嗣后神灵显赫，感应四方。此即石狮城隍庙之起因也。”②该谱现藏于泉州市文管会资料室。笔者因未曾见过原谱，故未能确知该谱的纂修时间。但据估计，当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民国年间直至清中后期。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破除封建迷信，运动接连不断，纂修族谱被视为封建迷信之行为，予以绝对禁止。十年“文革”动乱期间，族谱更是被列入“四旧”范围，被扫荡无遗，更不用说修谱了。笔者曾与同事到泉州市文管会查阅过族谱，发现该馆收藏之族谱均异常陈旧，甚至破损。这也可从另一侧面证实笔者上述之估计。但即使如笔者估计该谱修于清中后期，但当也不会早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67）。因该文中又曰：“调赛（即‘迎香赛会’）之总董，原例首尊吾家，而执头旗者亦须吾姓。后来人物稀少，或者将此权让于他人亦未可知。”③可见该谱纂修之时，石狮之永宁商氏已经衰落。而朱莲言明，《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是为表彰商世祐偕其弟世楠、世稽等修建城隍庙而作，碑文最后写道：“余嘉世祐等匪但能壮神光，抑且善成父志，不忘所自，爰志诸石，以劝后人。”可见其对商氏敢于承担起修建城隍庙之重任，尽管后来“为费不赀”④，但必定是要具有相当财力的。另外，其时商氏还是有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故朱莲才可能为其撰文，“旧卫耆老”⑤陈楷崑、林士扶、庄震淑等16人为其勒石立碑。 既然石狮城隍庙立碑之时，商氏家族还有相当财力、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而商氏修谱时已“人物稀少”，即家族已经衰落，因而我们不难推断出石狮城隍庙立碑必定比商氏修谱早。因此，碑文中所言之事的可能性更大，也即更有可能是永宁城隍于清顺治辛丑迁界时移驾石狮的，而于康熙丁未年建成石狮城隍庙。 （二）从一般情况推测，倭乱之时携带城隍出走于情理不合。 明朝，倭寇登陆我国沿海骚扰，必定是出其不意前来，令人猝不及防的。他们于嘉靖四十一年侵犯永宁时当然也不能例外。在这种情况下，永宁民众面对突如其来的倭寇，措手不及，故惨遭杀戮。一些较幸运来得及出逃者，也只能匆忙收拾一些衣服、金钱之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轻装简从，各自逃难而去；绝不可能合伙把不是供奉在自己家中，而是奉祀在永宁城隍庙里的犹如十岁般孩儿大小的永宁城隍找来携带出逃。 顺治辛丑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实行残酷迁界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切断沿海人民对郑成功部队的支援，故规定沿海居民尽皆内迁30里，村庄田宅悉皆焚毁，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片板不许下海，粒赀不许越疆，出界者死⑥。清政府这些规定，必定要先安民告示，并让出一段时间让民众作准备，然后实行迁界。永宁民众在这一段准备时间内，除了收拾家中细物以外，为了能在新的落脚地平安居住而祈求当地保护神庇佑，于是共同携带永宁城隍一起出逃，是比较在情理之中的。 如上所述，从清顺治辛丑迁界至朱莲撰《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时仅隔106年时间，也即只经过三、四代人，故而那些为朱莲碑文记载的16位“旧卫耆老”中年纪较大者，耳闻身历其事的前辈讲述当时的情况是有可能的。既然朱莲的父亲参加过保护石狮城隍庙的争斗，若非亲身经历过辛丑迁界及创建石狮城隍庙事，至少也会从其父祖辈处获悉当年永宁城隍移驾石狮及建庙的情况。朱莲秉承其严父庭训，记述石狮城隍庙的情况当然是比较可信的。 （三）把永宁城隍移驾石狮的时间附会于倭乱是为了避讳。 十七世纪中叶，满清贵族进入中原，杀戮掠夺，凶狠残暴。永宁城隍移驾石狮，就是清政府这一民族压迫政策的直接后果。清政府的残暴统治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郑成功高举抗清义旗，崛起东南海疆，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可是，对于手无寸铁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永宁城隍移驾石狮是在辛丑迁界之时，却被附会在倭乱之日，正是这种情况的直接产物。因为移居石狮的永宁民众感到，不能不把石狮城隍是由永宁移驾而来这一事实告诉子孙后代，可是如若直接说是起因于清顺治辛丑迁界，恐怕招来杀身之祸。清初书生戴名世诗中因有“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句而被问斩的事，难道不值得人们引以为戒吗？恰巧明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倭寇曾攻陷永宁城，“据城大掠数日而去。”⑦于是，他们便把永宁城隍被迫移驾石狮的事，移花接木地穿凿在倭寇身上，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情况，不只是笔者一厢情愿的猜测，而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曾发生过。例如，永宁民间所流传的“陷城洗街”，实际上是发生在清顺治丁亥四年（1647年）四月，是因郑成功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时，清兵“猝至”，林顺逸去。清军为泄恨而残酷杀害永宁人民造成的一场大屠杀。可是，这以后永宁民间说法，都认为这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倭寇攻陷永宁城时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正如有的文史工作者所指出：“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产生的。因为清初，满人统治非常残暴，人们不便直接抨击统治者的血腥罪行，而采取较为隐晦的纪念方式，往往把这一天的祭祀活动，说成是悼念被倭寇惨杀的亡魂（这也是情有可原的）。”⑧把永宁城隍移驾石狮的时间穿凿成倭乱之时，难道不是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那么，为什么清乾隆四十三年（1767年）朱莲敢于在《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中，把这一史实披露于世呢？我们知道，清朝时入康熙年间，改变了初入关时的野蛮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后，宣布“复界”，注意发展生产，人民群众生活较为安定。清政府在大陆基本站稳脚跟。进入乾嘉盛世以后，清朝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因而此时的政策比较合乎民心。职是之故，加上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上百年前清统治者的残暴政策已经淡忘，故朱莲才敢于如实把永宁城隍移驾石狮的准确时间载上碑文。因此，我们今天才能知道永宁城隍移驾石狮的真相。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 二 上面已经说过：民间流传，是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倭乱之时，一陈氏信士把永宁城隍携带到石狮供奉。可是《温陵商氏家谱》却云：“先代在永宁，遭倭乱出走，曾背负永宁城隍爷，金身大如十岁孩儿。偃蹇至石狮，安之土地祠庙中，盖暂寄也。”那么，究竟是谁把永宁城隍携带到石狮供奉呢？我们在弄清了永宁城隍移驾石狮的准确时间以后，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分析前一问题时我们已经提到，在清顺治辛丑迁界时，永宁民众希望当地保护神永宁城隍保佑他们在新的落脚地安居乐业，故携带城隍前往石狮供奉。是否陈氏信士携带呢？据传，陈氏信士携带永宁城隍出走到石狮时，不慎摔倒在地，致使城隍脸颊一处受伤。至今伤痕仍在，而且每于前往永宁谒祖进香前虽经名匠“粉面”，三天后此伤痕仍裂开缝隙。此该可作为陈氏信士携带永宁城隍的佐证。商氏是否携带呢？该《家谱》中云：先代“曾背负永宁城隍爷，金身大如十岁孩儿。”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我们于此可以推测到陈、商二氏一起携带。那么，是否仅此二氏呢？笔者以为非也！因为永宁城隍既然是永宁的“挡境”神祇，是永宁民众的共同保护神，必定为永宁绝大多数民众所信奉。在其时那唯神是尊、唯神是敬的年代，在不得不迁界而无所依靠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神明保佑是唯一的精神寄托。这应该是永宁绝大多数民众普遍心理。因此，应该不只是陈、商二氏把永宁城隍携带到石狮奉祀。因为永宁城隍是永宁民众共同供奉的，他们决不会允许个别人把它携带出走，个别人也不敢这样做。如前所述，清政府在强迫沿海人民迁界之时，必须有一段时间让他们作准备。因而永宁民众在这段时间内有可能共同商量，一起把永宁城隍带往新住地奉祀。这当是比较合乎情理的。现在，石狮宽仁、新华等村尚有“卫内”居民。“卫”即指永宁卫。据“卫内居民”言，当年他们的祖先都陪护永宁城隍来到石狮。“卫内居民”是当年这些永宁人的自称，沿袭至今。这是他们不忘木本水源的体现。据调查，这些居民共有陈、商、田、卞、王、李、萧、邓、朱、尤、高、曾、郑、林、黄共15姓。此外，尚有一些衰微或外迁未录之姓氏，如庄、卢等。因此，可以这样认定；陪护永宁城隍到石狮的是上述这些“卫内”居民；而起主要作用的是陈、商二姓。 那么，陈、商二氏在永宁城隍移驾石狮及其后供奉石狮城隍的过程中起什么主要作用呢？笔者目前尚无发现个案可供研究。但从清乾隆四十三年（1767年）迁建石狮城隍庙及同治戊辰年（1868年）重建城隍庙东西厅而勒石、立碑的情况，也许可猜测到其作用之一斑。在《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下款为朱莲所写碑文“同勒石”的16位“旧卫耆老”中，即有陈楷崑、陈地淑、陈佐淑、陈楷继四位陈氏，余者有林、庄、朱、卢、李、王、郑、尤8姓，除朱氏三人，林、郑氏各二人外，其余各一人。而在《重建城隍庙东西厅碑记》最后署写“立碑”的董事中，共有13个村庄25人（包括五社署“诸耆老”）。其中署“本卫”即“永宁卫”者五人：陈志腾、萧乌燕、林逊衷、陈锦布、陈锦灶。此五人中陈氏即占三人，且陈志腾居诸董事之首。从以上二碑陈氏在“旧卫耆老”及“董事”中所占的比例，我们不难想象陈氏在石狮城隍庙中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商氏呢？同样也为石狮城隍庙做出了贡献。朱莲在《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中，记述了永宁城隍移驾石狮以后，由于供奉它的民众乃由永宁“播迁”而来，因而庙地曾被当地原住民侵占。接着，他写道：“癸巳（1713年）弟子员商琏同尤基覃等绘原庙全图，赴前邑侯王讳执礼公控近居所占庙屋地基，立送分县孙讳象治公谐勘押还。虽地基未究而庙屋克复。……（该庙）所经卫人修葺者屡，迄今不无倾圮。监生商世祐偕弟贡生世楠、世稽等念先世居卫，其尊人“乡宾讳俊公在日有志重修，遂于岁之孟冬，从中殿至门塾外大亭拆卸修建，并装饰神象，为费不赀，惜焉”。因而鼓舞卫人“共修癸巳（1713年）控复之庙屋。”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康熙癸巳五十二年（1713年），商琏与尤基覃等人绘制了石狮城隍庙原貌图纸，前往县官王执礼处控告原住民侵占城隍庙地基。王即令石狮分县孙象治前往勘察并令押还，故使城隍庙得以克复旧观。乾隆四十三年（1767年）十月，监生商世祐与其弟世楠、世稽等人秉承其先父遗志，修建城隍庙，并装饰神象。虽然因“为费不赀”，未能克奏全功，最后乃请永宁卫人士共同修建，但其功不可没。由此可见，商氏在保护、修建石狮城隍庙的过程中，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 也许基于此，故如《温陵商氏家谱》所云：“调赛（即‘迎香赛会’）之总董，原例首尊吾家，而执头旗者亦须吾姓。后来人物稀少，或者将此权让于他人亦未可知。”可是，据现石狮城隍庙董事会人士介绍，过去迎香赛会执头旗者似乎是每年轮值一姓。但确实情况究竟如何？是如上述《温陵商氏家谱》所云，或是如现董事会人士所介绍？笔者未敢确断，即使《商氏家谱》撰修者也未能肯定，故其云“亦未可知”。因而这一问题只好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了。 附录：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 乡进士、文林郎、候选知县、原任漳州府学训朱莲撰。 城隍之神视官，故乡社不亚城隍庙。石狮之有城隍庙，自我永宁卫建奉卫城隍始也。卫城隍原封忠祐侯，是司于卫者，视卫之官。迨徙建石狮，虽仍旧时封号，但属在乡社，且出于播迁，土著欺玩侵占，旧卫人多方守护，先君子尝从事焉。乾隆乙酉，西仑分府黄讳宽公移驻石狮，朔塑入庙，焚香顶礼，水旱步祷皆应，捐整庙貌，示禁肃清。厥后改授石狮分县，历任恪遵旧典，则城隍所凭依在官不在民矣。癸已弟子员商琏同尤基覃等绘原庙全图，赴前邑侯王讳执礼公控近居所占庙屋地基，立送分县孙讳象治公谐勘押还。虽地基未究而庙屋克复，盖其神视官，官则重之。朔卫自顺治辛丑迁界，而庙则于康熙丁未告成。后殿附奉旧卫各神，复界迎归过半，故独名为城隍庙，所经卫人修葺者屡，迄今不无倾圮。监生商世祐偕弟贡生世楠、世稽等念先世居卫，其尊人乡宾讳毓俊公在日有志重修；遂于岁之孟冬，从中殿至门塾外大亭拆卸修建，并妆饰神象，为费不赀惜焉。因而鼓舞卫人共修癸巳岁控复之庙屋。余嘉世祐等匪但能壮神光，抑且善成父志，不忘所自，爰志诸石，以劝后人。 乾隆肆拾叁年拾贰月 谷旦 旧卫耆老 陈楷崑 林士扶 庄震淑 朱生世 陈地淑 朱德捷 卢天应 李宗淑 陈佐淑 朱任元 陈楷继 王招裕 郑子勋 郑树赓 尤基覃 林世腾 同勒石 注释： ①④⑤《重修鳌城迁建石狮城隍庙记》。 ②③转引自陈支平《闽南城隍史料摄拾》（油印本）；郑焕章：《石狮城隍的由来》（《泉州晚报》1994-11-25日）。 ⑥见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夏琳《闽海纪要》。 ⑦道光版《晋江县志》。 ⑧郑天应：《永宁陷城时间小考》。（《永宁乡土资料汇编》第46页，永宁镇乡土资料编委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