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作者：石狮市政协主席 蔡志从 题词) 石狮市政协主席 蔡志从 题词球队，经常到附近村落举行篮球友谊赛，开展革命联络工作。到过祥芝、厝上、蚶江等地散发反帝、反封建传单。白天，村里赤卫队负责在村头站岗放哨，发现国民党兵从公路上经过，立即敲锣，大声呼喊：“土匪来了。”群众闻声后便逃到村后的山头上隐藏起来。 学校里建立儿童团，主席卢武贝。利用这些革命组织，通过演文明戏活动，向农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组织发动抗税抗租斗争。 李清阳同志也掩蔽到西坑村的私塾里教书。邹思明同志到谢厝村的小学里任教。洋厝村一位参加菲共组织的华侨青年学生李淡，1925年回国，到上海××大学读书，参加工人反帝反封建运动。由于日本资本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爆发了“五卅”运动，他潜回家乡。在李淡的倡议下，洋山小学复办了。陈琨被地下党指派到这所小学当校长，王鹏、李雨亭、许钟奇等同志被聘任为教导或教师。李淡与陈琨等人在村里成立农会。参加人数30多人。他们经常利用夜间或农闲组织农民开会，向他们宣传农会是为农民谋福利的组织，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摆脱落后贫困。就在这一学期，泉州黎明高中分配一位安溪籍的学生×××，到洋厝村办民校，教农民读书识字，宣传革命思想、传播文化科学知识。 同年，何天松、蓝飞凤、柯育明也分别到过岑兜村银江小学、金埭村小学和沙美村私塾教书，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在这些学校中，增设《会话》课，教学生学普通话，提倡新文化；教学生唱《工农是世界的主人》等革命歌曲。李顺水同志也到西岑村建立农会组织。 通过联络工作，上述这几所小学和私塾的300多名学生被发动起来了。他们利用一个假日集中到姑嫂塔山下的虎岫寺里，由邹思明同志主持，召开反帝、反封建大同盟会议。大家高举纸旗子，口喊：“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造成革命声势，唤起农民投入革命运动。 1931年，李清阳调到现晋江市的石厦小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他经常到洋厝或卢厝等村联络工作，沿途经过衙口、中山街、许厝等村，有时甚至折往灵水等地，秘密张贴反帝、反封建的标语。他还在石厦村成立互济会，吸收李非凡、李慰堂、刘伟斋等人参加。李顺水也先后在现石狮市蚶江、祥芝两镇的墩上、洪窟、西港等村建立农会组织。后任新四军组织部长的李子芳同志也回到家乡岑兜村一带活动，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农民中组织互济会。农民运动在姑嫂塔山下日益兴起。 1932年，后杆柄村由惠安打石工人成立工会。卢明堂也从卢厝村调到杆头村官山小学教书，开展农民运动。 这一年，卢彬朗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组织。“一·二八”淞沪抗战事件发生后，他由上海潜回故乡卢厝村建立地下党支部，并任书记。原泉州特支组织委员吕金泉因“路线”问题受处分，亦在这里协助支部工作。支部属“泉州特别支部”领导。 1933年，永宁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卢彬朗，组织委员卢明堂，宣传委员卢情。还有区团支部组织。农会会员20－30人。基点村设在卢厝。 从1932－1933年，地下党利用陈清泉在永宁竞新女校任教机会，曾几次利用星期天，在该校召开党、团员会议，部署工作。 1934年夏，何天松主持成立中共石狮永宁区委会，书记许立，组委卢彬朗，宣委卢明堂。负责石狮、永宁和现晋江市的衙口、中山街、许厝一带工作。在永宁建立党、团支部，属泉州特支领导。 二、卢彬朗与卢厝村地下党支部 卢彬朗同志于1928年冬天，到台湾高雄市，在慈福杉行当伙计。 1929年，卢彬朗改名“罗德”，和苏鸿树一起参加由高雄市中华商会秘书容志云同志领导的“三点仔”会，即当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别称。这个组织办夜校，教大家学习普通话。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着台湾，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们开展革命活动，后被日本当局觉察，即被遣退配回大陆。这些人乘太平号轮船经厦门到上海杨树浦码头靠岸登陆。 回到上海后，卢彬朗找到江青白医师，以及江医师的助手江适其同志，单线建立接头站。经过一段时间，江青白同志派卢彬朗到徐家汇联系工作。卢彬朗即在徐家汇丰田纺织厂青年会半工半读。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市地下党组织。 “长沙暴动”后，上海黄金荣戏院企图放映镇压暴动的影片。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领导下，他们组织一些同志扰乱破坏，在电影放映之前，在戏院里放鞭炮，公开散发反帝、反封建传单，迫使这场电影不能放映。敌人闻讯，立即进行镇压。向中发、容志云和卢彬朗都被捕。经审讯，他们以“为共产党扰乱社会治安”的罪行，把向中发、容志云和卢彬朗三人分别判处一年或半年徒刑，期满释放。 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特务活动十分猖獗。为避免损失，如果有同志被捕了，就有其他地下同志在他的住宅窗口下贴上小纸条，作为信号，暗示其他同志不要再到这里接头了。 “淞沪抗战”事件爆发后，容志云同志派卢彬朗回福建家乡，组织地下革命活动，还发给他中共福建省委的委任书。他回到厦门，费了不少周折，才在厦门大学的校门旁边找到一个叫庄陆铭的擦皮鞋匠。庄的一只手臂折断，伤愈已成残疾之人。他们建立了联络站。抗日期间厦门失陷，庄陆铭潜回晋江。卢彬朗安排庄陆铭和卢远贝同志到东石璧谷（壁角）小学任教。 卢彬朗回到家乡卢厝村，即将村中原有一所私塾改办为“芦江学校”，后改名“复光小学”。地下党党员卢明堂先被安排在复光小学任教。那时，村里有些人经常聚集在一起，利用夜间外出偷窃财物。为了扭转村里的这一恶习，卢彬朗与学校里的老师一起，把村里的青壮年人组织起来，送入夜校，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雇来南音师傅，教他们学习乐器，唱南曲，又组织“什音”乐队和民间小调乐队。青年们组织起“农友”篮球队。村民们有了正当的农余活动机会和场所，自然不会再去做那些非法的事情。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把村中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农会或是青年赤卫队等，引导他们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条件成熟后，建立起卢厝村地下党支部。卢彬朗任书记，党员有卢情、卢炳、卢远，许极、卢友锥、卢宝、杨焕、邱沐等人。 支部建立后，经常和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或地下革命群众，如石狮湖边（新湖）村的吴子镖、苏鸿树等人取得联系。卢彬朗也常到晋江的池店或磁灶等地参加地下党召开的会议。那时，泉州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经常有地下同志如许集美等人，转移到卢厝村来。卢彬朗也曾介绍一些同志到惠安辋川中学读书。 苏鸿树同志原在台湾行医。台湾沦陷后，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本当局遣退配回大陆，先在厦门开办医馆，因秘密为中共地下党伤病员治病，后被特务觉察，漏夜逃避到石狮，嗣后就在石狮民生路开设西医馆。他的医术高明，就医的病人很多。他为地下党做了大量的工作，贡献很大。这个医馆实质上是晋江沿海一带地下党活动的联络站。从他那里收发许多地下刊物和杂志，如《华商报》等，传达各地活动信息，更重要的是为地下同志免费疗病治伤，在经济上也对地下党很大支持。 30年代初期，永宁也建立地下党支部。曾经在永宁西门外一所小字里召开几次会议。以后石狮区委会也建立起来，活动范围更加扩大。 1936年，何开秦、李刚也安排到复光小学任教。 在这一段时间里，卢厝村和其他村地下党支部的活动非常活跃，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由于黄国瑛叛变，卢明堂、何开秦被捕。卢厝村地下党支部即被破坏。 三、郑家玄与银江小学地下党支部 郑家玄（晋江安海人），1935年春季，到永宁岑兜村银江小学任教。他为人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对待学生和蔼慈祥，循循善诱，体贴备至。他又博古通今，不论语文、数学、美术、劳作手工，科科精通，是个全面发展多才多艺的好教师。 郑家玄言教身传，事事处处作学生的表率，不管是学生、家长，或是社会上的一般群众，对他都十分敬重。他那博爱的思想感化教育，真使学生佩服。学生们敢于亲近他，说出内心话。可是他对学生们的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学生的作业，即使有一点小错误，他从不轻易放过。学生在校生活、学习中，有时不知不觉地犯了错误，他总是先责备自己没有把他们教育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后指出学生的过错，使学生口服心服。 他的绘画有专长，上美术课时，先教学生构思、作图，而后再把美术作品完成。课外活动时，他带学生们到海滨写生，如渔船出海、入港，或观察内海围网捕鱼，捕促生活素材。有时又到田间描绘农民的生产实况。他的素描很好，只几笔就可画出景物来。他曾经在学校大厅两侧壁上，画上三大幅图画，一幅画狮子，写着：“要象狮子一样的体魄”；一幅画猴子，写着：“要象猴子一样的灵活”；一幅画骆驼，写着：“要象骆驼一关有耐性”。课堂上，他喜欢画蜜蜂，告诉学生：要象蜜蜂一样有组织性、有纪律性，一样勤劳勇敢。还在学校大门前的墙壁上，画一幅漫画，内容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蹂躏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画中敌人那双铁蹄很大，很有想象力、说服力、号召力，其意旨在于唤起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日。 郑家玄又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跟谁都合得来，所以群众对他非常崇敬。他常到渔民的织网间里，跟渔民聊天，建立阶级感情。抗战初期，他把村里的青年渔民、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封建迷信形式，组织“上帝会”，宣传革命道理，排演抗日歌剧，到各村宣传抗日。 为了把岑兜村建成革命的基点村，他发动群众，组织银江小学学友会，利用学友会写信给旅居菲律滨的岑兜同乡会，争取捐款，募捐救济药物回乡。他还建议改组学校领导，由李铭贻当校长。党组织也先后派邓建安、吴身乒、周荣显、吴秀恋到银江小学任教。许集美也来这里，掩蔽一段时间，住在李性闵家。许集美经常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的腐败和抓壮丁的暴行；介绍抗日游击战中的胜利情况，中国的出路是什么，等等。 1938年春季，郑家玄和蔡景和老师到塘东小学任教。过后不久，他曾写一封信给岑兜村的李自力和李贤益两人，无限深情地回忆起往昔师生们同在一起的学习和生活情景：“我从海的一方，走到海的另一方……日煦风和的春头，月白风清的夏夜，天高气爽的秋晨，朔风凛冽的冬暮……课堂研读，操场散步，墓地写生，海园朗读”历历在目，时时萦绕心间。 1944年下半年，郑家玄老师又到岑兜村来（那时他是泉州中心县委书记），找李自力、李逢佳、李贤益、李贤清、李德鑫等以前的学生谈话，公开以师生关系，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讲共产党、讲许多革命故事。过后，他又和刘都到岑兜村来，秘密交代李自力等人叫刘都是“刘国华”，说刘与李自力等人是亲戚、朋友关系。刘都就留在岑兜村开展地下工作。这段时间王经贤、刘祖丕、林长振、陈幼时、祖德（化名）、小朱（后参加泉州抢米活动，被捕后叛变）、侯如海、许集美、郑秀凤、林金等地下革命同志也经常到岑兜村活动。 1946年，在岑兜革命基点的基础上，建立银江小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自力，党员有李逢佳、李贤益、李贤清、李德鑫等。地下党支部经常和石狮点取得联系。一处是元凯医院，找许新民（石狮《民声报》副刊编辑），领取进步刊物，如《民主》、《昌言》、《文粹》等。另一处是石狮银行，找蔡景和（经理）、傅维仁、蔡友炳（均是行警），领取在香港出版的《华商报》；还有安海点的吴身乒，互相配合，共同做好通讯联络工作。 1947年夏季的一天，国民党兵抓走岑兜村七、八个壮丁，送到保队部关起来。在郑家玄老师的指点、启发下，村民们决定抢壮丁。该村几十名村民一齐冲入保队部，采用辩理和扬言强抢软硬兼施的办法，结果把这批壮丁全部抢了出来。村民们都说郑先生帮了大忙，直到现在，还健在的这批被抢出来的壮丁，一提起“抢壮丁”之事，都念念不忘郑先生。郑家玄曾为泉州中心县委撰写《晋南惠同安抗丁大同盟》一文。它是反对国民党抓丁的宣言书。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连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这样说：“共产党内还有这样的人才！” 郑家玄老师还会演戏、会唱歌，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会写作，又喜欢研究音乐，曾请许集美之兄许书纪先生配曲，他作词，共同为银江小学创作校歌一首：“在彼宝盖怀中，海峡之一方。天际翻动银江水，我的家乡。塔巅高插穹苍，白浪浩茫茫。学如山峰、耸拔更象海洋，‘忠毅勤朴’是从，奋力图自强。看归帆浮云霭，光辉照夕阳。” 1951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厦门日报》发表纪念郑家玄同志的手作——《黎明曲》。诗中这样写着：“铁蹄踏不碎复仇的心，海水浇不灭复仇的火焰。我们既为反抗而来到人间，还怕什么流血牺牲……”郑家玄烈士的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四、杆头平民地下党支部的建立和基点村开展的革命活动 1、传播革命思想 30年代后期，杆头村旅菲爱国华侨施水河等捐款，在村上建立官山小学新校舍。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聘请何必然、何开秦两位地下党员，还有一位思想进步的女青年林碧娥来校当教师。他们除了把规定的功课提前教完外，还自选一些内容丰富、思想感情浓烈的文章、材料，油印成“讲义”作为补充教材，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和欢迎。他们经常指导学生阅读书报、刊物，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写日记，每周写一篇作文。何必然等人还联系附近塔头村，塘边村等学校的师生前来和官山小学的师生接触，互相介绍学习情况，交流学习方法和心得。学生们进步很快。林碧娥老师还教学生们唱《太行山上》、《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这段期间，朱汉鹰同志曾带领一批革命同志到学校演抗日歌剧。官山小学办得严肃认真，又活跃有生气，对周围学校产生很大的影响。 何必然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解鲁迅先生的格言，讲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抗战的故事；讲述蒋介石反动派封锁解放区、阻止爱国青年奔赴延安的罪行。在老师们的启发教育和熏陶下，学生们懂得的革命道理越来越多，为他们以后参加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 2、杆头村平民地下党支部的建立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寇侵略菲律滨，中、菲交通断绝，官山小学经费来源无着而停办。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侨汇又通，学校复办。地下党派何邦基等人到官山小学任教。何邦基是何必然、何开秦的同乡，因而了解该校10多位已毕业多年的校友，如施能初、施养宗、施性镜、施养尚等人。这些学生因与何必然有接触，受影响，求知欲望较强，渴求进步，经常到学校自学。何邦基便有意识地把他们组成校友会，办夜校，还从塔头村小学借来进步书刊。通过石狮医院苏鸿树处，转来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文汇报》，让大家传阅。邀请地下党领导同志郑家玄、王经贤、郑种值、许集美、许东汉、倪永图等人为这些人讲革命故事。官山小学此时成为党的活动基地、联络站。在和地下党接触后，村上组织十多个青年，到石狮镇和附近村落，秘密张贴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标语。这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发动内战，加紧抓丁派款，就在一个月中，村上两次被围，被抓去10多人。党组织抓紧这个时机，大力宣传抗丁活动。组织群众打造短刀几十把，发动集体抗丁。 为了支援安海暴动，开展武装斗争，党组织派施能初由施西（女交通员）带路到惠安东园，掩蔽挑运一挺机关枪，回安海桥头村许集美家中，转给游队。 1947年4月间，在上级党组织考验下，由王经贤等同志，在官山小学建立杆头平民地下党支部。书记施能初，组织委员施性镜，宣传委员施养宗，武装委员施养尚。党员施性长、施纯炉。以后又吸收施能火、施柳霜、施养涵、何良兴、何时乐、何玉衡等同志为党员。 3、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杆头村成为革命基点村 （1）深入发展地下群众组织。 全村分为三个点，所有党员都分配到各点去，把民间原有看守农作物以免被盗的守更巡山楼，作为党联系群众的活动中心。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向群众讲革命故事、谈革命大好形势。由施养生、施天法、施养猛、施性挑等年纪较小的同志，联络学校中一些高年级学生，交代他们：如发现村上有什么情况，或遇到可疑的人进村，要随时向支部报告。做到革命同志进村有人保护，可疑的人进村有人暗中监视。 （2）扩大影响，争取社会上层支持，保证革命工作顺利开展。 群众组织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村上一些基本群众的父兄或祖辈，产生疑惑，担心青年人一起干坏事。党利用在老一辈间较有威望，又和青年人较有联系的官山小学董事施性炕，侨属施性潜等人做说服和解释工作；同时由何邦基、王经贤、倪永图等同志，一起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终于改变了村上老年人和妇女对新事物的看法。村中一些有影响的老人，如施能灯、施能铨、施性鹏、施纯翻、施纯源等人，都支持地下党开展工作。 施能灯把原来由他保管的全村枪支、子弹都转给地下党保管使用。施能铨不但在社会议论方面给以很大支持，而且献出一支备以防盗的走轮枪和一支汤姆逊机枪转给地下党支部使用。国民党以武装部队向晋南地区“清乡”时，永宁伪军王营长召杆头村伪保长施至瓜和他认为可疑的施性炕、施纯翻三人审讯。性炕向王营长保证：“我们村里没有什么坏人（指共产党员）。我以生命向你保证，如果今后发现还有什么坏人在活动，愿受治罪”。全村因而避免了一次“清乡”的灾难，就连当过伪保长的施纯源，不但支持他的儿子参加地下党活动，还把空着的房屋借给地下党，用以掩蔽参加武装斗争的队员。 （3）建立掩蔽点。 在全村选择家庭条件较好的居民户，建立十多个掩蔽点，掩护地下党顺利开展工作 ①保护同志们开会、学习和休息。 侨乡工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工作或学习党的文件指示，过组织生活会等，经常在杆头村举行。泉州中心县委和晋江县工委会的许集美、郑家玄、郑种植、王经贤等同志，凡到石狮、永宁一带活动，都在村上落脚、住宿和休息，地下支部都给予安排在可靠的住户，如施能铨、施性鑫、施性柱、施慷慨、施纯翻等人家中；侨属许红绸、郭乌等人家中有时也有女同志到那里住宿。党支部和有关户主妥善解决了膳宿问题，共同保护这些革命同志的安全。 ②建立秘密印刷处。 把官山小学教员何良兴的誊印室逐步演变为地下党支部的秘密印刷处，誊刻、翻印了不少秘密文件和宣传材料，如《论无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意识》等书；还从石狮医院苏鸿树和石狮交通银行蔡景和等处，接来大量进步刊物和党的文件，如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香港印发的《华商报》等刊物，摘印或翻印好后成批交中心县委和晋江县工委处理安排。 ③掩护武装人员住宿和休息。 在频繁的武装斗争中，经常有武装人员到村中掩蔽休息。这些人集中后出发，完成任务后又集中到村上休息、住宿。杆头地下党支部都给予安排掩蔽在群众家中，或派人带路出入。 ④掩护受伤的同志接受治疗。 在激烈的武装斗争中，有的同志受伤了，便转移到杆头村来。支部都设法把他们护送到石狮，让苏鸿树医治，康复后又掩护他们回到村上暂住。 1946年冬天，游击队员张水镜到石狮治伤；闽东游击队员俞宏庆因武器走火，脚部受伤，都由苏鸿树治愈。在伪军向塔头村清乡时，何邦基受伤后转移到杆头村治疗，伤势基本好转后，才转移出去。 （4）武装保护晋江县委，办好知识分子训练班。 1949年初，厦门大学、厦门五中、集美学校一批青年学生，要输送到晋江县工作。因为缺乏农村工作经验，须经短期培训，才分配工作。上级决定在杆头村举办培训班，并要求杆头村要保证做好安全保护工作。这期200多人的培训班，杆头村地下党支部决定借用官山小学校舍和圆通庵内后殿举办。保护工作是一件复杂又艰巨的任务。支部把全村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加强站岗放哨，争取社会支持。动员说服了圆通庵主持僧，并得到他的大力支持，把宫殿和禅房都借给培训班使用。另方面，组织全村党员和群众办好膳食；分批轮流，把岗哨放到一里多路的村外去。经过七天七夜严密保护工作，使培训班得以如期、安全地完成任务。这些受训学员又一批一批安全地被护送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王学平、王念平、胡岚等都是参加这次培训而留在塔山区工作的。 （5）捐款捐物、营救被捕同志。 一听到哪个同志被捕，支部党员、群众便踊跃捐款，或献出金首饰，作为营救被捕同志的活动经费。有的同志要调到闽北山区工作，支部通过施性炕备好冬衣、筹集经费，送他们出发。何良兴同志就是从官山小学调往闽浙赣省委机关工作的。 （6）偷运枪支、子弹，支持建立游击队。 1949年，晋江中心县委要建立游击中队，缺乏枪支、子弹。杆头支部利用村上用于封建械斗和夜间巡逻的枪支、子弹和掌握在群众手中的步枪，由施性镜、施养宗和个别可靠群众，偷运长短枪六、七支和子弹五百发，送到晋江西塔村洪肇服家中，再由洪转送给晋江中心县委。 （7）瓦解伪军人员，削弱敌人力量。 国民党政府为保证石狮通永宁公路的正常运行，于1948年7月间，在杆头村驻札伪保安团一个班，共15人，配备轻机枪一挺，20发的卜壳枪一支，步枪12支，子弹两箱。驻在圆通庵的后殿。支部打算后，决定联络中心县委的武装力量，缴获伪军的武器，即派施养宗同志打扮为卖香烟、糕果的小贩，经常到圆通庵与那些伪军打交道；同时，与在圆通庵内开设药铺的林祥验联系，接近伪军，了解情况。可是这些伪军进驻不久就转移了，缴枪的计划便没法实现。只是在动手之前的一段时间中，有些同志利用夜间跟这些伪军闲谈聊天时，劝伪军不要为国民党卖命，可以就近给人招赘。在他们开走前夕的一天傍晚，由施养宗同志接领名叫金来、建成、文彬的三个伪军逃跑。事后，这三个伪军都在附近农村给人招赘为入门女婿。 五、塔山区工委会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 1、塔山区地下工委会的建立 1949年4月间，泉州中心县委地下党组织，在贯彻闽浙赣省委《为配合解放军解放闽浙赣展开武装斗争的紧急任务决定》时，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解放人民，密切配合解放军解放泉州地区，把原来泉州中心县委所属的地下党组织和直属闽中领导的地下党组织，重新划分在晋江县内，由晋江县地下工委统一领导，并划分成几片，成立地下区工委，作为领导该地区的地下党的领导机构。塔山区地下工委会组织，是以杆头村的平民支部为基础组织建立起来的。 塔山区地下工委会的组织范围，以石狮外围的曾坑村、大坡村、新坡村、后溪村、西岑村一线的东北面，和由石狮至埔内的石狮通蚶江公路东面（即现在的石狮永宁镇、祥芝镇、蚶江镇的全部和原石狮镇区、晋江市龙湖镇的部份村落）这一片地区。 地下区工委会成员：书记施能初、组织委员施海滨、武装委员施性镜。同年8月间，施能初调中心县委会学习入城（解放泉州）接管工作，书记由施海滨接任，施性镜为组委；施养宗为武装委员。 地下区工委会属下有三个支部，即杆头村的平民支部，书记施能初；岑兜村的银江小学支部，书记李自力；后溪村支部，负责人郭国秦。石狮镇另行建立工委会，由杨竹志领导。还有衙口支部，即A114支部，1948年4－5月间建立，首任书记施海滨，党员有施能强、施纯锌。施海滨调塔山区工委会接任书记，A114支部书记由施纯锌负责。衙口还有一个妇女支部，党员有施西、云鹏、秀叶等。 塔山地下区工委会机关，开始驻在郭宅村。先后迁过院东村、岑兜村。国民党在晋东南“清乡”时，又迁往后溪村、大坡村，以后驻在前埔村。 在塔山区地下工委会领导下，脱离搞革命工作的同志有：施能攀、蔡文明、何时乐、何良兴、王念平、王学平、施柳霜、卢美英、卢碧霜、施向群、卢长流、李德鑫、施养尚、施能火、卢金质、王秋月、胡金连、谢美锦等30多人。 塔山区已发展地下农会小组、武装小组的有：仑后村、蚶江村、连塘村、下宅村、后杆柄村、港前村、深埕村、谢厝村、院东村、郭宅村、西厝村、沙堤村、永宁镇、沙美村、岑兜村、西岑村、前埔村、后溪村、大坡村、杆头村等。为了工作方便，曾将石狮至永宁公路以南的地区，称为“塔南”，以北称为“塔北”。 2、开展武装斗争 （1）攻打伪永宁镇公所、伪永宁经征处。 塔山地下区工委会建立不久，为了贯彻上级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决定攻打伪永宁镇公所和伪永宁经征处，以期达到摧毁伪基层政权、扩大我党影响、进一步发动群众的目的。 1949年农历五月十八日夜，区工委组织武装力量，主要以杆头村、后溪村、岑兜村、沙美村等基础较好的骨干分子参加。永宁镇的地下群众，主要是配合行动。指挥和集中地点在沙美村卢长流家中的护厝内。大约70多人的武装队员集中后，分为二批。第一批由施海滨等同志带领，分为三个小组。一组潜伏、隐蔽在洋厝崎顶的公路旁，准备截击敌人的援兵；一组负责烧亭后桥，破坏敌人的交通；另一组割断沿公路的通讯电话线。这一组还兼顾外围的观察巡视工作。 第二批，由施能初、施性镜、施养宗等带领。队伍直驱驻在永宁北门的伪经征处。 人员陆续到达目的地后，迅速把周围岗哨布置好。施能初、施养宗等首先绕过边门砸进楼室。伪经征人员睡在内屋，发现动静，随即用单人床铺堵住内门。我武装人员立即在内屋的窗户口，用手电筒照明，举着手枪，对准敌人，口喊：“不许动，缴枪不杀！”一边监视敌人，一边越窗进入内屋开门。伪经征人员跪在地上求饶。我武装人员把敌人的公文、簿册撕毁，砸烂办公用品，并缴获银元400多元。由于伪经征人员不敢反抗，我们让给一条活路，责令他们弃恶从善，回家后要安分守己。 袭击了伪经征处后，我武装人员随即集中队伍，朝永宁城隍庙进发，攻打设在庙中的伪永宁镇公所，再给敌人一个意想不到的打击。当我们在主要通道和庙前制高点“马鞍石”顶等处布置好岗哨、闯进庙中二进的伪永宁镇公所时，伪乡政人员已事先逃跑了。我方人员立即将所有办公椅桌、文件厨、户口册、公文等物，搬到庙前的大草坡上放火烧毁。火光映红夜空，因恐熊熊大火蔓延，烧及城隍庙，在群众中影响不好，特留待烈火渐渐熄灭，然后集中放哨人员，整理队伍，大肆沿永宁街高喊口号，唱革命歌曲，由专人沿途贴标语，安全地由西门外开出，气势磅礴，振奋人心。 第二天，群众纷纷传告：“昨夜共产党攻打镇公所，来了好几百人！都是一色黑制服，各带长短枪，岗哨放到洋厝岭顶。他们只打国民党政府人员，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从此，那些平时耀武扬威的伪保甲长、伪镇公所人员、恶霸流氓地痞都不敢太放肆，或出头露面干坏事，有的甚至逃走或藏匿起来。国民党复兴乡乡长蔡光仰闻讯后不久便逃到香港去。 （2）抓特务、警告伪职人员、教育土匪。 塔山区工委领导攻打伪永宁镇公所和伪经征处后，永宁镇上还有一伙人坚持反动立场，由林京水、高琪等人组成的刑警队小组，住在永宁小街的一座小楼上。他们整天嫖赌饮，为非作歹，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群众切齿痛恨。经请示晋江县工委同意，塔山区工委决定给予惩办。1949年5月间的一个晚上，由施性镜、施养宗带领区武装工作队，到永宁小街林京水巢穴。因武工队员们不认识林京水，搜进小楼时，发现他们正在赌博。林京水畏罪乘隙仓惶跳窗逃跑，只抓到高琪，即把高琪双眼蒙住，暂时押到“五一”区的锡坑村，等待请示上级批示后处理。当时适逢反动军警向我晋南一带“清乡”，高琪逃跑了。经过这一革命行动，永宁镇的刑警队员都逃匿了，刑警小组也垮了。 在我解放大军进军江南的大好形势下，在伪永宁镇公所、伪永宁经征处、伪永宁刑警小组被我武装袭击而相继垮台后，永宁一带凡任过伪职的人都有惊慌动摇的情绪，有的还通过关系同我地下党接触。为了稳住他们的情绪，以利开展革命工作，区工委会决定通过关系，召集一次以型社（由永宁镇伪镇长组织起来的反动社团）为主的伪乡镇办事人员、伪保长和封建头子等20多人的会议。此次会议在港边村李××的楼上召开。塔山区工委派施能初等同志到会，向他们讲明解放军进军江南的大好形势，并说明我党对伪职人员的政策，警告他们应切实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同时，劝告他们投靠人民这一边，争取将来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才能保住他们身家生命的安全。 在伪基层政权基本垮台、我党威信空前提高的情况下，塔山后一带以古山村洪鲫为首的一伙土匪，竟敢冒我地下党名誉，向群众派款要钱。塔山区工委会立即通过关系，警告洪鲫，并派施养宗、施向群等同志到该村，严厉责令洪鲫召集他一伙土匪开会，责令他们承认错误，教育他们改邪归正，劳动生产，安分守己，不许抢劫群众财物，更不许冒称我党名誉向群众派款，破坏我党威望；否则，必将予以严厉惩办（解放后，洪鲫原性不改，继续为匪被镇压）。对此，群众反映说：“共产党既对付反动派，又对付土匪坏人，真心保护老百姓。” （3）配合反“清乡”斗争，攻打石狮镇警察所。 1949年7月间，反动军警大规模向我晋南的龙湖、英林、金井一带“清乡”。接地下党晋江县工委通知，要塔山区工委会立即组织武装力量攻打伪石狮镇公所，借以牵制和分散伪军“清乡”的力量，配合晋南一带反“清乡”斗争。按照上级指示，此次武装袭击只骚扰，不进驻。塔山区工委立即开会研究，以执行这个指示。研究后，分头发动，组织武装人员200多人，在七月间的一天夜晚奔袭石狮。 当晚，各地武装人员，集中在曾坑村厝头角落的山面上，由石狮镇地下工委会的杨竹志、蔡剑鸣等同志配合带路。区工委根据行动计划，把200多人分成三队。第一队由施养宗同志带领，负责攻打驻在新华路尾育龄小学的交通警一个连队驻地前面的炮楼，并由施海滨同志带领一个小组，负责刈断通往泉州的电话线，烧毁附近由石狮通往青阳的一座公路桥。当施养宗带领的主干队员匍匐摸进炮楼时，发现楼中没有伪军，便到楼上向驻在育龄小学的伪交通警连队射击。龟缩在校舍楼上的敌人，闻声后立即开动架在楼顶上的机枪，密集的火力向着他们控制的范围内盲目地射击。但是，敌人没有胆量冲出驻地。这一攻击行动达到预期牵制敌人的目的，让塔山区武装袭击伪石狮镇警察所得以发挥主攻的作用。 第二队由郭国田、郭国秦兄弟两人带领。以后溪村的武装人员为主力。攻打石狮馆顶和后花交界处的一座洋楼。楼上驻有伪县保安团一个中队。我武工队员摸进并潜伏在该中队驻地周围的掩蔽处，出其不意向楼上敌人开枪射击，使敌人惊惶无措，落荒而逃。 第三队由施能初、施性镜、施养尚等同志带领。此队为主力队伍，主攻伪石狮镇警察所，其中一个小组配合石狮镇工委会的同志，在各个街道上张贴标语。主力武工队员推倒伪石狮镇警察所大门前岗哨的沙包。本来还可以爬到楼上开火，但是我们此次的行动任务只是骚扰并不占踞，所以只在大门前对准楼上开枪而不上楼。伪警察们不敢露面向我们还击。 行动前，区工委布置由潜伏在伪保安团附近的负责同志，首先鸣枪射击，作为信号，其他各队相应全面开火，把暗夜中的整个石狮笼罩在猛烈、惊恐的枪声中，掩护其他同志张贴标语，然后各队相继安全撤出石狮镇区。 队伍在石狮民生路尾的桥头集中，由各队负责人查点人数带回各村。最后，区工委的武装力量全面撤回。 3、捐款献粮，迎接解放大军入境 为了支援前线，迎接解放大军南下，塔山区工委会发动组织各地群众，以及永宁街、港边各行栈、商店捐献大米数百担，还有数量不小的虾皮、鳗脯、花生、面线等物资。另外，还有军需用品，如布鞋、毛巾、西药等。一些群众以及开明的侨属，自愿将金首饰、美钞献给地下党。与此同时，区工委又选择对象向地方绅士借款（此项借款，解放后凭借条一一清还），努力做好支前工作。 六、侨属妇女的代表 1、“薯箍姆”——李鸟蜂 李鸟蜂生于清末。在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她的生活道路十分坎坷。婚后夫妻克勤克俭，也难改变生活的艰难。为寻觅出路，她将独生子送往菲律滨谋生。岂料1942年，日寇侵占菲律滨，万恶的战火夺走了她儿子的生命。从此，她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怀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深深认识到家庭境遇寄寓于整个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强盛。她同善良刚直的丈夫，风里来雨里去，日夜操劳在田间地头，挖野菜，养猪喂鸡，为生活而艰难挣扎着。 1947年下半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王经贤，由施能攀介绍到她家落脚。由于她对党无限忠诚，加上她家地头僻静，有优越的环境条件。党组织就在她家建立联络站，开展革命工作。经常有地下同志秘密来到她家。她热情地为同志们打听消息，观察动静，当向导，站岗放哨，尽力加以掩护。 生活上，她对同志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每日三餐，不管人数多少，也不论留住日子长短，她都给予热情接待。她把地里种出来的甘薯（地瓜），切片，晒干，制成可以收藏的地瓜干，俗称“薯箍”，毫不悯惜地拿出来，供给同志们作主粮；还把时鲜蔬菜摘下作菜咸下“饭”。日子长了，同志们就亲切地称呼她为“薯箍姆”。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同志们多利用夜间开展工作。那怕是风霜刺骨的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她经常是在摸黑中完成任务。有时，个别同志病了，她都象对待自己的子侄一样加以照顾，为生病的同志送汤送药，嘘寒问暖，胜过亲娘。 1948年，中共泉州侨乡区委、塔山区工委等机关，先后在她家中召开几次重要会议，整风学习。时间长了，人数增多了，李鸟蜂经济上的负担越来越大，但她对党的一片忠诚不变。她除了负责同志们的吃、住、用等繁重事务外，白天还要打听消息，夜里得隐蔽在交通要道处放哨，保证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同志们的安全。 在白色恐怖严重威胁的岁月里，在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斗争中，她都毫不计较生命财产的安危，不但做好地下党的通讯联络工作，还勇敢机智地掩护了许集美、王经贤等不少领导同志。 1949年，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李鸟蜂同志积极配合地下革命同志，做好宣传发动组织工作，筹备粮食和各种物资支援前线。 家乡解放了，李鸟蜂同志继续积极做好妇女工作，热情投入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为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而努力工作。这位革命老妈妈，多次被选为晋江县人民代表、晋江老区代表、晋江妇女代表，得到人民群众的尊敬与爱戴。 2、“赤壳仔婶”——林贵攀 林贵攀出生于民国初期社会变革时代。她的父亲是永宁镇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把贵攀送人当时新创办的“竞新”女校念书。在学期间，贵攀就带头剪短发，毕业后即热情参加社会妇女活动。 1944年9月，由侨眷卢嫦娥等人介绍，她与地下党女党员王经贤同志认识。此后，王经贤经常秘密到她家，帮助她提高阶级觉悟，激发她的革命斗志；同时，在她的夫家建立接头站，开展地下革命活动。郑家玄、侯如海、许集美等不少地下领导干部都到过她家开会、隐蔽或治病。她还变卖首饰资助地下党购买枪支，为地下党传递信息，保持联系，甚至说服父亲，把她的娘家也作为地下党活动的接头站。 有一次，地下党决定在晋江龙湖五斗村召开干部会议，需要她为此次会议准备粮食、棉被、稻草、油灯等物。她毫不犹豫地把家中日常应用的豆豉、咸鱼、粮食和一些日常用品都搬出来，还特地买来数十斤“赤壳仔鱼”，装在几担竹篮里，上面放着棉被、毛毯和用稻草织成的床垫，雇几个可靠的人一道挑到五斗村。路上，碰到熟人，她便说是她家姑母要娶儿媳妇，办喜事借用的，安全送到会场，同志们便给她起了一个亲切的绰号——“赤壳仔婶”。 解放后，贵攀同志继续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