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石狮是我省着名侨乡。在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中，不少人与海外、境外人士有联系，故特将《香港支部》一文予以转载，便于人们了解当时有关情况。 泉州地区继1945年“科任事件”之后，又发生1946年的“五一”事件，党组织的处境十分艰难。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认为有必要对海外开展统战工作，支援家乡的地下革命斗争，决定：由郑家玄联系，指派倪永图和郑星辉前往香港，与原先在港的周德明以及陆续到港的同志汇合，建立党组织，对旅港同乡、民主人士及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海外侨胞开展工作。 首先由倪永图、郑星辉与周德明在香港建立党小组，由倪任组长。1947年1月，泉州中心县委为加强香港的工作，又派高景春、郑秀宝、陈篱香等同志到港传达上级指示，决定建立香港党支部，由高任书记。同年2月，高调离港另有任务，由倪继任书记。9月，泉州中心县委又决定调倪回泉工作，支部工作交由郑星辉负责。 香港的特点是“自由港”，当时的出入未受限制，民间进步人士纷纷由内地陆续转到香港活动，进步的书籍及报刊可在港出版发行，集会、结社也有一定“自由”。在党的“南委”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学术、文艺以及工会俱乐部、夜校等活动，十分活跃。通过这些活动培训干部，团结教育群众，扩大统战队伍。凡香港开展的民主进步活动，香港党支部都组织同志积极参加。“南委”中原菲共“华支”来港的许立、郭健、郑士美等，在工作上都给香港支部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地下党派往香港开展工作的同志大都有亲人在港或在菲岛等地。亲人们热爱祖国，思想倾向进步，生活上可以得到他们的照料，在工作上也给予我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如倪永图通过倪永年，倪永藩的关系，暂时安置在堂兄倪永安经营的威利公司工作。郑星辉由民主人士黄长水（解放后任中侨委副主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广州市副市长）安排在泉昌公司任职。有了较稳定的立足地和公开身份掩护，可为进一步开展工作作好充分准备。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必须扩大接触面。黄长水、倪永年等先生介绍倪永图等人与王雨亭（解放后任中侨委委员，全国侨联秘书长，已逝）张殊明（解放后任中侨委委员）、黄福泽、庄明思、欧阳朝宗、苏子潜、黄来传、黄福耀等民主人士认识，并与“两会”（福建同乡会及福建商会）的理事长庄成宗和王少平取得联系，为我们提供各种便利条件。我们曾利用两会名义取得身份证，让许多同志（如许立、黄国璋）安全通过“国统区”进入游击区或解放区。同时，在港的民主人士还为我们提供几处较理想的活动基地，如建光学校、工商俱乐部和港菲出人口商会、暨南大学香港校友会等，均是我们团结民主进步人士、组织讲座等进步活动的场所，并可作为初到港同志的落脚地。郑星辉经常利用工商俱乐部，由其兄家楚协助包装邮寄书刊报纸，连续三年没间断。我们还与分布在九龙东方酱油厂及鸭利洲米粉厂的进步群众施俊钩和赵世皮保持经常的联系，通过他们组织厂里工人学习文化和政治时事，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施、赵后来由香港党支部输送回家乡参加革命工作。 旅居海外的乡亲和民主人士素有爱国爱乡、热心支持革命的光荣传统。党支部经常有计划有重重点向他们宣传介绍家乡革命斗争的情况。我们以香港为基地，通过各种渠道扩大与东南亚一些爱国华侨保持联系。旅菲的陈××、高××、高作辑，旅居新、马的洪骏声等，都在舆论上给我们支持。分布在菲、新、马、越南等地的张匡时、郑智民、胡水、陈文、叶振汉等同志，都与香港同志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各自在所在地发挥作用，在经济上支持家乡的革命斗争。解放前后各地同志陆续回乡工作。由新四军辗转返乡的郭席排，也通过香港支部安排返泉，参加武装斗争。在南洋群岛的同志也先后介绍张孙云、林水芋、苏锦宽、陈祖场返回泉州地区参加地下革命工作。 香港当地进步组织举办的学术讲座、演讲会，我们都派人参加，有机会接触不少知名人士，从而听到郭沫若、茅盾、邓初民、许涤新、连贯、邵荃麟、刘思慕等的学术报告，使我们开阔眼界，提高理论水平。当时林金言经党支部与“南委”联系，推荐她以学生会主席名义在著名民主人士陈其瑗为院长的香港达德学院开展工作。 党支部还运用进步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宣传家乡革命斗争实况，揭露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罪行。由倪永图执笔报道的安海暴动及闽东南（主要指泉州、莆仙一带）人民革命斗争事迹，分别在党的刊物《群众》及《华商报》上发表。有关闽东南人民革命斗争事迹，还被新华通讯社选编为电讯稿，在邯郸广播电台广播。特别是郑家玄用密写方法寄到香港的《戴云山战斗的经过情况》，经倪永图整理后，在新加坡《南侨日报》发表。由郑家玄倡议、执笔的以“晋南惠同安壮丁大同盟”的名义，写成《宣言》号召开展反对征兵斗争，通过关系，全文刊登在菲律宾的《华侨导报》上，在海外震动很大。此外，倪、郑、梨青等还写些短小又有战斗性的杂文、诗歌，在《华商报》的副刊《热风》上发表。有一篇由倪执笔、介绍流行于福建游击区的革命歌谣（内容是：“禾已死、草将枯，天降泽、民得苏”），还由许书记给歌词配曲。这些稿件在舆论上起了宣传鼓舞的积极作用，促进革命工作的开展。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家乡的革命斗争急需海外在经济上大力支持。筹款任务要求抓紧完成，还要求进步书籍、报刊及药品，必须源源不断地供应内地。当时旅港乡亲及菲岛、新、马爱国侨胞在舆论上、经济上都积极给予支持。由我们经手转寄的大约有3000多美元；直接由菲岛、新、马等地寄回家乡支持的款项不计在内。 寄报刊、书籍和宣传品，对推动家乡革命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法八章》，除邮寄家乡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外，还寄给福建省国民党各县党政机关。至于进步报纸《华商报》，更是做到有求必应。我们按组织指定的地址、份数包装妥寄，尽量满足家乡同志的要求。各地一接到报纸都争相传阅，作为学习、宣传的好材料；重要的文章或新闻报道，经泉州中心县委宣教部翻印，及时把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胜利消息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发挥革命舆论的威力。 当时家乡比较欠缺的药品如盘尼西林、色芳色素、鱼肝油、葡萄糖等，由黄长水等民主人士慷慨捐赠，由党支部通过关系输送到游击队。 在港的民主人士，对来港的领导同志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龙其是黄长水先生表现更为突出，不论食宿治病或接头联系，都提供方便，如闽浙赣省委候补委员刘润世、闽中地委书记黄国璋，先后于1947年冬、1948年秋到港，都得到黄先生热情接待和细心掩护。黄国璋在地下斗争中数次受伤，身上仍嵌着敌人的弹片，在港就医摘除。黄长水先生不仅亲自请香港外科名医为他诊治，还设法让他住进设备完善的养和医院，医疗所需费用完全由他负责支付。黄国璋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恢复了健康，并顺利地接上“南委”的关系，于1949年春北上，抵达解放区。刘润世也在1948年春由香港安全转到湖南开展地下武装斗争。 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海运事业的需要，泉州中心县委厦门工委书记刘双恩应召于1948年秋到港，与香港党支部取得联系，找黄国璋商议工作，然后向“南委”方方同志报到，接受党的任务。在港筹建华厦公司，购置轮船，先后调刘宗基、许新识、陈嘉禧、周秉夫等十几名中共泉州党组织的同志到船上工作，负责运送在港的陈嘉庚、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完成筹集、运输大量物资往华北支援解放军等工作。 刘双恩还利用与国民党招商局运输轮“海辽号”船长方枕流的朋友关系，长期对其耐心教育争取。方枕流于1949年9月19日9时率“海辽”轮全体船员正式宣布起义，完成了党交给的“成为新中国成立时挂上新国旗的第一艘轮船”的光荣任务。当时毛主席曾致电庆贺，嘉勉全体起义船员。 电文如下：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祝你们在海上起义，并祝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1949-12-24日 香港支部自1946年8月至1949年5月的三年时间中，完成了党组织交托的任务，为支援内地的地下斗争，做出一定贡献。今就记忆所及写下几个片断，疏漏难免，请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