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乃固泉州东南之重镇，“背五虎而面金狮，襟东海而挹西紫”，隔海峡与宝岛台湾相望。永宁与台湾有着密切的地缘、人缘、文缘、神缘关系。本文根据史料、轶闻，结合实物、谱牒资料，进行综述，权作引玉之砖。 一、血浓于水移民情 据《台湾文化》统计，台湾的汉族移民中，福建闽南人占了绝大部分，约占全岛汉族人口的83.1%，其中泉州为44.8%，又占了一半以上。在泉籍移民中，永宁人是占了一定比重的。若以移居金门岛而论，较早当推梅林人李体仁。据《梅林李氏海下派家谱》，约在明代成弘年间（1465－1505年），李体仁“派居金门”：若以移居台湾而论，较早当推永宁人高题。据《永宁霁霞高氏家谱》，高题“生万历丁亥（1587年），卒壬辰（1652年），葬台湾演武场”。同谱又载：高印柱“生崇祯戊寅（1638年），卒康熙辛巳（1701年），殁于‘番邦’。娶陈氏，（陈）生崇祯癸未（1643），葬在台湾”。以上几位，可以说是早期永宁人移居台湾（金门）的先驱者。 明末清初，郑成功的抗清义军崛起于闽南，百姓从之如流。清顺治二年（1645年）郑成功还曾派部将林顺到永宁招兵（因清兵“猝到”而未果）。1661年，郑成功率水陆大军克复台湾，投奔郑成功的永宁子弟兵必然随之入台。与此同时，清王朝厉行“海禁”和“迁界令”。规定“离海三十里村庄田宅，悉皆焚弃”。永宁百姓在“迁界”中倍受摧残，据《梅林李氏海下派家谱》记载：“顺治辛丑遭迁，其家室物产，兵车蹂蹴，废而为故墟。”郑成功“驰令各处”，尽力收容沿海难民，移入台湾，总人数约五万余人，显然，这当中亦有永宁人。见之谱牒者有高公祐之子（名佚），“公祐，生崇祯甲申（1644年），生男□□，甲辰年（1664年）搬往台湾。”又有尤基荣，赴台死后，葬在台湾佳藤港（据《永宁霁霞高氏家谱》及《鳌城尤氏渊源小考》）。 1683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入台湾，帮助清王朝完成了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步。1684年，清政府设台湾府，下辖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于福建省。台湾与福建的地缘更加密切，这对移民往台提供了方便。康熙至雍正年间，尽管清政府三令五申禁止或限制大陆人移居台湾；但是，台湾开发的局面已打开，尤其是对居住在人稠地狭的福建沿海居民来说，更具吸引力。当时，人们“偷渡来台，其自厦门出港……至台亦有小船于鹿耳门外，陆续运载至安平……”（周元文《台湾府志》卷10）。据《鳌城东瀛刘氏家谱》记载，康熙末年（1700－1722年），有刘廷奎往台湾，其次子刘奇照被拐卖。刘廷奎的胞兄刘廷文得知侄儿被拐，多次想渡海交涉，均未遂。又有“刘奇耀，生于康熙辛丑（1721年），游台湾，葬城外”。此时，永宁尤氏族人也有移居台湾者，据有关族谱记载，其十一世尤铨连“葬于台湾上居”，十二世尤洵元“分居台湾大埔林。” 至乾、嘉年间（1736－1820年），泉台之间出现移民高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经清政府批准，蚶江与鹿港对渡。蚶江成为大陆与台湾通商对航的中心港，祥芝、永宁也成为支港，对台开放。禁令之废驰，蚶江、永宁之开放，大大有利于移民迁徙。仅以《鳌西林氏长房二家谱》统计，这一时期往台人数达80人，集中居住于鹿港、彰化、大甲、西螺、凤山。“中宪大夫”林元品便是这一支移民家族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根据该谱，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移民有如下特点： 1、出现了兄弟相率，夫妻同往的现象。如林廷梯“元业门子，生嘉庆丁巳（1797年），卒咸丰丙辰（1877年），公葬在台湾鹿港”。又林廷任“元业三子，生嘉庆庚辰（1820年），卒道光庚戌（1850年），葬在台”。此乃兄弟相率也。反如林仁礼，“廷为长子（住台），生嘉庆庚辰（1820年），卒咸丰戊午（1858年）。妣高氏，本里（永宁）女，殁台”。此乃夫妻相率也。 2、出现了单身移民往台后娶妻，建立家庭的现象。如林逊淑，“台湾彰化武庠生。生嘉庆壬申（1812年），卒道光丙午（1846年）。续妣伍氏，名祃娘，台女”。 3、出现了台湾妇女嫁到大陆的现象。如林尹权，“例授登仕佐郎。生道光庚子（1840年），卒光绪乙酉（1885年）。续妣施氏，名根娘，系台鹿港龙山寺女，原籍泉晋钱江”。又，林登湖，“生同治壬戌（1862年），卒民国甲子（1924年）。妣施氏，台女”。正如王连茂先生所说：“台湾妇女嫁到大陆来，使海峡两岸人民的血肉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其重大意义实不容忽视。” 嘉庆年间（1796－1820年），往台且较有影响者当推永宁岑兜村人李锡金。李后成为台湾新竹李氏的开基祖。锡金为人急公尚义，“素好任恤，乡党称之”。某年，新竹粮食歉收，他四处奔波，捐款办理平粜。咸丰三年（1854年）居住在艋舺的漳、泉移民发生械斗，并将波及新竹。锡金闻讯后，联络淡水乡贤郑用锡分赴各庄，竭诚劝导，呼吁人们“父诫其子，兄告其弟，各革面，各洗心，勿怀夙忿，勿蹈前愆。既亲其所亲，亦亲其所疏，一体同仁”。在李、郑二人的苦心劝解下，漳、泉移民捐弃前嫌，停止械斗。同治四年（1865年）李锡金卒于新竹。光绪六年（1880年），福建巡抚题请旌表，入祀孝悌祠。1882年，建坊于新竹北门南仔庄。新竹李氏奉锡金为开基祖，春秋祭祀。在锡金的影响下，其住台后裔均能弘扬祖德，持身恭敬，屡有善行。台湾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为锡金立传，并称赞“李氏自锡金以来，孝友传家，子孙蕃衍，至今犹为望族！” 总之，随着移民高潮的到来，永宁人迁居台湾历久不衰。甚至到道光以后（1821－1850年），仍有移居台湾者。见之谱牒的有小东门刘绍采，“生于同治甲子年（1864年），卒光绪乙未（1895年），亡葬淡水”（《鳌城东瀛刘氏家谱》）。又有西门外林登洞等8人。林登洞“号登明，生同治癸亥（1863年），卒光绪庚辰（1880年），葬在台湾”，立碑：“鳌西林登明墓”（《鳌西林氏长房二家谱》）。 二、船舶交往朝夕繁 据《福建经济发展简史》记载，从宋代开始，福建成为对外贸易的先进地区。泉州一带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多，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泉州惠安县人谢履所作的《泉南歌》就提到： 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此时永宁称“水澳”，已发展成为泉州对外贸易的一个辅助港口。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在宝盖山兴建了“关锁塔”（又名万寿塔、俗名姑嫂塔），虽为“风水”而建，但实际起着航标的作用。道光《晋江县志》云：“关锁，水口镇塔也。高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往来。”以海为生的永宁人从此“高帆健，疾榜击汰，出没于雾涛风浪中，习而安之”。在对外贸易中，澎湖列岛、台湾岛当然成了永宁人捷足先登的中转站。七十年代，在这条航道中先后发现有唐、宋外销瓷器，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泉州与台湾商贸往来的情况。 永宁与台湾的商贸往来步入高峰，是在清代乾隆年间以后。那时，永宁从明代的倭患、清初的迁界破坏中崛起，经济走上了复苏阶段。据《永宁卫志》云：“幸太平日久，民生不见外事……贾陶商贩，推我邑之多。”永宁与台湾之间的传统商贸关系得到了加强。尤其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蚶江与鹿港对渡之后，永宁造船业兴盛一时，“其船上可通苏浙，下可抵粤东，即台湾运载，亦用此船”。永宁的梅林澳、高厝按航运繁忙，俨似商港。光绪年间还在梅林设“闽海局关”，对商船征收进出口税。 永宁与台湾的商贸往来，步入高峰，就民间而言，有如下几个事例： 1、林元品与“日茂”行。 林元品，永宁西门外人，祖辈在台湾鹿港经商。其父林振嵩“回籍养老”，林元品“缀业渡台，代理生计”。其父辞世后，元品“奔丧哭泣奠祭，竭尽礼诚。丧事毕，仍东渡经略”。元品在台湾经商致富，为人急公尚义。某年鹿港变乱，元品“倾资五千金助饷，运粮艘，募乡勇”。后来，蔡牵进攻台湾，元品“复救难民万计”。被朝廷授以“奉直大夫”，晋升“中宪大夫”。相传，嘉庆皇帝曾微访台湾，在林元品家中住宿，见元品居官清廉，屡有义举，很是嘉奖，特意题写红底金字“日茂”大匾以赠。此事为两地林氏族人所津津乐道。林氏族人在台湾开设的商行也称为“日茂”行，至今还保存有遗物。鹿港、永宁林氏族人又建造同一型式的“大夫第”，两地林氏长房的宅院也通称“日茂”。（参考《林元品与大夫第》） 2、高启特与“荣兴号”。 据永宁高武铺先生介绍，其七世祖高启特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拥有三艘“乌槽”船。每船都有三支桅杆，还有辅助桅帆。其中，“荣兴号”乌槽专航台湾基隆线。运出货物主要有：桂圆、香菇、茶叶、笋干、瓷器……还有永宁高氏“荣兴号”生产的“荣兴面线”。而乌槽船从台湾运回的货物主要有：大米、白糖、果品等。据说，年终乌槽返航永宁时，炮声轰鸣，热闹非凡。现高家尚保存有当年“荣兴号”乌槽船上供奉的天上圣母（妈祖）、顺风耳二尊铜像以及“荣兴”鬃印、乌槽船目一眼。 3、陈孤与“霞源”商行。 这里引用的虽是一则民间佚闻，但“霞源”（也叫秋官第）府邸故址尚存于永宁观音亭。“霞源”发迹史在永宁世代相传，应当是确有其事。陈孤，生于咸丰年间（1851－1861年），是一位商船上的水手。那时，“海上武装集团”首领蔡牵（同安人），纵横台湾海峡之间，听其号令者不下万人，连清王朝对之也无可奈何。来往商船树其令旗者，畅通无阻。陈孤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与蔡牵攀上“亲戚”关系，得到蔡牵的令旗和丰厚的馈赠。从此，陈孤建置了几只乌槽商船。船号“霞源”。乌槽可载重上千石大米，经常往返永宁至台湾一线，兴盛一时。 三、两岸文缘长相联 由于永宁与台湾特殊的地缘、人缘关系，两岸的文化交流也经久不衰，特别是清代，随着移民高潮的到来，两岸商贸的繁荣，两岸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始立府、县学，岁科试以取生员。因草莱初辟，文风未盛，故入泮较为容易。而晋江“文风尤盛，而定额有限”。因此一些屡困科场的泉州学子便东渡台湾，希望在台湾考取秀才资格，然后转回原籍，参加乡试。一时，泉、台间文化交流非常密切。据《鳌城东瀛刘氏家谱》记载：“刘廷简，讳尔敦，乃游台湾，得凤山县学生员……乡试，道经祖家（永宁），与祖德炳公最爱。深谈诗酒，唱和诗集存览……” 另据《鳌西林氏长房二家谱》统计，该房迁台人数约80人，其中有8人在台湾取得功名。其中林廷梯，字子清，谥云阶，道光年间中举人。其余有林元科，台郡庠生。林廷珪，凤山县岁贡生。又有林逊淑、林逊貌获得彰化县武庠生。担任官职者有林元品，授中宪大夫。林逊举，例授文林郎，拣选县正堂兼内阁中书舍人。尤其是林元品长子林廷捷，被委任为福建延平府沙县儒学正堂，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又如李锡金之孙李祖琛在新竹设私塾，积极传播祖国传统文化，“以尊德性励风俗为本”，“邑有义举，辄任其事”。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李祖琛内渡回永宁，课督子孙，有子七人，“希曾，岁贡生；师曾，举人，余皆读书，为世用”。锡金之侄孙李祖训、李祖泽“素敦内行，博学能文”。其中李祖训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以岁贡生任台湾府学训导。还与乡人组织“竹梅吟社”，专事行吟，风雅一时。 四、城隍分身过台湾 移民到了台湾，除带去大陆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去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据蒋毓英《台湾府志》记载，台湾移民“佞佛谄鬼，各尚茹素……无论男女老幼，常相率入礼拜堂，诵经听讲”。这种“信鬼神，惑浮屠”的社会风气普遍存在移民社会中，有一定的思想基础。艰难、危险的时候，人们企望求得支持和保护；思乡、怀祖的时候，人们也可由此中寻觅故土文化的深切气息。移民的宗教信仰，在这里转变成了怀念故乡的文化、体现故土文化的情感因素。由永宁移民带入台湾的神祗主要有：天上圣母和城隍爷。 天上圣母（即妈祖）。相传妈祖姓林，名默，莆田湄洲一农家之女。生下有灵异，是我国东南沿海著名的海上保护神。永宁移民或商人前往台湾时，船上都供奉着妈祖神像、神位，以求渡海平安。抵达台湾后，又“奉迎船上天妃”于陆上。正如连横在《台湾通史》中所说：“天后，亦称天上圣母，台之男女靡不奉之，而郊商海客且尊为安澜之神”。永宁高启特“荣兴号”乌槽船当时前往台湾基隆经商，船上便供奉着妈祖神像。该神像现仍保存在永宁高家。妈祖被各地信徒传入台湾后，香火相继不绝。1895年以前，全台共有妈祖庙七十四座。 城隍，乃一方城廓之保护神。据考证，“城隍”是由《周礼》腊祭八神之一“水庸”演化而来。就历史发展来看，城隍神的崇拜普及于唐，盛行于宋，并开始列入祀典。元代，城隍进入国家守护神的行列，朝野奉祀城隍蔚然成风。道教也开始将城隍纳入自己的体系。明代，政府特地为城隍规定级别，国都称“威灵王”作为各地方城隍的总领，以下府称公，州称侯，县称伯。民间认为城隍主掌剪凶除恶、护国安邦、风调雨顺、管领一方亡魂，对城隍的信仰很虔诚。 永宁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洪武后期（1387－1398年），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修葺扩建，成为闽南地区规模较大、保存较完好的古寺庙之一，其建筑艺术、书法、联文、木雕、石刻均可称是上乘之作，现列为石狮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永宁城隍分身台湾，流传着一则故事：清代，有一永宁高姓商人在台湾鹿港开设“日兴”商行，专营大陆土特产。有一次商行失窃，损失甚大，案发多时未能侦破。有人建议请祖家永宁城隍爷来断一断。于是，永宁城隍“过水”到台湾。果然，贼人惧怕神威，投案自首。自此之后，每年永宁城隍爷诞辰（农历五月廿八日），台湾乡亲即到永宁大作寿庆。数年后，并于鹿港为永宁城隍爷建了庙宇（参考《永宁城隍庙》）。后来，城隍香火分支台中、彰化、台南各地，奉祀永宁城隍爷的庙宇总数达一百多座。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虽历尽沧桑变化，台湾乡亲仍不忘永宁城隍爷曾给他们带去兴旺与平安，多次组团到永宁城隍庙谒祖进香，进行宗教文化交流，沟通两岸同胞亲情。如1989年3月26日，台湾台中市灵兴宫董事会组织进香团到永宁。永宁乡亲用传统的大鼓吹、什音、高跷来迎接隔绝四十年的同胞。镇侨联、永宁居委会、永宁团结老友会、永宁城隍庙重修委员会等出席欢迎会。台胞们在永宁城隍庙举行虔诚的进香仪式，永宁乡亲还向台胞赠送纪念品（转引《永宁乡土资料》第37期）。 五、结束语 “高亭福地香烟袅，宝盖新花秀色生。久别同胞今携手，闽台海峡庆升平。”（王振汉《致台中灵兴宫谒祖团》）是啊！永宁与台湾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是任何力量也阻隔不断的。“海峡流水急，骨肉亲情在”。手足之情，令两岸人民刻骨铭心。思亲之切，使两岸人民魂牵梦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