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宁梅福庵建成于光绪己丑（1889）年冬，供奉南海（普陀）观音菩萨。先是，有普陀山僧人善修“奉佛下山，由南海而入沪（深沪）”。庚辰（1880）年六月十一日，“由沪江以进永（永宁），为募兴梅福之举，逗留鳌水之西”。同年八月，善修南渡菲律宾，发动募捐。癸未（1883）年十月，善修回永宁，“事无头绪而素手堪叹”。幸好，甲申（1884）年，永宁旅菲侨亲董国梁把募捐到的一百六十五银圆汇回，作为兴建梅福庵的第一笔资金。众人又推荐蔡恢扬前往菲律宾，向旅居马尼拉、怡朗的永宁侨亲募捐，共得款近六百圆。蔡景云、陈锡纶、王文锦等人也在永宁募捐近二百圆。于是，众人推荐蔡耀奎为监事，善修为出纳，蔡泉坑为督工。于光绪乙酉（1885）年正月初六动土，至己丑（1889）年十二月完工。功成之后，由蔡耀奎执笔，撰写两方碑文：《新建梅福庵募捐小引》、《新建梅福庵碑记》，并请人雕镌于石，镶嵌于墙上。 本文拟从分析梅福庵这两方碑刻入手，结合其它史料，探讨清末永宁社会经济情况，以作引玉之砖。 一、迷信活动比较盛行 《新建梅福庵募捐小引》称：善修选在永宁西门兴建梅福庵，是因为“善信之福、地脉之灵”，并宣称此地“拜堂则官星挂印，锁水则双鲤浴澜，固其栖神、祀神无不宜也”。其实，善修选择永宁兴建梅福庵，主要是清末永宁迷信活动比较盛行，有一定社会基础。据道光《晋江县志·烈女志》记载：“泉俗妇人既老，多断遣家事，拜佛持斋”。这种“拜佛持斋”的风俗在永宁也很盛行，如民国《梅林海下派君涌家谱》记载，黄钱娘“清淡吃素，诚敬奉佛，不惟感化梅人，四方勇妇窃效，持斋日盛；而日诫其季（三）子，建设斋堂，朝夕诵经罔懈。所以持斋人等，闻其风者，咸趋附而礼拜焉”。 其次，梅福庵供奉观音菩萨，而观音信仰是闽南民间信仰中最普遍的一种。“二月十九日，为观音诞辰。士女骈集殿庭炷香，或施佛前长明灯油，以保安康，或供长幡，云求子得子。既生小儿，则于观音座下，皈依寄名，可保长寿。僧尼建观音会，庄严道场，香花供养”。（《中华全国风俗志》）永宁民间信仰观音，由来已久，相传中亭观音庙始建于隋代，至今已有千年历史。道光年间、光绪年间还两次重修。永宁人翰林陈棨仁还亲自为中亭撰写楹联。可见，善修选择在永宁兴建梅福庵以供奉观音菩萨，是基于永宁迷信活动比较盛行且对观音信仰有一定基础；而梅福庵的建成，为永宁增添了一处佛教胜迹。 二、清末永宁华侨 两个碑刻都提到永宁旅菲侨亲为兴建梅福庵而捐款的事实。《新建梅福庵募捐小引》还详细地开列捐款人、捐款数，这对于我们了解清末永宁华侨情况提供宝贵的资料。 永宁，是古代泉州港的支港，《闽书》称永宁“东滨大海，北界祥芝及语屿寨，南连深沪、福全，为泉襟裾”。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很早就有永宁人侨居海外。这种风气到清代仍然不减。如永宁《鳌城东瀛刘氏家谱》记载，嘉庆年间（1796－1820年），刘奇延，前往印度尼西亚经商，卒于番咬（今雅加达）。永宁人侨居海外以吕宋（菲律宾）最多。据《梅林李氏长房长家谱》记载，李意澍，“生同治庚午（1870年），卒光绪庚子（1900年），殁在小吕宋（马尼拉）”。这些侨亲，在侨居国白手起家，虽身在海外，却胸怀桑梓。家乡每有义举，均能慷慨捐资，玉成其事。从《募捐小引》中可以看出： 岷依蚋（马尼拉）侨亲共捐款四百四十四圆，约合白银三百二十两。其中龚大螺倡捐一百圆、黄当邦捐五十圆、郑尊罗、郑亲念、刘惟甚各捐二十四圆。其余侨亲有：李蒲、蔡泉坑、李略缀、许六、许踏、卢板、李荣、蔡惟聘、施志魁、刘管、杨饭、施志耀、许存咸、许志芳、许逊让、郑螺、郑天、王章拔、卢发、林隆、李锦、卢远炳、陈长情、许志球、吴山、蔡衍趣、蔡文聘、苏瓜、王共二十九人合捐二百二十二圆。 佳教鄢侨亲共捐款一百六十五圆，约合白银一百一十四两。其中董国梁合众捐一百一十五圆，董宗筹捐五十圆。 怡朗侨亲共捐款一百四十八圆，约合白银一百零五两。其中施得捐三十圆、林逊铁捐十二圆。另外：龚丕顿、蔡猷瓯、许猴、黄凿、龚丕焕、卢同、张箴、卢蛤、杨烧、高绳宗、许志彬、蔡渊、郭彩、施局全、蔡霞猫、许垂尚、卢源兴、卢为福、许祖墙、郑送、颜顺兴、王焕、卢纯、郭龙、郭头、郭蛾、卢添、郭炊、邱森、卢昉、黄琼、郑象、卢鼎、邱泡、卢滔、张达、龚锭、杨泉、许波、杨从、龚本共四十一人合捐九十圆。 另有永宁侨亲开办的商号：源合、合利、协发、源发、洽发、义发合捐十四圆。 综上所述，仅侨居马尼拉、佳教鄢、怡朗三地的永宁人为兴建梅福庵捐款的人数便多达七十九人，可见实际侨居人数当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有的在菲律宾还开办商号，有一定经济基础。有的侨亲如马尼拉的龚大螺、佳教鄢的董国梁、怡朗的施得实际上已成为当地永宁侨亲的领头人。仅龚大螺一人便捐一百五十圆。董国梁还在佳教鄢代为发动捐款，并汇回第一笔工程费用。可见，《新建梅福庵募捐小引》碑刻应成为泉州华侨史研究中的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三、永宁经济发展的佐证 从《新建梅福庵募捐小引》中，我们还发现有二十四家永宁商号为工程捐款三十三圆。这些商号是：四和堂、盛兴、合顺、合兴、联和、源兴、洽兴、新奇珍、泉隆、泉记、三益、合成、金和、义和、泉芳、复盛、锦成、珍兴、新春、升源、联丰、鼎和、瑞庆、玉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永宁经济发展的情况。 清末，泉州港早已衰退，失去昔日“东方第一大港”的风彩。永宁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但总体来说还是有所增长。尤其是传统的对台贸易、海外贸易的风气不衰。如永宁西门外林氏《长房二家谱》记载，道光以后，该房前往台湾经商者约有二十余人。又有小东门刘绍采“生同治甲子（1864年），卒光绪乙未（1895年），亡葬淡水”。又有梅林李意煌“生道光甲辰（1844年），卒民国六年（1917年），寄葬在台湾小南门外法华寺前”。清末从事海外贸易而见诸族谱记载者，有西门外林登元，光绪年间前往新加坡谋生。梅林人李忠棹于道光年间“经商四海”，“家计大振”。还有从事国内海上贸易的，如李忠“往北行商，在小西洋溺海身亡”。 对台贸易、海上贸易、海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刺激永宁经济的发展。永宁、沙堤、梅林、港边、外高的商人纷纷建造“乌槽船”，专走南北商埠，外地商船也时常停靠永宁，进行贸易。正是由于对外贸易有所发展。光绪七年（1881年），政府才在永宁设立“闽海局关”（关址位于中亭观音庙边），以征收出入口税。以后还在梅林设立派出机构——水司馆（馆址在黄厝祠堂）。永宁海关的设置一直延续到1937年；也正是由于永宁经济有所增长，才能够有一定的财力用来兴建梅福庵等寺庙。其他如道光年间重修北门真武殿，同治年间重修虎岫寺，道光、光绪年间两次重修中亭观音庙等。 四、结束语 《泉州府志》记事下限至乾隆年间，《晋江县志》修成于道光十年（1830年），《永宁卫志》（手抄本）下限也在乾隆年间，且文字简略。永宁各姓原存族谱大多散失、毁坏。因此，有关清末永宁的社会经济情况，史料欠缺，很少有人专题讨论过。虽然，余煌焕先生（已故）曾撰写《清末永宁概况》，保存许多珍贵资料。近年李显扬同志撰写《永宁闽海局关的设立》，对了解清末永宁经济活动提供参考。但是，这些都不足以反映清末永宁历史的全貌。而对于清末永宁历史进行全面的认识，这是进行近代史教育、乡情、国情教育的一个组成部份。因此，加强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便显得很有必要。本文便是基于这种认识，以梅福庵现存两方碑刻入手，结合永宁现存其它文物，参考各姓残谱和其它史料撰写而成。希望能引起人们对永宁近代史的兴趣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