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5月厦门沦陷，敌机时常骚扰轰炸晋江县城（现泉州鲤城区）及沿海各地。当时晋江县各中学奉命内迁安溪、南安、永春、德化等县山区，如晋江一中迁校德化县城，培元中学内迁南安九都，养正中学迁入南安岭兜等等。各校师生开始经历着一段不寻常的生活上极为艰难的教与学的生活。 我于1939年冬考入省立德化师范。1940年春入学。在德化度过比其他内迁各校更为艰苦的山城求学四个年头的学习生活。 行程四日 艰苦跋涉 “德师”建校于1939年秋，时值抗战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贫困落后的德化山区，物力维艰，办学条件极差。加以当地长期巨匪肆虐，生民涂炭。虽1939年初匪首张雄南被省保安部队击毙，荡平了匪患，然作为匪患重灾区的德化，已是满目疮痍，于此建校自是更为困难重重。 当时，为实行“焦土”抗战，我省沿海各县公路悉加破坏，泉永德公路沟壑纵横。我们这些赴德化求学的人，都是肩挑行李，按预约日期第一天步行至泉州城内，与几个学友聚集后，于翌日一道出发。第二天夜宿南安小罗溪。第三天挺进至永春县城。最后一天，翻越一座高山，抵达德化县城。 行程四日，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备尝艰辛。路上，时遇高山横阻，仰望百千级石阶蜿蜒直上。我们拾级攀登，肩有重负，气喘吁吁，然而总是努力向上。也曾见那富家子弟以轿代步，斜躺于竹轿上，颤悠悠地步步高升。对此，我们既有妬羡之意，也觉处此艰苦年代，青年学生不该如此图享受。路上，每就餐于有村落之道旁小饭摊，喝了几碗稀粥汤，就着那久腌的咸空心菜、菜脯。菜咸涩难以入口，却不用钱买的，饭价也经济，总算填饱了肚子。夜宿小客栈，有的棉被脏臭，怕有虱子，便索性脱去被单，只盖棉絮，勉强合眼过夜，天一亮，便又迈上征程。 每年寒暑假，也是如此自挑行李步行归返。第二年起，入学路上，也曾偶见那惠安滨海同学，肩上行李特别重，一头是衣物，一头是二、三十斤的海盐。他们不怕路远重负，到校后，以此卖给向来缺盐的人家，可得个好价，以解决一学期的生活费用。真有心计，也有气力，令人佩服。 为粮而战 饱腹何易 入学后的第一道难题是口粮问题。剿匪后的重灾区，县田粮处征粮难入库，时而无法供应我校近千人的口粮。无米难为炊，学校只得时而组织“甲简班”老大哥下乡购粮。我们本科班的则负责下乡购运柴薪。每人肩挑每块重约二、三十斤的大松木两块，一路步履高低，跌撞归来。购粮同学翻山越岭，挨户劝售，有幸购得一些，则需背负肩挑，跋涉归返；也曾颗粒未得，空手返回，徒唤奈何。 记得一次，下乡购粮同学，清晨出发，当晚九时许犹姗姗未归。厨房里已是锅水沸腾却无米为炊。同学们也腹勉力上了晚自修，正嗷嗷待哺，而我们的教官却集中全校学生于大操场上高唱抗日歌曲。饿扁了肚子的歌声自是越来越显得有气无力。这一“迟到”的晚饭直熬至晚十一时才进餐。同学们狼吞虎咽之后才懒洋洋地回宿舍就寝。 更有令人难以忘怀的一次是学校派往县田粮处购米的“老”同学，为争购粮食竟与当地剿匪部队的购粮人员发生冲突。“丘九”（学生）凭借人多势众竟卸下部队一排级庶务长的驳壳枪，轰走了“丘八”，胜利地运回了粮食。“丘八”们怎肯干休，当晚即出动大批部队，包围了学校。他们把枪口伸向窗内，枪栓拉得直响。校方将在楼下自修的学生转移到楼上。派人与之交涉无效。邹有华校长乃奋力冲出重围往团部交涉。后经团长下令方撤回部队。 然而事并未就此为止。几日后，全副戎装、戴上少校军衔领章的我校林教官，于浔江边公路上竟遭一伙士兵伏击，惨遭殴打，送医院治疗。消息传开，师生愤然。此事后经双方领导协商，通过召集全团官兵及全校师生联合大会，由双方领导上台发言，一致强调彼此必须团结友好，不再发生事故，一场“争米风波”始告平息，而吃亏的却是喊口令不如前之宏亮的林教官。 1940年下半年，田粮处口粮供应已无甚问题。然而我们每餐所得的依然是一大碗红糙米粥，配上20多粒豌豆或一大挟芥菜而已。一日三餐俱是如此，恰似苦行僧陀。饭量已感不足，何敢奢言营养。然而那不争气的胃肠竟未能尽其天职，只见学校那大茅坑上尽浮上原形、原色未变的红糙米饭粒。难怪泉州慈儿院叶青眼院长到校参观时，当面向校长建议：学校尽可用粪便——红糙米粒作饲料，大养其猪，改善师生伙食。 初期，学校没有膳厅，每日三餐分组蹲于操场作“大便式”就餐。盛夏酷暑，毒日曝晒，大地蒸热，口中饭烫，所谓“三热”真够难受。于是乎，只有加快吃的速度，图早解脱。 一年后，原住于学校后面的晋江专员公署迁往永春，那座大祠宇便让给学校作膳厅。同时，学校也建立养猪场，大约每月可加菜一次。于是“一年不知肉味”已成过去。大家莫不为时来运转而举手加额。 医药匮乏 疟魔肆虐 初到德化，见到处遍种柿树，红彤彤的柿果诱人口馋。当地同学告以柿树上红熟柿果可任人采吃，青色的留作制柿饼用，则不许采摘。于是我们利用假日，相邀大采红柿。回校后，每颗柿果插上几根火柴梗，藏于衣箱内加温。几日后，睡前取而食之，清甜可口。但后又听当地人说“一颗红柿内藏几十个疟疾鬼”，所以他们不吃鲜红柿。后来，果然有不少个吃红柿的同学患上疟疾，也就自责“病从口入”啦。 其实，德化原是个疟疾流行区，当地每年农历八月发病率最高，故当地人称之为“八寒”。患此病者极为普遍，我校约有60%以上同学染上疟疾，来自闽南的尤多。疟疾分一日、间日或三日疟，发病先发恶寒，继以高热，热退如常人，但脸黄体倦，久之脾脏必肿大。我们这些往德化求学而久疟者，大多带着高隆的肚子回来。更有那魔鬼般的恶性疟，恶冷之后，高热不退，发狂呓语，不省人事。有的患者，因无人照顾，狂热时竟跳入浔江，一命呜呼。当时我校老师丧命于恶性疟者，也有二人，真令人深为痛惜。 抗战期间，药物短缺，疟病特效药“奎宁”和“扑疟母星”无从购得，真是“无奈小虫何”。学校从第二学期起，规定入学时，每生须持有百粒“奎宁”丸（自己保管）及一件蚊帐，经过验讫方许注册入学。此一措施，确也解决了一些问题。 军事管理 生活紧张 德师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主要由训育处和军训处共同负责。训育处设主任及训育员，主持总的生管工作；军训处有主任教官、教官、助理教官及童军教官等四、五人，负责军训及主持日常集会、集队、早操等生管工作。童军教官则着重负责本科班一年级学生的管理与训练。 受客观条件限制，校舍无法集中，设校本部、校分部，教学区与宿舍分开。宿舍分布于各隅祠庙内。各宿舍分别有训育处人员及教官管理学生生活。 在宿舍里，我们睡双层总铺，一个挨一个躺着。德化属小大陆性气候，即使盛夏，晚间半夜也得盖棉被，更显得窄挤、闷热。冬天冷冻，我们总把棉被卷成长圆筒，钻了进去，脚部还用束制服的腰皮带捆扎起来取暖。宿舍里订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按时熄灯就寝、起床。清晨，军号一响，教官奔入宿舍，对懒慢起床者，逐一手提捆扎的皮带就床一砸，吼叫“起床”。匆匆盥洗后，哨子一响，火速在宿舍前集队，迟到者要受教官皮带的鞭打。遂即整队奔向校本部大操场去作晨操。 待各路大军云集后，长龙般的队伍便绕操场运转起来。整齐的步伐，伴着“一、二、三、四”的宏亮呼声，响彻云霄，划破了小山城的晨寂。隆冬，广场铺上银光闪闪的霜层，真是个霜里行军情更迫，何等壮观！ 跑了一圈复一圈，已是汗淋气喘。掉队的被集中排于升旗台前“示众”；表现不好者则被罚作“两手举起，两腿半分弯”，呆立于广场中作“展品”。 按规定，本科一年级学生著童军装，不许穿马裤，逢寒冬腊月，都被冻得两腿发紫，瑟缩不止。 跑步后便是隆重的升旗仪式。之后是校长、训育主任或教官的“精神训话”。其内容或传达上峰指示，或作重要通知，或讲点道德修养及纪律讲评，或简介重要新闻等等。傍晚，当然还有行礼如仪的降旗仪式及临时讲话。 每日三餐依例集队，然后分席蹲于操场上就餐。晚间自修后，各宿舍学生分别集队，由教官带回宿舍。 学校门禁森严，学生外出须经请假并持有“外出证”。否则路遇教官或训育处人员就得受盘问、受处罚。 学校制订有惩罚条款，约为批评、警告、记过、关禁闭、勒令退学、开除等等。当然还有临时性的训斥和“两个两”的罚站等处分形式。 军事课为必修课程，也是学校整个军事训练和管理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简易班学生都身著全副黑色军服装束。上军事课时，由教官带领于操场上或作徒手操练，或持枪于地上打滚，或直立瞄准、卧地瞄准，一泡就是大半天。各班还举行令人向往的实弹射击。本科一年级学生的童军训练自是轻松多了。第二年起虽也加入军训行列，但少能摸到枪，更不用说实弹射击了。出于对枪和实弹射击的好奇心，我们真有点丧气和怨气哩。 似此每天频频集队、集会，一天上六七节课，晚间还得晚自修，几乎没有自己支配的时间。加以严格的军事管理的精神压力，因之生活确是异常紧张。唯一可让绷紧的脑弦稍松弛一下的倒是那防空警报时间——每逢警报拉响，我们便相率奔往学校周围那杉柏葱郁的高冈上，躺于草地上，悠闲地仰望碧空那缥缈的云朵，领略“浮生半日闲”的闲情逸趣。 宣传抗日 爱国情昂 抗战期间，日寇的侵略，国土的沦丧，民众的苦难，激起山区青年学生对日寇的痛恨，对抗战前途的关怀。而学校也十分重视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唤醒民众，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每天清晨，我校各宿舍学生集队来校本部路上，必沿途高唱抗日救亡歌曲，高呼抗日口号。激昂的歌声、口号，震撼黎明的山城，渲染了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此为经常性的抗日宣传的活动形式。 每周总有几次于升旗后，由教师或教官简介有关抗战的重要新闻。这在当时通讯设备落后的情况下，大大满足了学生了解抗战形势的需求。课余的走廊上，当日报框上报纸的“昨日黄花”（报纸不能当天到达），也很有市场。 起初是出于学生的要求，以后却成为军训课内容之一的时事讲座，常由教官于一二个月中举行一次。内容如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南京大撤退大屠杀等大战役的专题讲述、评析；有阶段性各战区抗战形势的讲解等。我们还常于军训课稍息时，缠着赖助教讲他亲身参加过的抗日战役的实况或见闻。他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讲得逼真动人。于此场合，听者秩序最好，情绪最高。因为当时在青年学生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比抗战更让他们关心的呢？ 学校还经常举办以抗日为中心的文娱晚会，如抗日独幕话剧会演、抗日歌曲歌咏晚会等。歌咏晚会中，学校合唱团、各班歌咏队都一一上台演唱。几位音乐老师也分别上台独唱。当时，在泉州声乐界颇负盛名的丁道津老师《嘉陵江上》的男高音独唱，宏亮雄浑的歌声，振荡山城，于今似乎仍余音绕耳，留下深刻印象。 晚会总在大操场举行，我们整队依序站立于戏台前观看，虽站立良久，但秩序大多良好。晚会既活跃和丰富了当时极为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也接受生动的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时内迁德化的晋江一中，也曾多次在我校操场公演该校知名语文教师萨兆琛先生编著的多幕抗日话剧，演出效果甚佳。我们也组织前往观看，饱赏眼福，也接受了教育。 为开展对外宣传，学校组织了以朱豪杰同学为主的绘画宣传组，绘制不少巨幅木框架的抗日宣传画，悬挂于县城各显眼处。此系山城空前的宣传举措，效果良好。 此外，大约是1941年秋，我们还曾配合县田赋处下乡宣传征收田赋的活动，向民众讲明缴交钱粮的意义。前方抗日部队需粮，县里公教人员及内迁中学师生要吃饭。我总觉得那次下乡宣传是符合抗日的利益的。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抗日时期求学山城，距今已是五十多个春秋了，当年艰苦的学习生活也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然而“峥嵘岁月稠”，那具有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迁各校学子学习生活共性的往事，却是值得缅怀的。当年山城求学虽历尽艰苦，但艰苦磨炼了人，增强了艰苦奋斗的意志和抗战必胜的信念，且也提高了文化素质，因而追忆也是美好和有意义的。